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未病的思想经历——成熟

 唐代，“治未病”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最具代表者当属孙思邈，其在《千金要方》中言：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将疾病比较科学地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反复告诫人们要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并将“治未病”作为评判好医生的标准。因此，孙思邈倡导积极养生，认为治未病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既病早治着眼，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很有实用价值。如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唯风宜防，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甚良”；并创“苏酒方”以“辟疫气”，“一人饮之，一家无疫；一家饮之，
一里无疫”；在既病防变方面提出有消渴病的防变措施，“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有大
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问发痈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
    宋代，治未病思想同样受到了医家的重视。如南宋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提及刺泻
风门，可令背不痈疽。又明言脐灸有壮元气之功效，能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窦材在《扁鹊
心书•住世之法》中则将灸法列为各种养生保健法的首位，主张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
脘以防病摄生，而且要求早灸、多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并指出熏灸关元于无病时可预防保健，在既病后可防病传变。《太平圣惠方》载有“将中风之候”，“未中风一两月前或三五个月前，足胫上忽发酸重顽痹”，提出“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以预防中风，这对后世运用针灸防治中风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杲在《医说》中认为“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的原因，是“三里者，五脏六腑之沟渠也，常欲宣通，即无风疾”，因此，灸足三里亦可预防中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载有：胎儿初生，即“俗以黄连汁压之”以清解胎毒，能防胎中诸疾。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当摄生防邪侵，用药宜小心谨慎，“或无下证，慎不可下也”，“凉药久则寒不能食”。
    元明时期，医家亦主张“摄养于无疾之先”，大都是对《黄帝内经》中“治未病”概念
的延伸。如元代邹弦所续宋代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中提及，按擦涌泉穴可“终不染痒，
面色红腻，腰足轻快”。《丹溪心法》云：“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
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
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始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抗邪气。“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其论著反复阐述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以调脾胃”(《脾胃论》)。
    明代的张景岳云：“故在圣人则常用意于未病未乱之先，所以灾祸不侵，身命可保。”强调体质强弱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脏病唯虚者能受而实者不受，脏邪唯实者能传而虚者不传”。汪绮石著《理虚元鉴》，虽是治疗虚劳病的专书，但也有鲜明的“治未病”特色，提出“虚劳当治其未成”，认为若病已成而后治之则“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方为善策。”万全的《育婴家秘》也体现了预防为先，不治巳病治未病的理念。其提出“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病。实质上加强了小儿先天、后天之本。小儿先天充足，后天强盛则邪不可干，故孕育正常，生长健康，发育良好，疾病免生。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对艾灸神阙防病保健，延年益寿的运用十分广泛，《医学入门》、《类经图
翼》、《医学汇言》中分别对于灸此穴的时间、灸量及有关验案都有具体描述。如《类经图
翼》载隔盐灸神阙穴“若灸至三五百壮，不唯愈疾，亦且延年”。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
还详细记录了应用艾灸预防中风，“但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
重，良久方解，此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
    清代，治未病思想更趋完善。喻嘉言深谙治未病要义，所著《医门法律》以“未病先
防，已病早治”之精神贯穿始终。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抵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
计。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夏月三伏用药贴敷肺俞、膏肓俞、百劳等穴，可预防哮
喘冬季发病。”更是发展了“冬病夏治”的防病复发思想。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体现未
病先防的思想，其专篇列有“记未病以前之形状”，载有中风之先兆症状34种，提醒人们
“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叶天士将治未病思想广泛应用于温热病中，其在《温热论》中指出，对于温热病控制其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病属热证，热偏盛而易出汗，极易伤津耗液，故保津护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是控制温病发展的积极措施。同时根据病人体质采取不同的原则及方药，以防传变。如对素体阳气不足者，治疗时注意顾护阳气，即《温热论》所述“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对于素体阴虚者，则指出“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这种辨体质、先安防变的用药方法，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其后，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不厌其烦地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指出温病易伤阴动风而致痉，所以要“于其未痉之先……以法治之，而痉之源绝矣”，“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若“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于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用以养阴清热息风防痉厥，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吴氏还认为温病瘥后，最易因食而复，强调病后防复的重要性，“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成为我国最早的卫生工作方针，“治未病”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随着国家疾病防控与卫生监督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水平提高，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观。麻疹、白喉、百日咳、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防治也取得明显进展；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得到重视和加强，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精神病等，开展了社区综合防治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地方病的防治，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学发展趋势“由以治病为目标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给“治未病”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6年3月，国家l6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将“人口和健康”作为重点领域之一，明确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相结合的方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2007年1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特别提请大家思考和研究一个问题。中医学有一个理念：‘上工治未病’，我理解就是重视预防和保健的医学，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身体强壮，抵抗力增强了，不生病或少生病不是更好吗?”吴仪副总理一语道出了中医学思想的精髓，符合“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治未病”的理念和实践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中医“治未病”的新纪元。2008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2010年)》，紧接着，遴选确定了两批共46家“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涉及l7个省(区、市)和局直属直管医院。同时确定了上海、广东为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省市，开展区域性试点工作。研究制定了“治未病”科研规划，组织实施了一批科技项目并及时转化推广成果。2009年1月，在第二届“治未病”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说：“中医药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理念，顺应了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其精髓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下，‘治未病’将开启中医药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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