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浅析
核心提示：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所谓辨证，就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所得到的数据，全面了解病人所出现的证候，进行分析，明确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性质，探察其邪正对比，从而掌握疾病发展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所谓辨证，就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所得到的数据，全面了解病人所出现的证候，进行分析，明确疾病发生的原因、部位、性质，探察其邪正对比，从而掌握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实质，“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及方药。辨病治疗是西医认识、分析、辨别、治疗疾病的诊疗手段。现代中医临床在坚持传统辨证论治的前提下，有无必要结合辨病而论治，观点不一，结合自身近30年的临证体会，笔者认为辨证与辨病的结合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
1辨证论证的特征与优缺点
辨证论治既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中医的辨证治疗认为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辨证证候相同，则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此即所谓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由此可见中医辨证的“证”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机体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中医的辨证论治，辨的是机体内在的生理病理状态，是以机体内在的生理病理状态为主，致病因素为辅，而建立起的一套完整的病证诊治体系。
中医历来重视辨证，但亦未忽视过辨病，甚至可以说中医的诊疗活动始于辨病识病。如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就记载有头、眼、耳、鼻等疾病16种；《周礼•疡医》则有疮疡、创伤、骨折等外科疾病的记载；《山海经》中更记载有瘿、痹、疥、癣、疟等疾病38种；而《神农本草经》中则有“黄连治痢”、“常山截疟”、“苦楝子驱虫”的记载；《伤寒论》更是辨病论治的典范，《金匮要略》则提出肠痈、肺痈、浸淫疮等70多个病名，以后历代先贤不断对辨病识病进行探讨，代有发展。但限于科学技术的水平，中医“病”的概念模糊而不统一，很多还停留在张仲景时代对病的认识上 ，如有的是指病，如麻疹、疟疾、痢疾之类；有的是指症状，如咳嗽、呕吐、胃痛、腹泻之类；有的是以证命名疾病，如风寒、湿热、痰饮、肝郁、脾虚之类，极不一致，与现代医学关于疾病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中西医有共同认识的疾病，过去大约只有麻疹、疟疾、痢疾等少数疾病。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了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所以，尽管中医早已认识到辨病的重要性，也不断尝试进行辨病论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辨证论治为主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选择不是主动的、自觉的选择，而是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辨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情况下的被动之选，当然，事实证明它同时也是智慧之选。正是因为选择了辨证论治而不是辨病论治，中医才得以在现代实验方法建立之前，在一无检查设备，二无化验分析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得以生存和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辨证论治”的突出优点，是无论任何复杂的病情，都可依据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资料，从阴阳生长、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方法归纳分析，提出综合治疗的措施，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但缺点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原因、确切机制及疾病的预后转归等缺少直观的、可量化的客观指标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不难看出辨证论治有其局限性 。
2论辨证与辨病的结合
西方医学的传入，为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西医发展到今天，借助各种设备仪器，对疾病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一味强调辨证论治的优越性，忽视甚至排斥“病”的客观存在，不是明智之举。中医没有理由不向和自己最近的学科——现代医学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经验、知识和客观数据。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
合应成为现代中医重要的选择之一，国医大师朱良春认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可丰富和发展辨证论治的内涵，提高临床效果，笔者近30年的临证体会亦是如此。另外，实际上，辨证论治在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中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医学的发展，有的病在早期已能诊断，但无证可辨，如高脂血症，或有的证已消而病并未达痊愈，如某些慢性肝炎等，这时只能进行辨病治疗，或以辨病为主治疗。
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搞清病与证的关系非常重要。徐灵胎言“证者，病之所见也”，病统领着证，证从属于病，正所谓“先立病，后分证，乃诊疗之次第；病为纲，证为目，乃病证之格局”。如中风一病可分3个阶段：平素常出现头晕头痛，肢麻时作，以及一时性语塞等，为中风先兆，乃由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所致；而一旦出现突然眩仆、昏不知人等症状，则为卒中，系肝风夹痰夹瘀、气血上逆、蒙蔽清窍而成；神清之后，由于脉络痹阻，表现为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等中风后遗症。此病出现了以上三个阶段的证，但都沿着肝风夹痰夹瘀、上蒙清窍、经络痹阻的基本病机规律发展和变化，都属中风病。所以说，病名可贯穿始终，证只是某一阶段。
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过程中，重要的环节是参考西医化验检查结果判断疗效，预知疾病转归。参考化验检查并非丢掉中医特色，反而可提高中医“望、闻、问、切”的能力，如x线平片、B型超声、CT、胃镜检查等可以让望诊有“透视”功能，某些化验检查可以让疾病在早期阶段被发现等。这些对中医辨证用药均有帮助，因此，将西医的化验检查作为中医四诊的延伸和补充，将之同中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开阔思路，丰富治法。因此，只要符合中医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认识疾病和提高疗效，对西医的诊断、化验、检查、中药的现代药理药效研究成果等尽可以“拿来”使用。
总之，辨证与辨病相互结合，一方面，借助西医的检测检验手段，可以丰富、扩大、延伸、补充中医四诊的内容，见以往所未见，知以往所未知，有时候还可以摆脱中医无证可辨的困境；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西医检查诊断得不出阳性结果无法确诊的疾患，而按照中医辨证进行论治多可收到良好的疗效，故辨证又可以弥补西医无病可辨的不足。另外，辨病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高辨证的准确性，重点在全过程；辨证有助于辨病的具体化，重点在现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医对“病”的诊断较模糊，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故辨病中的“病”应以西医之“病”为主。
1辨证论证的特征与优缺点
辨证论治既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中医的辨证治疗认为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辨证证候相同，则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此即所谓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由此可见中医辨证的“证”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机体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中医的辨证论治，辨的是机体内在的生理病理状态，是以机体内在的生理病理状态为主，致病因素为辅，而建立起的一套完整的病证诊治体系。
中医历来重视辨证，但亦未忽视过辨病，甚至可以说中医的诊疗活动始于辨病识病。如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就记载有头、眼、耳、鼻等疾病16种；《周礼•疡医》则有疮疡、创伤、骨折等外科疾病的记载；《山海经》中更记载有瘿、痹、疥、癣、疟等疾病38种；而《神农本草经》中则有“黄连治痢”、“常山截疟”、“苦楝子驱虫”的记载；《伤寒论》更是辨病论治的典范，《金匮要略》则提出肠痈、肺痈、浸淫疮等70多个病名，以后历代先贤不断对辨病识病进行探讨，代有发展。但限于科学技术的水平，中医“病”的概念模糊而不统一，很多还停留在张仲景时代对病的认识上 ，如有的是指病，如麻疹、疟疾、痢疾之类；有的是指症状，如咳嗽、呕吐、胃痛、腹泻之类；有的是以证命名疾病，如风寒、湿热、痰饮、肝郁、脾虚之类，极不一致，与现代医学关于疾病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中西医有共同认识的疾病，过去大约只有麻疹、疟疾、痢疾等少数疾病。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了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所以，尽管中医早已认识到辨病的重要性，也不断尝试进行辨病论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辨证论治为主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选择不是主动的、自觉的选择，而是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辨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情况下的被动之选，当然，事实证明它同时也是智慧之选。正是因为选择了辨证论治而不是辨病论治，中医才得以在现代实验方法建立之前，在一无检查设备，二无化验分析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得以生存和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并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辨证论治”的突出优点，是无论任何复杂的病情，都可依据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资料，从阴阳生长、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中，运用四诊八纲方法归纳分析，提出综合治疗的措施，在宏观、定性、动态方面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但缺点是对疾病产生的具体原因、确切机制及疾病的预后转归等缺少直观的、可量化的客观指标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不难看出辨证论治有其局限性 。
2论辨证与辨病的结合
西方医学的传入，为中医辨病论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西医发展到今天，借助各种设备仪器，对疾病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一味强调辨证论治的优越性，忽视甚至排斥“病”的客观存在，不是明智之举。中医没有理由不向和自己最近的学科——现代医学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经验、知识和客观数据。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
合应成为现代中医重要的选择之一，国医大师朱良春认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可丰富和发展辨证论治的内涵，提高临床效果，笔者近30年的临证体会亦是如此。另外，实际上，辨证论治在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中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医学的发展，有的病在早期已能诊断，但无证可辨，如高脂血症，或有的证已消而病并未达痊愈，如某些慢性肝炎等，这时只能进行辨病治疗，或以辨病为主治疗。
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临床实践过程中，搞清病与证的关系非常重要。徐灵胎言“证者，病之所见也”，病统领着证，证从属于病，正所谓“先立病，后分证，乃诊疗之次第；病为纲，证为目，乃病证之格局”。如中风一病可分3个阶段：平素常出现头晕头痛，肢麻时作，以及一时性语塞等，为中风先兆，乃由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所致；而一旦出现突然眩仆、昏不知人等症状，则为卒中，系肝风夹痰夹瘀、气血上逆、蒙蔽清窍而成；神清之后，由于脉络痹阻，表现为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等中风后遗症。此病出现了以上三个阶段的证，但都沿着肝风夹痰夹瘀、上蒙清窍、经络痹阻的基本病机规律发展和变化，都属中风病。所以说，病名可贯穿始终，证只是某一阶段。
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过程中，重要的环节是参考西医化验检查结果判断疗效，预知疾病转归。参考化验检查并非丢掉中医特色，反而可提高中医“望、闻、问、切”的能力，如x线平片、B型超声、CT、胃镜检查等可以让望诊有“透视”功能，某些化验检查可以让疾病在早期阶段被发现等。这些对中医辨证用药均有帮助，因此，将西医的化验检查作为中医四诊的延伸和补充，将之同中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开阔思路，丰富治法。因此，只要符合中医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认识疾病和提高疗效，对西医的诊断、化验、检查、中药的现代药理药效研究成果等尽可以“拿来”使用。
总之，辨证与辨病相互结合，一方面，借助西医的检测检验手段，可以丰富、扩大、延伸、补充中医四诊的内容，见以往所未见，知以往所未知，有时候还可以摆脱中医无证可辨的困境；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西医检查诊断得不出阳性结果无法确诊的疾患，而按照中医辨证进行论治多可收到良好的疗效，故辨证又可以弥补西医无病可辨的不足。另外，辨病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高辨证的准确性，重点在全过程；辨证有助于辨病的具体化，重点在现阶段。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医对“病”的诊断较模糊，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故辨病中的“病”应以西医之“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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