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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业龙:逐邪贵早 给邪出路

  •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王业龙 时间:2015-12-31 13:19:21
  • 核心提示: “客邪贵乎早逐”是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医家推为《温疫论》全书的主线,笔者兹就这一观点谈谈个人的认识。【“早”为防患于未

     

    “客邪贵乎早逐”是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医家推为《温疫论》全书的主线,笔者兹就这一观点谈谈个人的认识。

    【“早”为防患于未然】

        逐邪贵早,其实是自《内经》以来中医临床一直提倡的。吴又可倡“早逐邪气”,其中有“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预防思想。叶桂也曾在治疗温病时,以滋肾养阴为先,提出“先安未受邪之地”。亦即徐大春谓:“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用药如用兵》)

        后来医家推而广之,将“安”的含义扩大到先行泻法,如卫表证在银翘散中加入芩、连、石膏,以防邪热从卫表入肺气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应推吴又可。

        他认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剂不致掣肘,愈合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显然,他的“早逐”和仲景《伤寒论》“急下存阴”思想一脉相承,包含了“先安未受邪之地”,却邪去实,未实先泻的思想。

        即驱除温邪,应早于气血津液严重耗伤,肌肉消耗,正气虚损之时;反之一旦错过时机,以温邪杀人之速,正气必然很快被耗伤,当客邪与虚弱的素体结合,即所谓“主客交浑”,则疾为痼疾,纵使有方可循,也不那么好治了。

        可见,早字实含预防,顾护正气,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逐”在宣通开泄、因机而治】

        宣通导引,给邪出路

        吴又可逐邪,强调“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认为“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不过具体治法上,虽三法都为宣通导引,唯下法使用较多,吐法次之,汗法最为少用。

        邪初在膜原,吴又可用达原饮疏利达邪,俟其内溃,而致邪从汗解。邪初离膜原而见黄苔,急用达原饮加大黄方,既疏利又通下逐邪。邪在膜原浮越三阳而见内结,则以三消饮,既消外经之邪,又消内结之邪,还续消不内外并表里之邪。若邪入里,则积极主张用攻下之承气却邪。

        伏其所主,先其所因

        首先,吴氏反对一见发热,就概用寒凉的做法。他强调虽然温疫一病,临床上几乎自始至终伴有热象,却不可概投寒凉。并解释为,发热是因邪而起,邪之与热,二者形影相随,邪去则热退;不逐邪而独清热,必无功而返。

        为此他特设《妄投寒凉药论》篇,以黄连、大黄为例,指出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守而不走;大黄苦而性通,寒而气润,走而不守。二者有一燥一润一寒一通之别,故温病临床上同为苦寒,大黄比黄连适用,说明了不可妄用苦寒之理。换句话说,用药当对证,就温病而言以逐邪为用。

        当然,后世医家也认识到,吴又可对黄连、大黄的评价有点偏激。但也不可否认,他所阐发的邪与热的辨证关系为现代医理所证实;而苦寒药之所以能够在温病临床上发挥作用,也是由于它能有效杀死致病微生物的缘故。

        然吴氏逐邪最为独到之处,还是他善用下法,并提出了逐邪“勿拘结粪”的惊世之言。吴又可正确认识到邪热与燥结的辨证关系,指出津枯血燥的老年人病后气血未复,每生结粪而人无所苦,“燥结不致损人,邪毒之为殒命”,“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致邪热也……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结粪也。”

        因此,他在《温疫论》中选用的45个方剂,有14个方剂里有逐下却瘀的大黄,占全部方剂的近三分之一,并指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不及时攻下,拘泥于“下不厌迟”的教条,致邪不得出,犹如养虎为患。为此,吴又可特设《注意逐邪勿拘燥粪》一节。

        客观地讲,吴氏“客邪贵乎早逐”的思想显然有《伤寒》“急下存阴”的成分,他治温多用攻下,且主方多为三承气汤,亦明显是师承仲景;但吴氏对仲景之说显然有所发扬。他跳出了原来《伤寒》三承气“下不厌迟”的规则,将下法的范围扩大到30余症,而其指征皆为舌苔由白变黄,心腹痞满。

        在药物剂量特别是大黄的用量上,吴氏也明显大于仲景,主张视病情需要而用之,不拘常量。在《急症急攻》一节,他指出在病情“一日之内而有三变”的情况下,用下剂应“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理由是“因其毒甚,传变再速,用药不得不紧”。这和后来疫派治温的医家都喜投重剂不无关系。

        从吴又可对妄用寒凉以及“下不厌迟”的反对,可见他重视对病机的分析,临证力求“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笔者又将吴又可的瘟疫派与叶天士一派医家比较,两者各有千秋。又可“客邪贵乎早逐”思想正可以挽救他专方治专病的偏激;叶派对症细致,丝丝入扣的作风,恰可以弥补其有时药力不够的缺陷。

        当然,在逐邪方面,又可一派并非占尽优势,毕竟“先安未受邪之地”的观点是由叶桂明确提出,可见他们对于正气的重视更甚一些。比如该派的吴瑭,在运用下法时虽不及又可猛烈,却更细致地注意到正气问题,而不是一味强调大黄的使用。增液承气汤的运用即是明证。至于作为后起之秀,吴瑭使下法更臻完善就不必说了。

        但勿庸置疑,吴又可的《温疫论》,尤其该书的合理内核“客邪贵乎早逐”思想,对其后的各派医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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