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志钧--观其户寂若无人 按其帏其人斯在（下）
核心提示： 再造升华炉火纯青
（1958—1965)
尚志钧辑复《新修本草》的工作在1948年就开始了。他刚开始辑复此书时，是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的。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李时珍所引资料并非第
（1958—1965)
尚志钧辑复《新修本草》的工作在1948年就开始了。他刚开始辑复此书时，是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的。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李时珍所引资料并非第
再造升华炉火纯青
（1958—1965)
尚志钧辑复《新修本草》的工作在1948年就开始了。他刚开始辑复此书时，是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的。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李时珍所引资料并非第一手资料，而是转引自《证类本草》，并且由于李时珍得见《证类本草》版本不佳等的缘故，其引文中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这些发现固然极其重要，然而对于尚志钧的本草辑复工作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因为此时用《本草纲目》作为底本的辑复工作已近尾声。但发现的喜悦和一种骨子里的责任感支撑他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再来。他要提供给后人的是完整可靠的历史资料，绝不是自欺欺人、以讹传讹的东西。从1948年着手研究到1958年基本定型，尚志钧用了11年时间才艰难完成了《唐•新修本草》的整复初稿。
1958年，卫生部在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药研究班成立了，这一年的10月份他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这个人人向往的首善之地。
他是带着《唐•新修本草》的初稿到北京来的，在北京给他帮助最大的人有陈邦贤(1889—1976)、赵熵黄(1883—1960)和范行准(1906—1998)等老师。后生可畏，先生可敬。范先生建议他采用影印的《唐本草》卷子本作为辑佚底本，进行修改；陈先生热情地写推荐信，把他的修改稿送交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随即列入出版计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之而来的3年自然灾害，给国内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令由北京出版《新修本草》一事未果而终。为了让这部重要文献不再落入尘封的境地，尚志钧所在的芜湖医专于1 962年将它以油印本的形式印行，在国内交流。
显然，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让本书的辑复质量进一步提高；而出版上的几经周折和不断修润的凝练升华，更使其校注绵密细致、几近无讹。因此，在北京的两年时间不但是《唐•新修本草》一书得到升华提高的关键时期，也是尚志钧本人的学术水平渐次步入炉火纯青境界的开始。“文革”冲击矢志不渝
(1966—1976)
尚志钧说：“我在北京时读了两年书，寒暑假都在北京，整天泡在图书馆中，手抄笔录，集文摘卡7200余张，回芜湖后，经‘文革’，因走白专道路，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冲击。所收藏书稿、文摘卡及一些线装中医药书，在当时变成反动罪证。”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尚志钧随学校同仁到皖南、皖西二些县的农村中搞斗批改。1969年尚志钧参加教改小分队，搞复课闹革命，搞开门办学，搞农村巡回医疗。他被分在医疗小分队，在霍邱县叶集镇看中医门诊。到1970年学校教学恢复，他才回到学校，医院亦由农村迁回芜湖。尚志钧被分配在弋矶山医院中医科上门诊，兼搞教学上课。8小时以外，他仍坚持搞本草文献整理。到1974年因长期欠睡眠，加以工作量过重，把身体弄垮了，不仅不能上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从那时以后，即长期病休，不能上班了。
待身体好转，尚志钧仍想到医院上门诊。有一天，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钱啸虎先生来看望尚志钧。他了解尚志钧对本草文献很有研究。他说到门诊看病仅能治好几个人，把本草文献整理好，造福子孙后代，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尚志钧在钱教授的启示下，即放弃搞医疗工作，继续坚持本草文献的整理工作。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在前期课能上讲堂上课，后期课能下门诊、病房看病。整理本草文献属于科研范畴，并且中医本草文献学与以西医为主的皖南医学院弋矾山医院的专业又不甚对口，所以当时领导并不十分赞同尚志钧这样做。
“文革”是尚志钧损失最大的一段时期，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命运相关联。“文革”前尚志钧不仅仅整理出了《唐•新修本草》《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书之初稿，有的还以油印本的方式出版、交流，而且还发表了本草方面的文章达45篇之多。但“文革”开始后这个正常的学术交流过程被人为地中断了。然而不论环境怎样艰难，尚志钧始终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存放在办公室里的图书资料包括《名医别录》清稿、笔记，以及从北京各大图书馆摘录下来的7200多张卡片被扫荡羌存，从未被苦难和艰辛吓倒的尚志钧为此而痛哭流涕。
在“文革”下乡搞医疗的过程中，尚志钧也没有放下本草研究工作。当时他“带两本1957年人卫版《本草纲目》，从中摘录三种内容，一是《炮炙法》，二是《集简方》，三是《纲目》中每个药的‘发明内容’，只有炮炙法与《雷公炮炙论》合并出版，其他两稿均丢失，情况一言难尽……”
这里有必要着重提一下，辑校本《名医别录》失而复得的曲折经历。让我们透过一本书的命运，来了解一下“文革”中尚志钧的命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尚志钧一生与书为缘，以至于使我们几乎分不清，是他的书。还是他本人更具传奇色彩。“文革”期间他放在办公室的《名医别录》清稿丢失，擦干泪水后，他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凭着记忆和尚幸保留的底稿重新来做这一工作。又用了4年的时间，尚志钧终于在1970年，又整理、回忆出一部《名医别录》简化稿。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各种禁令得以取消，尚志钧才又回到本草文献研究的道路上来。1977年他将《名医别录》的简化稿交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供国内交流。直到1984年前后，尚志钧又将此书书稿寄给中国中医研究院耿鉴庭老先生，略述该书书稿“丢而又做”的经过，并坦言想请耿先生为他这本书将来的出版写个序。然而耿老先生的回信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你的书稿并没有丢失，就在我手上。”原来，耿老先生手上真的有一部《名医别录》的书稿，字迹与尚志钧的手稿字迹一样，不说内容，甚至连所用的稿纸都一样，但署名却是“振英梁静波”。为此，尚志钧连夜给皖南医学院打报告，请求学院派人调查此事，学院也立即向安徽省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经调查，原来“振英梁静波”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货郎手中买得此稿，一看书稿作者是“皖南医学院”的一位老先生，考虑事隔多年，猜想“尚老”可能已经作古，于是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将此书堂而皇之地送进某出版社。该出版社为慎重起见，将书稿也送给中医研究院的耿鉴庭先生审阅。几经周折，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以尚志钧本人的名义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虽然从1964年成书，到1986年原样出版，经历了太长的22年，毕竟历史的真实得到了维护。
改革时代再次创业
(1977—1995)
1974年春，尚志钧曾病重卧床不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休息，身体逐渐好转起来，这时他整理本草文献的念头又产生了。于是他又一点一点地在整理。由此可见，尚志钧强烈的事业心再次将他推进了浩繁的本草文献整理工程之中。但尚志钧本人心中仍想到医院上门诊，搞医疗工作。
1977年：文革”结束，尚志钧在钱啸虎先生的启发下，即决定放弃搞医疗工作，继续专心一致地坚持本草文献的整理工作。由于中医本草文献的研究工作与单位的专业不甚对口，因此单位领导对他尚存一些反感。凡是尚志钧应得的福利如住房、加工资、评职称等，都没有他的份。到1982年新华社安徽记者站记者宣奉华同志来芜湖采访，问到尚志钧的情况，他如实地加以反映。宣奉华记者回省后，向上级领导反映，才把尚志钧的—切待遇情况(如住房、加工资、评职称等)扭转过来。所以尚志钧先生一直认为，这一时期他的本草文献整理成果的取得，除了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归功于宣奉华记者的无私帮助。
的确，这一时期是尚志钧整理出版本草文献书籍最集中、最多的一段时期。
1986年尚志钧晋升为教授。1990年10月他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之一。1991年他被国家评定为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尚志钧不但迎来了著书立说的黄金时代，而且师带徒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学业后继有人，这些都是他事业上再创辉煌的具体体现。这对于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
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1996—2008)
尚志钧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美满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健得当，身心愉快。第二，子女孝顺，且各自工作成绩斐然。第三，培养了学术继承人。第四，担任了力所能及的兼职工作，为社会做出了更大贡献。第五，学术上进入全面收获的黄金阶段。78岁以后，尚志钧还有七、八部分量极重的著作得以定稿和出版。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约20篇，都是厚积薄发之传世佳作。第六，生平事迹见诸各种报纸杂志，他的本草人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赞扬。第七，时间几乎抹平了艰苦岁月带来的损失，“文革”后的尚志钧虽然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他还是凭借惊人的毅力，重新构筑起了他自己的一座朴素的书城。
2008年7月17日，尚志钧因冠心病、低蛋白血症入院接受救治，终因年事高、多脏器衰竭，于2008年10月9日去世，享年91岁。
（1958—1965)
尚志钧辑复《新修本草》的工作在1948年就开始了。他刚开始辑复此书时，是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的。随着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李时珍所引资料并非第一手资料，而是转引自《证类本草》，并且由于李时珍得见《证类本草》版本不佳等的缘故，其引文中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这些发现固然极其重要，然而对于尚志钧的本草辑复工作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因为此时用《本草纲目》作为底本的辑复工作已近尾声。但发现的喜悦和一种骨子里的责任感支撑他推翻原稿，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再来。他要提供给后人的是完整可靠的历史资料，绝不是自欺欺人、以讹传讹的东西。从1948年着手研究到1958年基本定型，尚志钧用了11年时间才艰难完成了《唐•新修本草》的整复初稿。
1958年，卫生部在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药研究班成立了，这一年的10月份他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这个人人向往的首善之地。
他是带着《唐•新修本草》的初稿到北京来的，在北京给他帮助最大的人有陈邦贤(1889—1976)、赵熵黄(1883—1960)和范行准(1906—1998)等老师。后生可畏，先生可敬。范先生建议他采用影印的《唐本草》卷子本作为辑佚底本，进行修改；陈先生热情地写推荐信，把他的修改稿送交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随即列入出版计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之而来的3年自然灾害，给国内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令由北京出版《新修本草》一事未果而终。为了让这部重要文献不再落入尘封的境地，尚志钧所在的芜湖医专于1 962年将它以油印本的形式印行，在国内交流。
显然，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让本书的辑复质量进一步提高；而出版上的几经周折和不断修润的凝练升华，更使其校注绵密细致、几近无讹。因此，在北京的两年时间不但是《唐•新修本草》一书得到升华提高的关键时期，也是尚志钧本人的学术水平渐次步入炉火纯青境界的开始。“文革”冲击矢志不渝
(1966—1976)
尚志钧说：“我在北京时读了两年书，寒暑假都在北京，整天泡在图书馆中，手抄笔录，集文摘卡7200余张，回芜湖后，经‘文革’，因走白专道路，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受冲击。所收藏书稿、文摘卡及一些线装中医药书，在当时变成反动罪证。”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尚志钧随学校同仁到皖南、皖西二些县的农村中搞斗批改。1969年尚志钧参加教改小分队，搞复课闹革命，搞开门办学，搞农村巡回医疗。他被分在医疗小分队，在霍邱县叶集镇看中医门诊。到1970年学校教学恢复，他才回到学校，医院亦由农村迁回芜湖。尚志钧被分配在弋矶山医院中医科上门诊，兼搞教学上课。8小时以外，他仍坚持搞本草文献整理。到1974年因长期欠睡眠，加以工作量过重，把身体弄垮了，不仅不能上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从那时以后，即长期病休，不能上班了。
待身体好转，尚志钧仍想到医院上门诊。有一天，安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钱啸虎先生来看望尚志钧。他了解尚志钧对本草文献很有研究。他说到门诊看病仅能治好几个人，把本草文献整理好，造福子孙后代，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尚志钧在钱教授的启示下，即放弃搞医疗工作，继续坚持本草文献的整理工作。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的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在前期课能上讲堂上课，后期课能下门诊、病房看病。整理本草文献属于科研范畴，并且中医本草文献学与以西医为主的皖南医学院弋矾山医院的专业又不甚对口，所以当时领导并不十分赞同尚志钧这样做。
“文革”是尚志钧损失最大的一段时期，个人的命运总与国家的命运相关联。“文革”前尚志钧不仅仅整理出了《唐•新修本草》《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书之初稿，有的还以油印本的方式出版、交流，而且还发表了本草方面的文章达45篇之多。但“文革”开始后这个正常的学术交流过程被人为地中断了。然而不论环境怎样艰难，尚志钧始终没有在命运面前低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存放在办公室里的图书资料包括《名医别录》清稿、笔记，以及从北京各大图书馆摘录下来的7200多张卡片被扫荡羌存，从未被苦难和艰辛吓倒的尚志钧为此而痛哭流涕。
在“文革”下乡搞医疗的过程中，尚志钧也没有放下本草研究工作。当时他“带两本1957年人卫版《本草纲目》，从中摘录三种内容，一是《炮炙法》，二是《集简方》，三是《纲目》中每个药的‘发明内容’，只有炮炙法与《雷公炮炙论》合并出版，其他两稿均丢失，情况一言难尽……”
这里有必要着重提一下，辑校本《名医别录》失而复得的曲折经历。让我们透过一本书的命运，来了解一下“文革”中尚志钧的命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尚志钧一生与书为缘，以至于使我们几乎分不清，是他的书。还是他本人更具传奇色彩。“文革”期间他放在办公室的《名医别录》清稿丢失，擦干泪水后，他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凭着记忆和尚幸保留的底稿重新来做这一工作。又用了4年的时间，尚志钧终于在1970年，又整理、回忆出一部《名医别录》简化稿。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各种禁令得以取消，尚志钧才又回到本草文献研究的道路上来。1977年他将《名医别录》的简化稿交由皖南医学院油印，供国内交流。直到1984年前后，尚志钧又将此书书稿寄给中国中医研究院耿鉴庭老先生，略述该书书稿“丢而又做”的经过，并坦言想请耿先生为他这本书将来的出版写个序。然而耿老先生的回信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你的书稿并没有丢失，就在我手上。”原来，耿老先生手上真的有一部《名医别录》的书稿，字迹与尚志钧的手稿字迹一样，不说内容，甚至连所用的稿纸都一样，但署名却是“振英梁静波”。为此，尚志钧连夜给皖南医学院打报告，请求学院派人调查此事，学院也立即向安徽省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经调查，原来“振英梁静波”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货郎手中买得此稿，一看书稿作者是“皖南医学院”的一位老先生，考虑事隔多年，猜想“尚老”可能已经作古，于是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将此书堂而皇之地送进某出版社。该出版社为慎重起见，将书稿也送给中医研究院的耿鉴庭先生审阅。几经周折，这本书终于在1986年以尚志钧本人的名义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虽然从1964年成书，到1986年原样出版，经历了太长的22年，毕竟历史的真实得到了维护。
改革时代再次创业
(1977—1995)
1974年春，尚志钧曾病重卧床不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休息，身体逐渐好转起来，这时他整理本草文献的念头又产生了。于是他又一点一点地在整理。由此可见，尚志钧强烈的事业心再次将他推进了浩繁的本草文献整理工程之中。但尚志钧本人心中仍想到医院上门诊，搞医疗工作。
1977年：文革”结束，尚志钧在钱啸虎先生的启发下，即决定放弃搞医疗工作，继续专心一致地坚持本草文献的整理工作。由于中医本草文献的研究工作与单位的专业不甚对口，因此单位领导对他尚存一些反感。凡是尚志钧应得的福利如住房、加工资、评职称等，都没有他的份。到1982年新华社安徽记者站记者宣奉华同志来芜湖采访，问到尚志钧的情况，他如实地加以反映。宣奉华记者回省后，向上级领导反映，才把尚志钧的—切待遇情况(如住房、加工资、评职称等)扭转过来。所以尚志钧先生一直认为，这一时期他的本草文献整理成果的取得，除了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理解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归功于宣奉华记者的无私帮助。
的确，这一时期是尚志钧整理出版本草文献书籍最集中、最多的一段时期。
1986年尚志钧晋升为教授。1990年10月他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之一。1991年他被国家评定为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尚志钧不但迎来了著书立说的黄金时代，而且师带徒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学业后继有人，这些都是他事业上再创辉煌的具体体现。这对于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
晚年生活幸福美满
(1996—2008)
尚志钧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美满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健得当，身心愉快。第二，子女孝顺，且各自工作成绩斐然。第三，培养了学术继承人。第四，担任了力所能及的兼职工作，为社会做出了更大贡献。第五，学术上进入全面收获的黄金阶段。78岁以后，尚志钧还有七、八部分量极重的著作得以定稿和出版。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约20篇，都是厚积薄发之传世佳作。第六，生平事迹见诸各种报纸杂志，他的本草人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赞扬。第七，时间几乎抹平了艰苦岁月带来的损失，“文革”后的尚志钧虽然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他还是凭借惊人的毅力，重新构筑起了他自己的一座朴素的书城。
2008年7月17日，尚志钧因冠心病、低蛋白血症入院接受救治，终因年事高、多脏器衰竭，于2008年10月9日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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