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当时中国的唐宋也很强盛,因此这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各国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伊斯兰教亦先后经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西亚人经商及留居中国各地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他们为传播阿拉伯文化,包括医药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均收载了包括阿拉伯各地的药物及治疗经验,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其中也有阿拉伯及东来回族医药学的贡献。
唐代,还有一部《海药本草》,作者李珣,是出生于四川梓州的回族。家庭世代经营海药,因此提供了他以外来医药,主要是阿拉伯医药的研究成果,《海药本草》收药124种,书中对药物气味和主治都有许多发明,增加了15种《唐本草》中所没有的药物。李珣在回族医药学中的成就促进了祖国医药的进步和发展。
香药是热带芬芳类植物和动物分泌的香辛胶汁类药物,主要产于南亚、阿拉伯及伊斯兰化了的东北非各地,特别是从阿拉伯等国进口最多。回族先民对香药的输入推广及应用有颇多贡献。香药的不断输入及医药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回族医药学的形成、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回族医药形成初期,虽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医药文化的特点,但它又处于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包围之中。面临两种体系风格不同的医药文化的共同载体的回族及其先民,在吸收和借鉴汉民族医药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回族医药和汉族医药的同步协调发展和交融。回族医家通过对于中国医药的投入参与,从而使回族医药向中国传统医药渗透,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共同发展。
建国后民族医药得到新生,尤其1983年,卫生部、国家民委印发《关于继承发扬民族医药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把民族地区医药卫生工作做为一件大事认真抓紧。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又召开了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卫生部等12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些会议和文件都历史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情况,肯定了民族医药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加强和发展适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和民族习惯的多种形式的民族医药卫生机构和规划,制定了发展民族医药规划和措施,把祖国医药学和民族医药学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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