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英--全国名老中医何世英 医德楷模 医术大师
核心提示：经方、时方统一应用
何老认为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囿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果用六经辨证，则
何老认为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囿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果用六经辨证，则
经方、时方统一应用
何老认为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囿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果用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中，即使是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的，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伤寒论》绝不可能概括后世所见的多种疾病，它的理法方药，也绝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在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的一些方剂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应用。
继承师学 博采众方
何老之9币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医家之长，遇有疑难病证，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生地与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术与白术连用等。施师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与炙麻黄，一般在0．9-1．5克，很少用至3克，葶苈子不超过1．5克，蜈蚣不超过1条，且常谆谆告诫学生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何老秉承师法，每获良效，但也不拘泥于师法，如他习用葛根，并无副作用发生，葶苈子常用至9克，蜈蚣根据病情需要，最多用至16条，且未发生中毒反应。何老喜用葛根，是其启蒙老师——津门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葛、柴。何老虽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且何老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葛根常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何老在临床用药上继承师学，兼采各家之长，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治学治医的思路和方法。
立足儿医 扬长避短
何老学医时，受施师胞弟施光致先生的影响，对儿科颇感兴趣，且光老对儿科的造诣使何老受益匪浅。何老治疗小儿疾病，紧紧把握小儿的脏腑生理、病理特点，他曾精辟地指出：小儿肝常有余，易木旺生风。久病伤阴，也常虚风内动，心火常炽，受邪易蒙清窍，脾常不足，易虚易实，常相兼见，肺尤娇嫩，易邪壅火克；肾虚多由先天不足，久病亦可致虚。
自从从事中医儿科后，何老发现阻碍中医儿科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剂型问题。他认为，早在公元11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132方，就有124方属于丸、散、膏、丹、药饼子等简便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特点、便于小儿服药的传统有效方法；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和发扬的。因此，何老自1960年开始，总结个人多年临床经验，筛选出有显著疗效的方剂，由天津市儿童医院做成医院制剂，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20余种剂型，使一般的儿童常见病几乎都有专用药，颇受患儿和家属的欢迎。例如急性扁桃腺炎，由于患者对抗生素的敏感程度减弱，有些患儿常服用西药多曰仍不能退热而转看中医。此时，多数病人除局部病变和全身高热外，常伴有腹痛、便秘、舌红、苔薄黄、脉弦数的里热偏重之证，服用具有清热解毒化瘀通便作用的“清降丸”，翌日便通热退，局部病变也随之改善。
擅长中医脑病
(精神神经疾患)
何老1983年任天津市中医医院顾问，亲自主持创立了中医脑病科，在以往儿科脑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成人脑病的研究方向发展。何老治疗中医脑病，从整体出发，从五脏论治。
何老认为中医学对脑的认识，缘于历史条件的关系，虽然理论上不够系统，但是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从组织形态以及功能方面认识到“脑为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并且认为五脏六腑不论在生理上还是病理上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中医传统理论把脑的作用归属于五脏(也包括六腑)，而且特别强调“心主神明”。这就说明人的精神活动是以脏腑作为物质基础的，故脑的病变可表现为脏腑的临床见证，从而形成了脑病从五脏论治这一整体观念，用来指导神经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实践。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何老认为当代西医学精神科疾患，如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更年期忧郁症、老年性痴呆、心因性反应症、癔病、强迫症等，虽然病种不少，但其临床表现的共性基本不外抑郁与狂躁两大类型。中医学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认识，主要可以概括为癫狂两证是非常正确的，它为后世精神病临床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指导作用。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多数有惊厥症状，小儿惊厥习称“惊风”。中医学以惊为风象，而肝又为风脏，故特别强调“小儿肝常有余”的说法。何老根据多年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经验，观察到“惊风”可以出现于许多西医病种中，如急性感染性痉挛、化脓性脑膜炎、流脑、癫痫、尿毒症、肝昏迷、药物中毒、脑积水、脑肿瘤、脑发育不全、结核性脑膜炎等。这些病证可出现不同的惊风类型，因此，使用的中药必须随证变化。在治疗脑病方面，何老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治疗方案也每有独到之处，其小儿癫痫的验方“抗痫灵”就是他临床经验的结晶。又如何老总结出“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尿潴留”，凡脑昏迷的尿闭，不论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平躺，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1／2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先生评价说：“何老是我最敬重的先师和长辈。七十年代初，我在儿童医院跟何老抄方实习三年，后来又在天津中医医院脑病内科跟何老专攻脑病，这两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何老知识渊博，讲授中医理论深入浅出、见解独到、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是我最爱听的课。跟他抄方实习，倍感亲切，关键地方总是毫无保留地给予点拨和指教。何老一生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天津市中医水平和实力多年来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与何老的工作分不开，是功不可没的标志性人物。何老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目光开阔前瞻，在医德上堪称楷模，在医术上堪称大师，是著书立说卓有建树的学者；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中国新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医脑病理论和临床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突出、历史性的贡献。对何老的医学遗产和精神遗产要进行全面、深入和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应当得到传承、发扬和光大。”
何老认为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囿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果用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厥、呼吸衰竭)中，即使是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的，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伤寒论》绝不可能概括后世所见的多种疾病，它的理法方药，也绝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在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的一些方剂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应用。
继承师学 博采众方
何老之9币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医家之长，遇有疑难病证，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生地与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术与白术连用等。施师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与炙麻黄，一般在0．9-1．5克，很少用至3克，葶苈子不超过1．5克，蜈蚣不超过1条，且常谆谆告诫学生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何老秉承师法，每获良效，但也不拘泥于师法，如他习用葛根，并无副作用发生，葶苈子常用至9克，蜈蚣根据病情需要，最多用至16条，且未发生中毒反应。何老喜用葛根，是其启蒙老师——津门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葛、柴。何老虽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且何老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葛根常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何老在临床用药上继承师学，兼采各家之长，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治学治医的思路和方法。
立足儿医 扬长避短
何老学医时，受施师胞弟施光致先生的影响，对儿科颇感兴趣，且光老对儿科的造诣使何老受益匪浅。何老治疗小儿疾病，紧紧把握小儿的脏腑生理、病理特点，他曾精辟地指出：小儿肝常有余，易木旺生风。久病伤阴，也常虚风内动，心火常炽，受邪易蒙清窍，脾常不足，易虚易实，常相兼见，肺尤娇嫩，易邪壅火克；肾虚多由先天不足，久病亦可致虚。
自从从事中医儿科后，何老发现阻碍中医儿科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剂型问题。他认为，早在公元11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132方，就有124方属于丸、散、膏、丹、药饼子等简便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特点、便于小儿服药的传统有效方法；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继承和发扬的。因此，何老自1960年开始，总结个人多年临床经验，筛选出有显著疗效的方剂，由天津市儿童医院做成医院制剂，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20余种剂型，使一般的儿童常见病几乎都有专用药，颇受患儿和家属的欢迎。例如急性扁桃腺炎，由于患者对抗生素的敏感程度减弱，有些患儿常服用西药多曰仍不能退热而转看中医。此时，多数病人除局部病变和全身高热外，常伴有腹痛、便秘、舌红、苔薄黄、脉弦数的里热偏重之证，服用具有清热解毒化瘀通便作用的“清降丸”，翌日便通热退，局部病变也随之改善。
擅长中医脑病
(精神神经疾患)
何老1983年任天津市中医医院顾问，亲自主持创立了中医脑病科，在以往儿科脑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成人脑病的研究方向发展。何老治疗中医脑病，从整体出发，从五脏论治。
何老认为中医学对脑的认识，缘于历史条件的关系，虽然理论上不够系统，但是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从组织形态以及功能方面认识到“脑为髓之海，诸髓皆属于脑”，“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并且认为五脏六腑不论在生理上还是病理上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中医传统理论把脑的作用归属于五脏(也包括六腑)，而且特别强调“心主神明”。这就说明人的精神活动是以脏腑作为物质基础的，故脑的病变可表现为脏腑的临床见证，从而形成了脑病从五脏论治这一整体观念，用来指导神经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实践。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何老认为当代西医学精神科疾患，如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更年期忧郁症、老年性痴呆、心因性反应症、癔病、强迫症等，虽然病种不少，但其临床表现的共性基本不外抑郁与狂躁两大类型。中医学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认识，主要可以概括为癫狂两证是非常正确的，它为后世精神病临床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指导作用。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多数有惊厥症状，小儿惊厥习称“惊风”。中医学以惊为风象，而肝又为风脏，故特别强调“小儿肝常有余”的说法。何老根据多年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经验，观察到“惊风”可以出现于许多西医病种中，如急性感染性痉挛、化脓性脑膜炎、流脑、癫痫、尿毒症、肝昏迷、药物中毒、脑积水、脑肿瘤、脑发育不全、结核性脑膜炎等。这些病证可出现不同的惊风类型，因此，使用的中药必须随证变化。在治疗脑病方面，何老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治疗方案也每有独到之处，其小儿癫痫的验方“抗痫灵”就是他临床经验的结晶。又如何老总结出“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尿潴留”，凡脑昏迷的尿闭，不论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平躺，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1／2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先生评价说：“何老是我最敬重的先师和长辈。七十年代初，我在儿童医院跟何老抄方实习三年，后来又在天津中医医院脑病内科跟何老专攻脑病，这两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何老知识渊博，讲授中医理论深入浅出、见解独到、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是我最爱听的课。跟他抄方实习，倍感亲切，关键地方总是毫无保留地给予点拨和指教。何老一生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天津市中医水平和实力多年来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与何老的工作分不开，是功不可没的标志性人物。何老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目光开阔前瞻，在医德上堪称楷模，在医术上堪称大师，是著书立说卓有建树的学者；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中国新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医脑病理论和临床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突出、历史性的贡献。对何老的医学遗产和精神遗产要进行全面、深入和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应当得到传承、发扬和光大。”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