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新医改与医疗信息化

一个人这一辈能有多大成绩能为这个社会做多大贡献，除了跟他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有关外，跟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平台也有很大关系。

想曾国藩、诸葛亮、张居正，何等聪明绝顶、机变权谋、刚毅决断之士，若非官居宰相，也难以有如此大的成绩；但是一个肯做事情的人，是无论他在什么位置上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的去做事情的，他会在社会给他提供的平台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情，也许在做事情的时候，自己的平台也在不断提高，以至于做了越来越多的事情，如王阳明、王安石、梁启超。

我个人这辈子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平台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但是我想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我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并非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并非想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所做的，只是因为我想那么做而已。想做事情的人永远都会踏踏实实的做事情，不想做事情的人永远都会为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社会变革之所以深刻，在于影响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总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诟病；在改革中受益的可能会嫌受益不够，表达不满；在改革中，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的人，也多半会表达不满。其实我觉得，前者表达的不满往往比后者更强烈，更积极，这些人本来应该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和支持者，相反却变成了改革的阻碍者和误导者。

一个能把改革搞好的人，首先肯定要是一个“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的人。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的现代文化都缺乏产生这种人格的环境。所以几千年才有一个王安石，几千年才有一个张居正。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要打破一种平衡，再造一种新的平衡。打破平衡肯定是个痛苦的过程，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也肯定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磨合过程。可是唯有此，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越变越好。

如果我们不只是紧盯着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欧美社会，而是能稍微认真的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或者说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就稍微了解一下一衣带水的日本韩国的近代发展史，我们都会发现，他们也是经历了很多阵痛、痛苦甚至是毁灭后才浴火重生的。所以，必须有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勇于承担起这些牺牲，这些付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会越来越好。

当今中国的情况确实十分复杂，经济发达之前，文化却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古代中国，外来文化入侵时，多是处在盛世，如汉唐时期的佛教入侵，那时中国本土有强大的儒道基础，更重要的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所带来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给了中华文明强有力的抵抗力和包容力。

当今中国，虽有发展，但离盛世还真的很远，分崩离析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让中华文明丧失了强有力的抵抗力和包容力，要么不加思索的排斥异己，要么不加思索的否定自己。

看看日本的近代发展史吧，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为了学习西方，几乎是全部废弃了日本传统文化，日本传统医药消亡殆尽后，日本才想起来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当年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呢？一个国家武力或经济上征服了别国，文化上却被同化，那是胜是败，是好是坏呢？虽然文化上被不被同化，对于贫民没有任何意义，贫民只关心自己的生死福祸荣辱。

社会变革之所以深刻，不仅仅在于它变革着经济政治，更在于它会影响着那个决定和贯穿一个人一个民族全部思考和行为习惯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或者说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幸福的社会，而不是一定要把社会建造成什么样子，或者改造成什么样子。我想中国的变革，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变革，一种文化和思想的整合和再造。所以，具体到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我都会把他放在文化的高度去理解，去把握，去思考，去参与。

任何变革首先都应当是人的变革
新医改也不例外。都说，医疗、教育、住房是压在中国人民现实生活层面上的三座大山。凡是社会问题，都是我高度关注的，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从小就希望尽我最大可能做为这个社会做些事情。

有幸的是，也是阴差阳错的，我工作的这几年一直在医疗行业，也许这一辈子都会与医疗行业不可分割了。而且我的这个工种，是医疗行业中覆盖业务和流程最广最全的，可以称为现代医疗和现代医院的神经中枢，这为我深入的了解医疗、医疗问题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医疗问题很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是看病难看病贵的看病问题；医疗问题的产生并不完全是资源配置的经济问题，也不完全是体制和制度的政治问题，只是把问题总结为看病难那看病贵比较直观，只是把问题归结为资源配置、体制制度问题，可以让每个人都松一口气，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既然是体制制度的问题，那肯定不是具体某个人的责任，那也肯定不是具体某个人就有能力就有责任去解决的。我想，如果当年卢梭、孟德斯鸠也这么思考和对待当时的法国社会，法国、西欧、北美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可能都会改写了吧？

其实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任何改革，归根结底，首先都应该是人的改革。

新医改的很多具体措施，其实就是建立在医疗信息化基础之上的。

一件事情，你赋予它多大的意义，它就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动力和多大的价值感。

建立在医疗信息化基础之上的新医改，其实在技术难度上并不复杂，但是这里面有大量的业务和规则需要耐心的去捋清楚，这里面有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去做，而这些基础工作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还有管理工作。

我们所知道的的建立在医疗信息化基础之上的新医改措施，有已经完成的全省联网的新农合，正在收尾的省居民健康系统，将要进行的全省联网，乃至跨省联网的职工医保异地实时报销。

由于安徽境内的县区农合管理单位有87个，这87个是指有统一农合办管理的，而并非就是87个区县，比如铜陵市是市辖三区统一一个新农合管理办公室，把市辖三区的新农合统一管理。

由于目前各区县农合是自筹资金，自主管理的，而只是名义上在业务上接受省卫生厅农合办的管理，由于卫生厅管不到钱也管不到人，实际上各个县基本是各自为政，这样虽然符合现实的管理水平，但是却增加量了运营和管理成本，往往一个县不按统一规范处理接口程序，不按统一规范维护数据，导致了其他单位在数据和程序响应时出现问题，卫生厅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里面固然有管理模式和制度的问题，但我想更深层次的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每个开发商或者至少是每个县的技术主管，能把本县的程序和数据维护上升到整个省的统一和规范的高度来对待，我想问题是可以避免很多的。但是即使是他们能有这么高度重视，由于地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支付水平的不均衡，每个县也只能各自为政各自管理，这样每个县的保险比例和门槛费也就不尽相同。每个县所面临的资金有效运作和资金压力这两个问题的平衡也就不一样。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盲目悲观，要考虑清楚哪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哪些问题是可以更好面对的，我们才有可能把事情做的更好。

人，才是终极目的

下一步将要开展的工作是省内乃至跨省的城镇医保的异地实时结报。如果这项工作做成了，那么合肥的医保就能在芜湖用，芜湖的医保能在马鞍山用，甚至将来上海的医保也能在合肥用。

省内乃至跨省的城镇医保的异地实时结报，所要面临的问题与现在省内农合所面临的问题一定会有很多相似性，无论是客观经济上的各地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报销比例与门槛费不一致，还是各自为政模式下，各地开发商与技术业务主管对统一规范认识高度不够。

这些可以预见到的问题，我是可以在我的工作中与卫生厅或人社厅的管理及工作人员积极沟通，予以尽力避免的。也许我人微言轻，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争取的。

我决定做一件事情与否，从来不以难易程度和投入多少个人成本为根本出发点，只以是否有意义为出发点，这一点上，我是有那么一点点任侠的性格的。
还可能有一些未知的技术和业务难题，甚至是技术和业务之外的难题，我想一个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我也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智力去面度和解决这些问题。更何况我还有一个特别投脾气，特别支持我工作的领导。

建立在全省的农合和城镇医保异地实时结报基础之上，就可以实现这段时间一直提的先看病后付费了。当然先看病后付费的真正实现，目前看来还比较远，还有很多技术的管理，特别是利益的壁垒，更深层的是文化的壁垒需要去破除破解，但是我想这都是需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

农民兄弟、普通工薪阶层、退休人员挣钱都不容易，而这些人又是异地实时结报的最大受益人群，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减轻他们的资金周转压力，减轻他们的报销难度。这就是我看待这项工作的高度。但是，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做好，也不是靠我那点任侠的性格就可以的，是必须有缜密的思考和踏实的工作，要能有重复枯燥简单枯燥劳动的耐心，还要有洞察和理解人性人心的远见卓识。

先看病后付费，确实对信息系统、社保局卫生局及各级医院的联合管理、对社会道德风险和医院财务风险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想把这件好事情做成做好，就要在保证受益者受益的同时，保证医院利益和正常医疗活动不受损失。而这样一来就大大超出了医院信息系统的技术部分本身，而上升到一个管理的层面。这就不能只是技术本位的考虑问题，而是要根据实际的业务和需要考虑问题。还是那句话，在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里，任何技术都不是终极目的，任何技术都是为人的事情服务的。

观念决定信息系统应用水平
有一项任务和新医改貌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关系很大，那就是居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居民健康信息平台客观的讲，在安徽起步很晚，进步很慢。目前只有个别市有市级的尚不完备的健康系统，而合肥是没有的。

我们正在建设的是省级数据平台，即把所有省级医院的就诊信息进行联网化平台化，这样一来，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病历信息就能被其他医院调用到，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患者的检查和检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社保财政资金的负担。

可是目前这项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一方面是各家医院要么不够重视，要么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是实际操作的人仅仅把这件事情当做一项信息化建设任务，甚至只是当做一项行政性任务来做，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提高到一种新医改的高度来认识。

这样在制定鼓励和奖励措施时，就有所疏漏，医院方面、开发商方面、甚至政府主导部门就有所疏漏了。如果能在经济和荣誉上鼓励医院使用居民健康系统查询数据减少重复检查，那么这项工作一定要比现在推进的更快一些。

其实任何所谓体制或者制度的制定，归根结底还是认识高度和文化思维习惯的产物，认识高度到了一定程度，文化思维习惯深入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因地制宜，机变权谋的制定出更优更好的制度和体制。

具体到实际的信息化技术方面，居民健康系统的唯一标示号就是患者的身份证号，而医院信息系统的身份证号主要有这么几个来源，患者登记注册时，从医保卡农合卡中读取到的；患者登记时，自己提供的；患者住院时，医生在病历里录入登记的。

从医保卡和农合卡中获取到的一般不会错，患者自己提供的一般也不会错。
可是不得不说病案首页上登记病人基本信息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件枯燥的不能再枯燥的事情了。有些医疗一线的同事不能说他们缺乏责任和专业水准，更不能说他们缺乏社会正义感，但是对于信息登记，则是缺乏耐心的拼凑甚至虚构，这不仅给后期数据整理很大压力，也增加他们自己的工作压力。

其实他们只需要认认真真登记一次，以后就不要登记了；其实他们如果认真登记，以后对于科研也是一笔相当宝贵财富。

现在我们只能把那些编造出来的身份证号找出来，改成正确的，或者屏蔽掉。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很枯燥，而且极没技术含量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有耐心也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成做好的。

戮力实干的人要懂得懂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对于诊断技术和软件模板的过度依赖，已经使得很多人（不光是医务人员）越来越忽略人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技术；越来越缺乏承担枯燥但是重要工作的耐心和担当，即使掌握着先进设备。

超声诊断、影像诊断靠模板、甚至病历书写也大量的靠模板，这样确实减少了重复工作量，但是也使得工作人员忽略了一些异常情况，大量可能有异常或者明显有异常的技术指标，变成正常的报告。这样一种对技术和软件模板的过度依赖跟什么制度体制没有直接关系，是跟人有直接关系的，是跟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习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和文化习惯中被解构成一个个技术指标，被物化成一个个技术手段，这不能说不是对自我标榜为人本主义的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思维习惯的莫大讽刺。

而其实这种现象，在几十年前就被一些先进的欧美社会学家所发现和批判了，只是我不知道，中国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是否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整体考量”，而是否也要面临这样一些靠我们自身免疫力和包容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

任何社会改革包括新医改，所面临的的问题，绝对不只是技术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更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思维模式的问题；这一切一切的问题，唯有上升到文化习惯和思维模式的高度予以理解，予以把握，予以思考，予以参与，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而一个人这辈子想要做成做好一点事情，除了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奋斗外，还要懂得顺势而为。懂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人，才可能做出一番造势时的业绩。逆势而为、逆社会潮流、逆人性人心而为，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多么有正义感和多么英勇，只能说明这个人是个眼高手低的白痴和自命清高的清流。

我相信，只要努力，懂得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的努力，自强不息，中国是会再有像王阳明、曾国藩那样的可以造时势的英雄的；我想现在的中国也需要那样造时势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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