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楠：中医药文化研究断想

　　中医药学是一种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因此，认识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医学的兴盛、衰微、复兴的历史原因，从宏观上把握和阐明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只是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中医药文化的概念

　　何谓文化?中国古代哲人的理解，文化是“人文化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也就是说，文化即人化。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今天人们往往对文化作最广泛的理解，把文化看作人的对象化。人和世界发生关系，把世界对象化，创造了人类文化。它是一个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普遍范畴。

　　中医药学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中医药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所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印记，是指形成中医药学自身特色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也就是中医药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药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中医药学是以人体疾病为对象的一门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体疾病的规律及其防治的手段、技术和措施，而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对象则是中医学本身，它通过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和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分析中医药学体系、范式、特色而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揭示中医药学不同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色及其形成发展的社会机制和内在规律。所以，中医药文化并不是自然科学概念，而是一门具有文化和哲学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

　　二、中医药文化的传统积淀

　　中医药学的对象是人体的自然规律，但其理论形态有着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来自于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文化。中医药学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凝结，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是由该民族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阿．托夫勒指出：“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说来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普利高津等《从混纯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不但为自己社会的文化所接受，而且它在建构其理论大厦时，广泛而细致地饱吸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血液”。因此中医药学不但是自然科学，尤其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从中医药学理论的渊源来看，医易相通。《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体”，被称为“群经之首”。它通过卦的形象文化来寻求自然、人事变化的规律。其主要价值在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胡煦评《易》日：“浅之则格物究理之资，深之则博文约理之具，精之则天人合一之旨，体则参赞化育之能，是全体大用之要归”(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序》)。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指出：“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张景岳《类经附翼·医易义》)。医易同源的含义，不仅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形态方面的合一。事实上，文化上的各个层面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医药学之中。比如哲学，它是文化传统的灵魂，而哲学思想的自然观、社会观、人体观等，表现为天人合一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元气论，这就是中医理论的纲领；艺术，它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独特形式，其突出特点即是所谓“形象思维”，而这也正是中医学思维的重要特征；民俗，中医学也离不开大量民俗的影响，诸如饮食、婚姻、起居、节日以至服饰等等习俗。除了这些，传统文化在思想方法和心理积淀方面，对医学也有着特别的作用。科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更直接依赖于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和科学家队伍的学识和素质，因此中医药学家本身的文化素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历史性的动态发展追述中医学演化的历程，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在古代的发展曾经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临床医学上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则是我国药物学第一次系统的总结。第二次高潮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时形成了医学分科大发展的兴盛局面，特别是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的脱颖而出，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中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第三次高潮为明清时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以及吴又可“戾气学说”的提出，王清任《医林改错》的产生，既标志着古代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它可能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在原有理论体系内所难以超越的极限。这三次高潮恰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兴盛发展状况相适应。

    　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产生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范式，使它以整体观念的“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的“三因治宜”而独具特色，这一特色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既具备发展的优势，也包含着羁绊其发展的局限性。中医药学这一内在矛盾规定着它的发展，这一矛盾的展开就是中医药学古代的繁荣、近代的相对落后和现代复兴的历史运动。

    　三、中西医文化的比较

　　研究中医药文化，除了把它放到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来加以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视野，通过同西医学文化的比较来达到。中医学和西医学，其对象都是人体及其疾病规律，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和增进人类健康，防病治病。但就其研究的主体来说，却是具有特定文化素质的人。研究的人受着文化传统的支配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必然左右研究者的心态与追求目标，思维模式又限定着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因此，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势必由于认识主体的不同文化心理、不同文化视角、运用不同的认识手段，经过不同的取舍选择和不同的思维加工处理，从而形成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科学范式。这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科学范式的比较，实质上是中西医文化之间的比较。在两种异质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中西医学，它们在观念形态、器用特征、致知方法，以至审美意趣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比如观念形态上：中医学重天人合一，西医学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重价值判定，西医学重事实判定；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西医学重实证研究，注重实验数据；中医学强调整体、恒动、功能，重视藏象和精气神，西医学强调局部、静态、结构，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中医学看到的病因是“六淫七情”‘‘阴阳失调”，西医学看到的是“病原微生物”和“细胞病变”等。器用特征上：中医学重哲学思辩，西医学唯科学主义；中医学讲究“四诊”、“八纲”，辨证论治，西医学则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讲究辨病论治；中医学以自然药物和养生调理为主要手段，强调的是整体机能的调动，西医学则以化学药物、手术治疗等为主要工具，以解决局部病灶为首务。在认知方法上：中医学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西医学注重解剖分析的形态研究法；中医学偏于演绎法，而西医学则在近代选择了归纳法作为建立新科学的工具；中医学长于辨证思维，而西医学则运用系统的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体系构筑理论和假说。在审美观点上，中医学以善为美，西医学以真为美等等。这些差异不只反映着两种医学文化的空间差异，还反映着两者之间发展历史阶段和认识层次上的差异。一般来说，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中医学仍然是传统的中医学，处于宏观层次上，属于古代的医学形态；而西医学一般是指在近代实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学，已日益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量子水平上，属近现代的医学形态。

　　归根到底，中西医学的差异，在于它们反映的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可以这么说，古代中医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近代西医文化是一种工业文化。农耕文化是有机体文化的一部分，工业文化则是机器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两种医学文化的主要区别。

　　四、中西医文化的拒斥与结合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医学的传入和发展，给我国传统的中医学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不安。如何对待西医学，是排斥，还是吸收、结合，成了此后中医学继续发展的大问题。极端保守派，固守中医优于西医的狭隘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尽善尽美，毋须向他人学习，对西方医学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全盘西化”派则认为中医古老、不科学，应该予以废止，对中医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

　　同上述两种观点不同，中医界有些受到进化论思想影响的人，在坚持发展中医的前提下，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主张。他们承认西方医学的先进之处，认为要继续发展中医学，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吸收西医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唐宗海、恽铁樵、陆渊雷即是其代表人物。由于时代局限，中西医汇通派仍然没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遵循的还是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原则。其所谓“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来印证中医，认为只有可以印证和说明中医的经典理论，才是可取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医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西医药队伍空前团结，逐渐引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势头。毛泽东同志多次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近60多年来，通过广大中西医工作者的努力，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突出体现是丰富了中医理论，明显地提高了许多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最重要的意义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使当代的中医工作者接受了实验科学思想方法的熏陶和洗礼，触发了他们科学观念的变革。但也不能不看到，中西医结合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还只是临床技艺上的表层结合，而在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深层次上，二者还只能说是“汇而不通”、“结而未合”。原因何在?这里有着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中西医学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有着民族性差异，同时又经历着不同的演化阶段，有着时代性、观念性差异。因此，如何从表层结合进行深层结合。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这也是亟需探讨的重要的中医药文化课题。

　　五、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历史上，中国曾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中医学在8世纪至15世纪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和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中医药学出现了停滞的趋势。西方近代医学的大规模传入和发展，造成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巨大冲击，不仅打破了中医药学在华夏大地上主体地位的局面，而且日益被冲到了次要的航道上。同迅速发展的西医学相比，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停滞和相对落后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近20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曾经一度被世界近代文明所冷落的东方文明又开始受到重视，中医药学更是成了当今医学和科学发展所要重新认识和探索的热点。国外有的学者一再指出，中医理论包含若干诺贝尔奖级的问题，中国要诺贝尔奖，最有希望的是中医药，中医将日益国际化。世界“中医热”的兴起，决非偶然。从表面上看，人们对中医药发生兴趣仅是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依据对全部科学史的分析指出：“人类将如何来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照东方见解行事”(《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按东方见解行事，这是时代的呼声。

　　近代西方医学，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而今天，科学技术和医学已由分析时代向系统时代、信息时代转变。普利高津指出：“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普利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中国科学的整体有机论传统对于以分析思潮为主的近代科学是不利的，但对于以综合思潮为主的现代科学则是相当合拍的。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西方有些一流的科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而反映到医学上，中医药学必将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时代重新发现了中医药，科学在重新认识中医药，中医药文化在不断地“升值”。但是，传统中医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属于医学的古代形态。它没有经过分析时代的发展，没有形成分析还原思路，因而也没有这种思路的缺陷，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打开了解人体内部及其调节的道路，没有吸收和运用近代发展的分析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而这正是西医学的长处。因此，中医学要与西医学相结合，以西医学之长弥补中医学历史发展之不足。中医药文化同整个中国思想一样，给现代科学以启迪，同时也只有科学的发展才能使中医学合理内容得到科学的阐释。因此，中医学必须同各种学科相结合，特别是同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相结合。将其包含的一切合理内容与现代科学衔接起来，提高到现代认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现代科学传统的一个生长点，并使中医学自身走向现代科学的轨道。

　　综上所述，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晶。要发展中医学，固然有赖于对中医学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但其本身形成及发展规律的揭示，却是一个社会文化课题。因此，建立和加强中西医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盟，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进一步了解中医学的发展规律，这对中医的振兴、医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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