找回中医思维 从本复兴中医
•目前，对张仲景的误解很深。但很多误解是为了突破禁区，发展学术，这种误解、甚至曲解都是善意的。
•在中西医并存，而非并重的情况下，再加上不规范的医疗市场，中医不断被边缘化。在这样的严重现实面前，再误解、误读张仲景的学术，就会加重中医事业的损失，或者会延误中医事业的复兴。
•复兴中医的道路，必须从大处着眼。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提出的口号是“学仲景、说仲景、用仲景、做仲景”，回归中医原创思维，达到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中医复兴才会有希望。
我们目前尚处于中西医共存的时代，还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说的“中西医并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一是一些地区乡以下基本上没有中医了，三级卫生网的网底非常薄弱，群众看中医必须进城，这是很严重的现实问题；二是城里的中医严重西化，“中医院不姓中”也是多年来难以扭转的现实弊端，是一系列政策不合理的体现。可以说，中医复兴的道路还很漫长。
复兴中医的道路，必须从大处着眼。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提出的口号是“学仲景、说仲景、用仲景、做仲景”，“回归中医”原创思维，达到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中医复兴才会有希望。
靠什么复兴中医
政策是中医发展的天，大众信仰是中医发展的地，中医事业的复兴更离不开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
中医几千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学术传承的历史。中医在近代的衰落，既有外部还原论医学飞速发展的原因，也有中医内部理论不自信，发展道路迷失，甘心屈居“从属地位”，做“二等医学”的深刻原因。
中医的发展道路，与西医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中医的复兴。
那么，中医走的是什么发展道路？肯定不是“结构决定功能”构成论、还原论的“破碎化（碎片化）发展模式”，而是整体自然生成的发展模式，是人与天地万物密切相关的世界观。
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精神、意识的结构，也难以发现寒热虚实的物质载体，藏本质、证本质研究、化学分析等，没有揭示中医的本质，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按照西医化学定量分析的道路，我们开不出汤药来，也无法说明中医外治法为什么会有效。这是一条使中医不断萎缩的错误道路。
痛定思痛，我们需要回归中医原创思维。这需要大家平心静气地重读经典，反思中医的学术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理论自信、疗效自强、传承自觉。
但是，在中西医共存的背景下，我们真的读懂经典了吗？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提出的口号是“学仲景、说仲景、用仲景、做仲景”，四个境界，需要我们按照不同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从对张仲景的误解中走出来
“经方家”对“医经家”的误解
目前，对张仲景的误解很深。有人说张仲景的方子都是“经方”，方证对应，效验如神。这样就预设了一个圈套，凡是不能效验如神的人，都没有学习好张仲景的经方，只有某些人可以“替神说话”，只有某些人可以“效验如神”。
这种方证对应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日本。当然“方证同条”，重视方证的研究方法，肇始于孙思邈。《伤寒杂病论》传到日本之后，近代逐渐思维固化，“傻瓜化”地使用经方。岳美中先生批评说：“东洋也在学南阳，终归一病是一方。”对号入座，不辨证，就矮化了张仲景。
国内“辨证论治规范化研究”的目的，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把证规范为“亚疾病单位”，做成“铁证”金标准，最后，去掉“辨”和“论”，只保留“证”和“治”，也就是不要理论推导、思辨，只要数据和方药。方证对应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太随意”，把主观的东西挤出去，不要理论思维。
证本来是活的，是随时变化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被当做中医不规范的现象，被否定了。因此说，我们误解了张仲景。
张仲景是如何看待经方的？与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样。这从皇甫谧《甲乙经序言》里可以看出，误解张仲景的历史很悠久。皇甫谧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指事切用。”那么，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里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为何只字不提《汤液经》？他重视的是理论指导。国医大师邓铁涛说，张仲景用医经家的理论，指导经方家的实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辨证论治体系。
张仲景在使用伊尹的经方时，或更换原有的“四神方”的名称（有大小青龙汤，没有大小白虎汤、玄武汤，也没见大小朱雀汤），或在应用时经常加减药味，或曰“主之”，或说“可与”，灵活使用，随手拈来，真如神龙入海，见首不见尾。皇甫谧误解了张仲景，这是“经方家”对“医经家”的误解。
诸医家对张仲景的误读
北宋·林亿校正《伤寒论》时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实王叔和以诸“可、不可”论述伤寒证治，而不遵从仲景六经辨证之说，所以，也未能揭示仲景理论之精髓。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研究的结果是：“寻方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论述伤寒病不分表里证，笼统反对太医以寒凉药治疗伤寒，距阐明六经辨证实质尚有较远距离。难怪林亿谓“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王焘《外台》按仲景《伤寒论》原文中的日数，首引小建中、再引调胃承气、次引小柴胡汤分别治一日、二日、三日等四五日之前的伤寒病，可知其尚未望见仲景门墙。
孙思邈等晋唐名家虽崇拜仲景对伤寒病的辨治“特有神功”，但正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所说：“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这说明古人读懂张仲景也是不容易的。
误解张仲景的人很多，王安道《医经溯洄集·张仲景立法考》对张仲景的误解更深，几乎把张仲景的“武功”大部分废掉了。
王安道说：“读仲景之书，当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知其书足以为万世法，而后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则疑信相杂，未免通此而碍彼也。呜呼！自仲景以来，发明其书者，不可以数计，然其所以立法之意，竟未闻有表彰而示人者，岂求之而不得之欤？将相循习而不求欤？抑有之而余未之见欤？”
看上去王安道对于前人研究的情况很不满意，那么他提出来什么见解呢？他推求的结果却将《伤寒论》引向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冬季）：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既病谓之温与暑。”“呜呼！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王安道的这一“论断”，使学仲景伤寒者，只有在冬季有可用之法，其他三季的温热病都不必用《伤寒论》方。即使是应用了《伤寒论》的方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王安道也认为这只是出于偶然，不是必然结果。他说：“今人虽以治伤寒法治温、暑，亦不过借用耳，非仲景立法之本意也。”
王安道在对仲景伤寒学术的全面理解上是很不够的，尤其错误的是他将麻黄汤、桂枝汤与仲景伤寒方等同看待，让人觉得仿佛仲景伤寒方只有麻桂二方。仲景之前没有辛凉解表法，以桂枝麻黄等性温之剂解表，难用而可以用，故法度森严，稍有误治即成变证，此正是仲景《伤寒论》的难能之处，恰如仲景所言：“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安道自相矛盾地说：“伤寒与温病、热病，其攻里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热，故不必求异。”此说一出，其所立“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的论断，也就不攻自破了。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注意王安道的自相矛盾，而是只记住了他所说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
温病学家架空了仲景
明代和清代温病学兴起和成熟之后，温病学家对张仲景的误解更深，甚至直接修改张仲景关于温病的概念，架空了张仲景。
张仲景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吴鞠通《温病条辨》却说：“仲景所云（温病）不恶风寒者，非全不不恶寒也，其先亦恶风寒，迨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耳。”
《温病条辨》，其上焦篇云：“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吴鞠通所说的这九种温病，几乎囊括了仲景时代的所有外感热病。所不同的是仲景《伤寒例》用广义伤寒来概括这九种温热病，而吴鞠通则用广义温病来概括。
温病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不取仲景“不恶寒而渴”的定义，而是认为温病初期都有恶寒表证；已不仅仅局限于春季，而是可以泛发于四季。也就是“温病”一词所包括的病症，已经完全与广义伤寒没有区别了。
温病概念由狭义变成广义之后，王安道的“法也，方也，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法”的影响，还没有“呜呼”，仍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使仲景“伤寒方”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走出误区，找回“仲景”
当然，古人误解张仲景是为了突破禁区，发展学术，这种误解、甚至曲解都是善意的。
今天，在中西医并存，而不是并重的情况下，再加上不规范的医疗市场，已经把中西医的学术之争，变成了地盘和利益之争，中医不断被边缘化，在这样严重的现实面前，再误解、误读张仲景的学术，就会加重中医事业的损失，或者会延误中医事业的复兴。
因此，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肩负着历史责任，把学仲景、说仲景、用仲景、做仲景的活动深入开展下去，为中医学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这就是我们的中医梦、仲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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