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医药的起源与发展

    苗族医药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

  一、苗族医药的起源

    苗族医药的起源很早。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而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也很早。西汉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苗父”者谁？有的学者认为：“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中国通史简编》）。

    有的学者认为，汉族文献所记的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湘黔交界的苗族人民说，药王爷是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有翼能飞的神人，他不畏艰难险阻，披星戴月为人民“岔税岔嘎”（东部苗语即“寻找药方”），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一个药王，身在八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的歌谣。至今黔西南州安龙、贞丰、晴隆等地的苗医，还非常崇敬“药王”，在行医过程中治好病，就要以杀鸡祭祖的方式来敬祭“药王”。这个传说同《淮南子》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非常类似，《山海经》云：“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其中“有翼”和“有翅”、“透明”的传说，均是神话时代苗族先民的特征，这说明苗族医药是起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

   由于苗族本身无本民族文字和史实的记载，故其医药的起源难于考证，但从众多的其他文献和传说、古歌中，仍可窥知其具体情况，其特点一是起源较早，历史悠久；二是起源于苗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苗族由于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较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至今在苗族地区，几乎每人都能认识掌握几种甚至几十种药物治疗方法，有些地方家家户户门庭院落房前房后皆种植一些常用药物，形成人们应用草药极为普遍的特点，具有“百草皆药，人人会医”之称，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苗药作巫具，《楚辞》中有不少记有被称为“苗药’、的“菖蒲”和“泽兰”，长沙马王堆一、二号汉墓把“泽兰”作为殉葬品，说明了苗药的历史悠久和广泛应用。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吃到枸酱，问从何来，曰：“道西北（yangke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即古夜郎境内，《兴仁县志》载：“山产萎（草头加弱），花如流藤，叶如荜茇，子如桑椹。苗家沥其油，醢为酱，味亦辛香。取其叶，裹槟榔食之，谓可辟瘴，苗女持赠所欢，以为异品。”兴仁在古夜郎境内，从上述记载，可知苗族开发植物资源作为食品和药物的历史悠久。苗族“古歌”中关于远古发现药物的故事也很多，如黔东南一首叫《垫哈》的古歌，说的是哈哥小时不幸被虎背去，十年未返，后被父母找回时，野性不改，声音嘶哑不能说话，一次他跑出去到河边吃了很多浮萍，哈哥不但能说话了，还改掉了野性，苗家因此积累了浮萍能治嘶哑病的经验。

    虽然苗族生活在植被繁茂、药物丰富的地区，但苗族早期迁徙频繁，所到之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山区和瘴疠之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这种环境反而锻炼了苗族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绝对不能保证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苗族的许多有名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经验，就是来源于这种生存斗争。如苗医著名的糖药针疗法，是一种独特的外治疗法，此法广泛流传于贵州西南和西北大部分地区，贵州关岭镇宁、紫云等地的苗医，用此法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糖药针疗法溯源于古老的弓弩上应用的弩药，从弩药的成份上看，主要是古代苗人将“见血封喉”的剧毒药汁敷涂于弩箭尖上，以猎取虎豹等凶猛动物，《宋史．蛮夷列传》载，蛮夷人（主要指苗瑶民族）“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药解之即。”至今苗族仍有狩猎习惯，古代苗族应用弩药是可以肯定的，但其他民族也有弩药，而苗族都能将它应用在治病上，可谓是一创造。苗族在应用弩药的漫长过程中，配制者为适应治病的需要，有意减去了其中的剧毒成份，加入蜂糖等降低药物毒性的成份，用特制的排针或三棱针沾药汁刺于患处，其操作简便，治疗迅速，副作用小，糖药针是苗医独特的外治法，是起源于苗族古代狩猎活动而发明的弩药，这正是苗族医药起源于古代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有力佐证。
    二、苗族早期的医药活动与“巫医合一”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籍，这同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很难确定一样，苗族医药发展无明显的分期。但苗医发展史上确实存在一段较长的“巫医合一”的时期，《说苑辨物》上所说的“苗父”属于这种情况，《宋史．蛮夷列传》载：“西南诸夷，汉（yangke)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苗族人民喜用铜鼓，用它祀鬼神以治病，是较早时期的情况。

    我国汉族地区在春秋时期，巫与医已经完全分离，但经济科学文化落后的苗族，却比较完全地保存了“巫医合一”的特点。道光《凤凰厅志．风俗篇》载：苗族民间“疾病延医服药之外，惟祈祷是务，父母病则延老者，十八人牲牢为请命于神，谓之打十保护。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煞，名曰杨关。”这种“巫医合一”的方式，用苗族的俗语来讲，叫做“巫医一家，神药两解”，到清代还很盛行，民国《剑河县志》载：“民知尚稚，笃信鬼神，患病者不事医药治疗，惟气灵于巫祝，有跳神走阴诸名色”。民国《兴仁县志》载：“黑苗巫曰密那，遇病延之，杀犬而禳，名曰打老魔。”上述记载很多，除方志外，清．田雯《黔书》载：“苗人……病不服药，惟祷于鬼，谓巫为鬼师，鬼师乘以愚人”。清．梁雪绳《黔苗词》中曰：“寨旁??岩屋湄边，手携力弩作嬉嬉，病来不解神农药，杀犬屠牛事鬼师。”可见苗族医药中，巫师治疗疾病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历史现象。有的地方延续至今，呈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

   苗族的巫师，在湘西称“巴对雄”，在黔东南称“相孬嘎”，在川滇黔交界区称“笃能”，女巫又称“迷婆”或“迷那”。苗族在历史上由于苗巫文化的影响而笃信鬼神，日常生活中婚、丧、疾病、节日，都要请巫师主持祭祀仪式。许多村寨都有1～3名巫师、巫师必须熟习各种鬼神的名称、性质和祭祀的方法，会背诵咒语。人生病时，苗巫师对病人施行巫术，称“过阴术”或“望鬼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单纯以巫术治病，除了有心理治疗作用外，一般与医学无关。但巫师是苗族早期社会的一种分工，他们又是本民族最早的知识分子，由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有一部分巫师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施行巫术的同时，还兼用草药和其他方法治病，后来巫师由于社会地位的下降而衰落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分化为职业苗医，但在行医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巫术的内容和形式。

   苗医外治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巫术，虽然它们已完全脱离了巫术的内容与形式，如苗医的滚蛋疗法，最早是巫师敲蛋占卜望鬼时，为加强其法术的神秘性，将煮热的蛋滚动全身而形成。滚蛋疗法在苗医中广为流传。操作简便，疗效较好。更为独特的是，苗医应用滚蛋后蛋壁和蛋黄的颜色变化以诊断并预后疾病，这同巫师敲蛋占卜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苗医的诊法特点。其他如化水疗法、踩铧口疗法等，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在临床治疗中，一些苗医（或病人自己）主张神、药结合，一方面用药治疗，一方面求神请祖。由于对许多疾病的发生无法解释，对危重病的发展死亡无法理解，只好求助于鬼神而与巫“合作”，既彼此利用，又互相对峙，形成“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局面，据黔东南10个县的调查统计，巫与医并用的现象至今在某些局部地方仍然存在着。
“巫医合一”是苗族医学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是由于缺乏科学知识，社会发展缓慢而又极不平衡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说明了苗族医药的形成过程，脱离巫术的不彻底性和复杂性。但对“巫医合一”情况应作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虽然巫术阻碍了医学的发展，但并未吞噬医学的精华，从而阻止医学的破土而出，这是由于苗族医药扎根于山区的群众之中，又有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缘故，不能以此作为否定苗族医药存在的理由。今天，由于苗族文化知识的提高，这种“巫医一家”的状况已逐步解体。

    三、苗族医药的形成

    苗族医药作为一种传统医学被人们认识和引起重视，还是近代的事，即苗族社会经济发展地位较高的时代。由于苗族与外界的交往增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湘西、黔东交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在清朝乾隆之前，还未入“官籍”，被称为“苗族生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仍沿袭清初土司制度，有“蛮不入境，汉不入洞”的禁令，汉医药没有传入这些地区。据地方志载，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而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以后的事，这说明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治病全靠自己的苗医苗药。

   苗族地区的医药，在改土归流入官籍之前，就已经享有盛名。道光《凤凰厅志．丧葬篇》记载：“苗地多产药饵……，其药名诡异，非方书所载，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兴仁县志》载白苗“喜居高山，常采草药，售于市，转徙不恒。”这是地方统治阶级对苗医存在的承认和肯定，这是在对苗族人民十分歧视的时代，作为官方撰修的地方志作出的记载，说明在这之前，苗族医药已经形成。

   以后的记载逐渐增多，清咸丰年间，苗族领袖张秀眉在黔东南领导了震憾全国的大起义，义军中有一位住在黄平黄飘地方的苗族老人叫潘购赊里江，担任医生工作，用苗族医药为起义者治疗疾病和枪伤，是苗族较早的职业医生，至今仍为苗族群众怀念。苗族医生技术高的有起死回生之术，19世纪中叶，湘西苗医治肚脐风的医术已经很高明，还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光绪《凤凰厅志》说，苗族医生治疗麻风病的医术颇高，有的还能开刀治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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