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粹之六大民族医药
凡是以中国传统的医药学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补泻润燥、配伍反畏等）为指导，来解释其作用和用途而用以防病、治病、保健的药物，均可称为中药。广义的中药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疾病预防、治疗、诊断和康复的天然药物及其制品的总称。既包括汉族药，也包括少数民族药。少数民族药中主要有苗族药、傣族药、维族药、藏族药、彝族药和蒙族药。其中苗药和藏药已经形成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其他几种民族药通过国家和民间的保护也得到挽救和发展。
苗族医药
苗族生活的广大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因而物种丰富，动植物资源广阔，历来就是我国药材主要产区。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苗族人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医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成为我国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古代苗族巫医合一，巫师不仅通过咒语仪式驱邪，也通过各种药草祛除病症。由于过去苗族无文字，所用药物的种类、名称及药用经验等仅靠口传脑记，有的药物或散载于汉文抄本及古本草中，没有苗医药的专书著述。民间有“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流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常见的药可达1500种之多，常用的约200种。
苗族聚居的山区药物资源种类之多、产量之大、品质之好，是许多平坝地区所不能及。如：贵州主要出口的药材茯苓、天麻、桔梗、半夏、南星、首乌、黄精、钩藤、杜仲等，许多主产于几个苗族聚居的自治州。仅茯苓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年产量就达7692．9公担；黄柏年产量达6706公斤，吴萸达22．8公担，桔梗年产量达171384公斤。仅天麻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年产量就达1万公斤。其他产量大的药材亦很多。从各地民间众多的药市盛况也可充分表现出苗药资源的丰富性，有的药市有大小摊位数十至数百个，上市各类野生（少数家种）鲜、干药材几十至几百种。最常见的药材如：各种血藤、铁筷子、百金条、白龙须、蓝布正、地星宿、果上叶、黑骨藤、飞龙掌血、草乌、大风藤、八爪金、淫羊藿、海金沙、透骨香、白及、金樱子、徐长卿、仙鹤草、田基黄等等。另有部分珍稀品种如八角莲、九月生、金铁锁、一支箭、仙桃草、穿山甲、和气草、菌灵芝等在药市上也偶有出售。
苗药主要分布于苗族聚居的苗岭山脉、乌蒙山脉、武陵山脉、鄂西山地、大苗山脉及海南山地等广大地区。由于各地区纬度、海拔高度、地理环境、用药习惯的不同，各类药物分布有差异，有的种类如：见血飞、十大功劳、鱼腥草、银花、虎杖、桔梗、续断、草乌、天南星、苦参、白茅根、土大黄等几乎各地都有分布，而有的种类如：艾纳香、马槟榔、金铁锁、粗榧、松萝、通关藤、滇丹参、藜芦、松叶蕨、扁担藤、紫金莲、白花蛇舌草等等仅限于某些地区和一定的海拔高度才有分布。
近年来，在我国苗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不少的药材种植生产基地，大力开发常用的药材如：天麻、杜仲、厚朴、黄柏、茯苓、栀子、木瓜、乌梅、桔梗、石斛、天冬等的人工载培。
随着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和医药卫生保健事业水平的提高，丰富的苗药资源逐步得到开发，有的作为成药、保健品、化妆品等的原料；有的已进入民族地区医院供配方用药。近年来，从苗族聚居地区大量收购的三颗针、刺梨、雷公藤、落新妇、山乌龟、黄山药、苦丁茶、绞股蓝、苦金盆、银杏叶、红豆杉等多种药材，已被开发研制成新药或保健品投放市场。
有的省区还对部分苗族民间有效方剂进行了发掘、筛选、整理工作，一部分确有开发价值的成方制剂已被收入《民族药地方标准》中。即使如此，苗药中还有十分丰富的野生资源有待进一步有计划地开发利用，以造福人类。
苗医外治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巫术，虽然它们已完全脱离了巫术的内容与形式，如苗医的滚蛋疗法，最早是巫师敲蛋占卜望鬼时，为加强其法术的神秘性，将煮热的蛋滚动全身而形成。滚蛋疗法在苗医中广为流传。操作简便，疗效较好。更为独特的是，苗医应用滚蛋后蛋壁和蛋黄的颜色变化以诊断并预后疾病，这同巫师敲蛋占卜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苗医的诊法特点。其他如化水疗法、踩铧口疗法等，也有类似情况。
苗药和中药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应用。例如，传统苗药治疗鼻炎，是取药粉吹药进鼻腔，同时还要在鼻梁上外敷，对治疗鼻胛肥大有很好的疗效。该药粉的主要成分在中药中也是用来治疗鼻炎的。而鹅不食草，在中药里面是喷鼻子、通窍的，但在苗药里主要是治风湿——民间在大量的实践中，苗药就被发现了和中药不同的疗效。
贵州苗药产业发展迅猛，一年产值约达40个亿。百余品种中有三分之二拥有专利，有154个获得国家标准，而且能用现代医学语言来阐述医理。海南的黎药阐述黎药医理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虽然苗药厂家数目大大超过藏药企业，但行业总产值却远比不过藏药，在消费者心目当中品牌知名度亦有差距。在业内人士看来,贵州省70多家苗药企业仍是一盘散沙,多为单兵作战,没有像藏药一样形成一个整体的品牌。“现在业界已开始有意识地做大品牌,政府已在牵头做一个全国性的苗药论坛,就是为打造品牌造势。”有关专家认为,苗药发展面临着几大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的主要问题: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管理;四是开发研究。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苗药产业势必成为一个新的市场亮点。
藏医
藏医在7世纪中叶藏王赤德祖丹时期开始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理论体系，在此以前，藏医理论体系不太完善，仍处在感性认识与经验积累的阶段。早期藏医学理论著作《月王药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之一，此书大约成书于赤德祖赞时期，它以藏族劳动人民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基础并吸取了其他民族的医学知识而著成。此书以医药兼论的形式阐述了藏医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书中共载有780味药物，并详细地叙述了各味药的性味功效及有关方剂相配方法规等。
《月王药诊》的产生，标志着藏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它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藏医的理论基础，在人体解剖方面确立了以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液七大物质要素为人体结构基础。在生理及病理方面确立了以“隆”（气），“赤巴”（胆）、“培根”（粘液）三因素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藏医的“三因”“七基”学说与古希腊医学的“三种活力”“七种基本要素”的观点相一致，对此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该书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藏医脉诊和。《月王药诊》一书的产生不仅为藏医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极大地指导了当时的临床实践。继《月王药诊》之后，8世纪中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在研究和总结早期医学经典的同时，学习和吸取了邻近民族的先进医学知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著成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藏族劳动人民长期医疗实践及吸收其他民族医学知识的必然结果。该书后记中明确指出“此书是参考了大量其它医书后著成”。只要我们把《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的内容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渊源关系。那种认为《四部医典》是古梵文本《寿命吠陀》的藏文遗本的观点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四部医典》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全面地论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物、方剂、保健等许多学科的内容。它确立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为藏族人民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藏医有自己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些理论中，三要素学说是它的核心内容之一。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培根”（藏语的译言）这三种要素是构成人体并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及其能量的基础，同时也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因素。因此，对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莫不以此三者的生成变化为理论根据和说理工具。其中“隆”是主导人体全身各部位的一种动力、聚在脑髓、心肺和骨骼里，主管呼吸、循环、感觉、运动，具有"气"的性质。“赤巴”是主导人体各内脏机能活动的热能，分散在肝脏和血液中，促进消化、吸收及热能和智慧的产生。具有“火”和“热”的性质“培根”具有人体必不可少的运化食物与调节水液等重要作用，存在于脾、胃、膀胱内，可以调节消化及水分代谢，影响人的体重和性情，具有“水”和“土”的性质。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三者虽然各有特点，自具职能。但是它们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大跃进，相互影响和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共同负担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活动，因而蛇是生理性的。
每当三要素及它们的内部细目分类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隆、赤巴、培根”硬或十五种内部细目分类，七种基础物质，三种排泄物出现偏盛偏衰，大过不及等反常状态，而失去相对平衡时，人就产生了疾病，则它们又变成了病理性的。因此，治疗一切疾病的过程中就需要利用食物、生活起居、药物和外治等到的办法来进行调整，使用权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藏医学理论认为药物与五行有关，其性、味、效亦源于五行。五行（土、水、火、气、空）中土为生物生长之本源；水为生长之汁液；火为生长之热源；气为生长运行之动力；空为生物生长之空间。五行缺一，生物则不能生长。这就阐明了药物生长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关系。同时又指出；土水偏盛的药物味甘；火土偏盛的药物味酸；水火偏盛的药物味咸；水气偏盛的药物味苦；火气偏盛的药物味辛；土气偏盛的药物味涩。藏医在临床上用药是根据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辩证主方。
六味即甘、酸、咸、苦、辛、涩。药物的六种味对于治疗疾病贩作用也就各不相同。总的来说，甘、酸、咸、辛能治隆病；苦、甘、涩味能治赤巴病；辛酸、咸味能治培根病。还详细指出了每一味各自的作用和过量的过失。例如：甘味具有增强体力、补气固本，荣润肤色，延年益寿，开窍舒胸，生肌愈疮，治隆赤病的功效。用量过度，滋生培根病及脂肪，降低阳气等过失。甘味能治隆赤病，但是除了甘味陈青稞及干燥地区之畜肉外，多数甘味易于滋生培根病，惟有野牛肉、鱼、羊肉、蜂蜜却对治病培根病有益等。
药味经过消化后之变化：药物入胃，通过胃的消化分解，能使用权原有之味发生变化。如甘咸两种药物，经过初步培根消化后，则化为甘味。酸味在中期赤巴消化后，仍然化为酸味。苦、辛、涩三味在后期等火风消化后，转化为苦味。
经过消化后的药味作用是，甘味能治隆与赤巴病；酸味能治培根与隆病；苦味能治培根与赫巴病。
八性，即重、润、寒、钝、轻、糙、热、锐。药性“生、润、寒、钝”者可治隆病、赤巴病；药性“轻、糙、热、锐”者可治培根病。
十七效，即药物具有柔、生、温、润、稳、寒、钝、凉、软、稀、干、燥、热、轻、锐、糙、动等十七种效能。每种药物都具有固定的性味、效。必须根据十七效的对治配伍主方。
所谓对治，就是两两相对，其性相反，一为药性，一为病性。如寒与热，寒性病用热性药治之，热性病用寒性药治之。
传统的藏药多数以全药材入药，科技含量过低。部分藏药生产企业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这些因素都制约了藏药的发展。
西藏自治区藏药厂厂长贡嘎罗布说，藏药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力量，在制药的整个流程中增加科技含量，用现代制药技术做出质量可靠的产品。
目前，西藏自治区藏药厂等企业通过了国家ＧＭＰ认证，藏药的生产和管理逐渐步入规范。近几年来西藏每年投入２亿元以上的资金，加大包括藏药企业在内的企业技术进步和改造力度，积极引导藏药企业开展藏药传统剂型改革和工艺改良。
为了保护野生藏药材资源，使之免于陷入“越挖越少，越少越贵”的恶性循环中，西藏近年来开展了驯化野生藏药材的工作。
有关部门还组织专家对上千种藏药药用植物的名称、种属、药理成分、功能作用、用法用量等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使藏药生产走上了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
今年西藏首家现代化藏药生产基地将投入建设。建成后的基地将开展藏药继承、研制、生产等工作，从而引领西藏藏药加工生产走向智能化、现代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傣族医药
傣医药学是傣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而总结出的传统医学，它有着较系统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傣族居住地区，大都属热带、亚热带地区，西双版纳处于太平洋东亚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暖湿气流的交汇地带。北面偏居内陆，没有较大的北方寒潮和海洋风暴的侵袭。因此，雨量充沛，热量分布均匀，适宜于各种生物生长繁殖，是我国热带植物（含傣药）最集中的地区，拥有大量珍贵、稀有的生物种，傣药资源极为丰富。据普查，西双版纳有药材种类1776种，其中植物药材1715种，动物药47种，矿物药14种。植物药材分属189种。其中：真菌4个科，17种；苔藓植物门4个科，10种，蕨类植物门25个科，60种；裸子植物门7个科，15种，被子植物门149个科，1674种，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395个重点品种，仅西双版纳就有208个，占52.66％。名贵、珍稀药材17种。民族药800余种，民间傣药有228科，372属，1300多品种，曾用植物药1858种。这些动、植、矿物药分布在西双版纳外所辖的景洪、勐海、勐腊三县（市）的40个乡镇的山区、半山区和坝区。
傣医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风、土、水、火“四塔”，而人体同样由风（气）、水（血）、火、土“四塔”构成。
四者平衡则身体健康，四者不平衡人则生病。在疾病的诊断中也是运用四塔理论为指导来进行望、闻、问、摸等手段诊断疾病，并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治疗方面也是根据四塔之盛衰，选用四个成方并配伍其它药物以整调患者体内四塔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目的。傣医还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将一年分为冷、热、雨三季，选用不同的方药治疗不同季节的疾病。傣医治疗疾病，除采用内服、外用，内外合治三种治法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睡药、敷药、蒸药、薰药、研磨药、刺药等。傣医常用成方有万应小药丸、五宝药散、大成金丹以及目疾咽痛方等。现存傣医药文献有：《嘎牙山哈雅》、《玛弩萨罗》、《药典》、《医书》、《药书及病理》等。
根据目前收集整理的结果，傣族传统民族药约有1000余种，多数为植物药，亦有部分动物药和矿物药，少部分为外来药。其中许多与汉族中医药学中的药品相同，但在临床应用上有一定的差别。如芦子用于提神醒脑；草蔻用于风湿酸痛；益母草用于粪虫瘙痒、湿疹；射干用于月经过多等等，均与汉族中医学用药有异。还有的药物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药源较少，如犀鸟、象牙、孔雀毛、野水牛胆等。
植物药的分类一般以形态、气味和药用部位来划分。药物的性一般分为三大类，即热性药、凉性药、平性药。药物的味一般分为7种：酸，多用于收涩、止汗止泻等；甜，多为补药；咸，多用于软坚、补虚；苦，多用于清热、解毒、除湿、止痛；麻，多用于止痛、镇惊、祛痰；辣，多用于散寒、止痛；香，多用于醒脑、开胃健脾。由于药物性质不同，人体亦各有差异，故用药也各有特点。如1～20岁为生长发育阶段，生病时药物配伍宜偏甜味；20～40岁为成熟壮实阶段，生病时用药配伍宜偏酸味；而40～60岁以上者，为逐渐衰老阶段，生病时用药配伍宜偏咸味。又如根据不同的季节配伍不同的饮料方，以药代茶饮，以达预防、治疗的目的等等。
维吾尔医药
千百年来，神秘的维吾尔族传统医药一直维护着各族群众的健康。维吾尔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宝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目前已收入国家级药典的药品就有202种，其中药材115种，成方制剂87种。维吾尔医药具有独特的临床有效性，有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体系。它和中医、藏医等民族医药学相比，有着其独特的治病理念。维吾尔医药学主要是由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组成，它认为，人体的病灶主要是由气质失调，异常黑胆质所致。要治病，首先要清除病体内的异常黑胆质。维医维药对预防肿瘤、心血管病、皮肤病、糖尿病有独特效果。
传统而独特的治病理念和世代相传的祖传秘方，融合现代医药理念的研究和开发，近10年来，已研制出复方麝香口服液、香妃强心剂、依木萨克片及治疗白癜风、糖尿病等世界疑难病的13个剂型、147个民族医药品种。其中，依木萨克片和香妃强心剂1997年打入美国、日本、新加坡市场。
在全球四大长寿区之一的新疆，维吾尔医药在民间至今广泛流传。这种在雪山、沙漠、草原、绿洲诞生的医药作为祖国医学中的奇葩，正放射着独特的光耀，并将给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福音。
维吾尔医药是祖国医药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伊斯兰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维吾尔族人民在防病治病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应用植物、动物、矿物防病与治病的实践经验和生产技术，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维吾尔民族文化特色的药物学。
维医药物品种繁多，常用药有1100多种，其中矿物药80多种，植物药1000多种，动物药50多种；国产的有1000多种，新疆产的100多种，进口药有60多种。
彝族医药
彝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彝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历尽沧桑；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彝族医药特色的传统医药学。彝族认为万事万物的根本是清浊二气，天、地、人和各种事物都是由清浊二气产生的，因此清浊二气是彝医认识自然、了解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总纲。彝族有本民族文字，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最早的彝族医药文献是写于明朝。彝医不仅重视治疗疾病，同时也强调预防疾病。养生和预防是彝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医在治疗上有内治法和外治法。内治法主要靠口服，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酊剂。外治法包括外包、外敷、烧火、熏蒸、洗浴、割治、放血、针刺、拔罐、推拿按摩等。彝药主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化学、自然土及水。彝医治疗注重实践，注重疗效，不死守一方，其文献记载内科疾病有38症，耳科疾病20症，妇科疾病11症，产科疾病28症，外科疾病16症，伤科疾病36症，五官科疾病22症。
彝族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当时彝族先民们一方面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及面对凶残的野兽伤害，一方面也处于自身疾病的折磨之中，在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中，慢慢地积累了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体质的经验，同时也发展了医药知识。
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药物是彝族医药发展的基础。彝医的药物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部分.明代以前，彝族历代对植物药的记载非常零星、分散。此时问世的《双柏彝医书》一书，将流传在民间分散的大量植物药收集起来，它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本草书藉，但其中所记载的彝族植物用药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
《献药经》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药物相互配合，以提高疗效。书中认为凡药用的植物、动物、家畜、五谷等，都可用来相互配合使用。药物配合十分广泛，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药物都可以进行配合。这充分说明彝医此时已从单方向复方迈进了一步，这无疑是彝医药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彝族善用动物药起源于原始时代，在长期和野兽接触的过程中，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也随之增长，它对后来彝族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动物药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彝汉医学的相互交流，彝族地区的动物药越来越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视。《名医别录》就记载了彝族地区的牛黄、麝香、犀角、露蜂房等动物药，并明确地记录了这些动物药的产地、性味、功能、主治。
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彝族历史经历了从勿阿纳（《西南彝志》）希孟遮世系第51世君长，到那意笃色（76世）的彝族奴隶社会前期。这一时期，彝汉医药相互进行了交流。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所用，并且收录进汉医的医书中。
著名医家赵学敏在《本草纳目拾遗》中，也记录了一些彝族药物，证明此期彝族医药应用的广泛性。
15世纪中叶，明代本草学家兰茂著成《滇南本草》。
记入了彝族的许多药物。
到了清代，对于植物药的运用就更加广泛了。
近代，彝汉医药交流日益增多，彝医善于吸收汉医的营养，逐渐摆脱过去单方单药，只凭经验的传统格局，使彝医药有了突破性发展，为彝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勤劳智慧的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探讨发掘，积累了本民族特有的医药经验，整理了大量医药文献，为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写下了光辉一页。
彝族药物是彝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中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族药物数达千种，包括有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其中以植物药和动物药运用较为广泛。
蒙医药
蒙医药学是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医药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吸收藏医、汉医及印度医学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独特理论体系、临床特点的民族传统医学。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在与干旱、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斗争中，不断积累了许多适合当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地理气侯特点的医疗知识和方法。蒙古人民由于主要食用牛、羊、马等动物的肉和乳食品，所以对这些动物产品的医疗作用有很多的了解，而且饮食治疗在蒙医药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因其居住地寒冷潮湿故使用灸疗法也是北方蒙古族早期常用的治疗方法，又因其民族常年驰聘在广阔的草原上，经常发生战伤、摔伤、骨折，故正骨、正脑、烧灼疗法也是早期蒙医的重要内容之一。
蒙医药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黄水、粘虫”。把疾病的本质归纳为寒热两种，把发病部位归纳为脏腑、黑脉、白脉、五官等。蒙医理论明确指出，发病本身的内在条件是指三根七素，即内因，致病因素指外界因素，即外缘。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七素各有特点，自具其能，密切联系，共同担负着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保持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状态。这是人体健康的基本原因。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三根出现偏盛偏衰等反常状态而失去平衡时，就产生疾病，这是病理活动的基本原因。三根七素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能量与物质基础，并且也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因素。对于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均以三根的生成变化为理论根据。
蒙医认为，人体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活动过程，内部消化系统，外部言听视行，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在三根七素的作用下，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之间的生命活动彼此协调，相互制约，才能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如某一部分发生病变，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以至整体，引起平衡失调，功能障碍，出现一系列症状。所以在医疗疾病过程中，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辨证地进行全身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人和自然界也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人体通过感受器官和外界自然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自然环境的变化，必然对人体产生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人体内部三根的调节，使之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相适应，若七素之间的平衡失调，相互为害；或由于某种外因，人体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状态遭受破坏，就会发生疾病。
蒙医在临床上根据这一理论和原理解释各种致病因素的性质、特点和所致病症的临床表现。所以“扶正”与“祛邪”是人体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的重要措施。
在药物学方面，蒙医药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制法和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西藏、印度等地区和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物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
壮族医药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壮医壮药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祖国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古时期便萌发了壮医壮药，居住在广西地区的壮族先民们，为了生存和繁衍，便积累了与疾病做斗争的一些有效方法和药物。壮族地区也曾流传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秦汉时期壮药种类已相当丰富，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三大类40余种。当时的岭南越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瘴气经验。唐代以后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并渗透汉医学的壮族医学，壮医方剂学也初见雏形。在唐宋时期的方书中收录了一部分岭南的解毒、治瘴气药方。在医书分类中出现了“岭南方”，标志着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药学中的明确地位。明清时期，是壮医壮药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壮医壮药除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广西各地方志有记载外，尚开办有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并办有一些慈善机构，志在救助孤寡老人及贫病无钱求诊者。广西隆林、贵县、沂城、靖西等地均开办有规模较大的药市，带动了当地经济和壮医壮药的发展。纵观古代壮医壮药的发展，即使没有文字记载但通过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有大量的壮族医药秘方验方，从而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壮药属于发展中的民族药，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基本上处于民族药和民间药交融的状态。壮族居住区地处岭南亚热带地区，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壮族人早有喜食蛇、鼠、山禽等野生动物的习俗，因此动物药应用较为普遍，民间历来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经验。因此壮药中动物药占有相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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