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巫与医是同生共步的产物

    我国古代的“医”字本写成“毉”(《国语》中写为“毉”)。《管子•权修篇》：“上持龟筮，好用巫毉”。说明古代的“医”与巫的合体字，这正好揭示了“巫”与“医”同生共步的佐证。《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同以作巫医”。较早的名医皆出于巫师。《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窦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璞注：“为拒却死气，求更生也”。用白话翻译就是说，在开明兽之东有许多神巫，如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等，他们围在窦窳的周围，都拿不死药要叫窦窳死而复生。《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箴作筮”。《世本》：“巫成为帝尧之医”。这些人既是巫师又是巫医，其治病方法形式上虽是祈神驱鬼，但主要还是施用药物为治病手段。因此，不难看出，史前时代的巫师，是具有多种才能的氏族成员一类，他们是巫教的主要执行者，是上达民意，下达神旨的特殊人物，又是当时掌握科学知识、音乐舞蹈、口头文字和历史知识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巫师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氏族的智者，也是后来知识分子的前身。这些人自然也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医药知识。其实，就是在先秦的医书中，也充满了巫教的内容，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史记•李斯传》载秦始皇烧诸子百家之书时，就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的记载。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和女巫们传授下来的”。
    水族与巫风大炽的中华远古文化心态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古代的水族先民，都很崇拜天地鬼神等超自然力量，据今水族学者王品魁先生调查分析，水族崇信的鬼神就有三百余种，人们事无巨细，都要祈求神灵的起示，而祈求神灵的手段是占卜。现代的水族社会中，水族民间至今还保留和使用着竹卜、石卜、草卜、蛋卜、鸡眼卜、铜钱卜和巫卜等。《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备异卜”，“蛮夷氏羌，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水族的占卜，还处在原始宗教性质。水族百姓这种相信命运和神灵，崇拜超自然力量而求神问卜，还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现象。至今尚存的水族原始文化载体——《水书》就是水族先民最早的一部古筮书，其写作目的，在于适应蛊筮的要求，预测人事吉凶，寄托着人们企图征服自然以及沟通超自然力量的幻想，反映出人们试图预测历史运行、社会治乱的渴望，带有早期的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色彩。作者的天道观是迷信神权的，为了遇事问神求鬼，才编写《水书》，作为原始宗教的工具。
    在《水书》文化心态的支配下，一些生活跌宕、精神不快、疾病缠身、诸事不顺的人，常常将消灾除难、改变环境的希望寄托的巫师身上，求其指点迷津。而巫师通过巫术活动，确实也曾抚慰过受伤的心灵，拯救过绝望的灵魂，对于那些心理障碍症和精神抑郁症的人，确曾收到心理疗法和精神疗法的效应。
    但是，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水族定居后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区”，天花、霍乱、痢疾、伤寒、疟疾广泛流行。一些巫师对生理机能发生障碍或遭病毒的患者求医总不能如愿，只有借用药物作为巫具，暗中施以药物治疗。在往后的实践中，一些巫师逐渐掌握了当地生长的植物药以及诸如虎骨、熊胆、麝香、雄黄、朱砂等动物药和矿物药，在为患者进行占卜和行巫时，这些巫师通过求神祈鬼的巫术活动借以解除病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求得心灵上的平衡，从而增强抵抗疾病的信心和能力，同时又暗中施以某些药物治疗来掩饰神灵的空虚。这些巫师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声誉，不断在暗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自采自栽药物，秘密行医，发展了原始医药，于是逐渐从巫师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了巫医。
    巫医看病，总是占卜与}台疗兼施，从而形成“巫医结合，神医两解”。在巫医盛行之时，医术总是成为巫术的附属物，治疗上的成功往往被解释为神灵的威力，科学的成分常常为迷信的外衣所掩盖，“药解”被“神解”压得暗淡无光，这就成为水族医药发展的障碍。从当今水族民间草药医师行医的状况来看，还没有摆脱巫的羁绊，上山采药，为病人下药等都要秘密地搞一些巫祝活动，趋吉避凶，企盼神灵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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