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心修炼 做铁杆中医人
坂井由美（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编辑)：在您的中医学道路中，特别受到哪些老师的影响？
姜兴俊：在我的中医学道路中，特别受到以下几位老师的影响。
第一位：已故陕西中医界元老，原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米伯让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他指导下的中医文献研究所工作过10年，他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中医理论功底为我树立了学习中医的榜样。米伯让老师曾用中医治疗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克山病等多种急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疗效十分显著，靠的就是中医理论的指导。近二十多年来，我不断地学习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为了治好病，又在不断地加强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并在实践中始终奉行“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的信条。
第二位：全国著名中医临床大家朱良春老师。我是1982年在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期间拜他为师的，迄今已25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学医术、学做人、学做学问。至今我都还在不断地向他和他的著作学习。尤其他在注重用药方面对我的影响最大。中医临床有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辨证，二是用药。二者都能抓好，疗效自然很好，但若辨证无误，疗效不显时，就得在用药方面多加思考，选用针对性更强、治疗效果更好的药物。在这方面，朱良春老师给了我不少启迪。
第三位：全国著名中医学大家邓铁涛老师。我和邓老虽未谋面，但他却是我最为敬仰的私淑老师，过去我曾多次写信向他求教，他均给予认真指导，2004年我到上海曙光医院之后，他还专门题词鼓励：“喜闻移驾上海曙光医院，更加可喜的是上海曙光医院重视发展中医。中医之发展，必须有万千个铁杆中医，若有铁杆中医雄师百万，则中医振兴指日可待。从此上海多了一位铁杆中医姜兴俊同志。”
邓老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的铁杆中医精神和辨证论治思想，前者使我更加痴心中医，后者指引我走辨证论治之正道。例如，邓老的辨证论治思想中有两个观点一直是我临床实践的准则：一是辨证包括辨病（中西医之病），即在辨证的过程中进行辨病；二是专方专药治病也要体现辨证论治。辨证包括辨病，就是要在辨证的过程中进行中医诊断和鉴别诊断，并将有关西医辨病内容纳入中医辨证之中，如此可以避免西医思维的干扰。专方专药治病仍须辨证论治，为的使药证契合而获效，如治疗胃病有许多中成药，但其中三九胃泰颗粒用于湿热胃痛者效果较好，胃苏颗粒用于气滞脘胀者效果较好，胃复春用于胃虚络瘀者效果较好等等，具体选用何药则需通过辨证。
第四位：原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白永波老师。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曾多次聆听他的教诲。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医要成才，急功近利不行，必须要沉下心来，埋头钻研上十几年。尤其做临床医生，更需要一段时间。你想成为中医的有用之人，就得从现在开始，沉下心来，苦苦修炼上十几年。以后老一代中医逐渐减少，将会需要很多的高水平中医来接班。”我把这话听进了心里，后来重新设计自己，离开西安，去了素称“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四川，这一去就是15年。这15年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真正认识了中医，真正跨入了中医学大门，真正成了一名中医人。
坂井由美：您喜爱的中医古籍有哪些？
姜兴俊：我喜爱的中医古籍很多，家中就有上千种，但因诊务繁忙，多是泛泛而读，或查找资料时才去翻阅相关内容，反复多次看的只有《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寿世保元》、《临证指南医案》、《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温病条辨》和《医林改错》等，其中《内经》和《千金方》，以及上述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的书对我影响最大。因为中医临床需要中医理论来指导，所以必须熟读《内经》这部中医理论经典；因为临床很少单纯之证，往往多见寒热并存、虚实兼夹、上下同病、表里俱伤等错综复杂之证，这种情况用《千金方》中的温清并用、补泻同施、上下兼顾、表里同治等杂合之法最能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治疗疑难杂症，舍《千金方》之法则难以奏效，所以我是把《千金方》当作中医临床经典来读的。为什么多读温病学方面的书？因为前些年在四川，近些年到上海工作，所遇温热与湿热病证俱多，所以常用《临证指南医案》、《外感温热篇》、《湿热病篇》和《温病条辨》中的有关理论指导临床，实践证明其疗效颇好。
坂井由美：经典在临床中有什么作用？深入学习经典有什么意义？
姜兴俊：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对中医经典在临床中所具有的作用，也经历过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认识过程。早期临床的若干年间，我也曾经认为，经典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不大，当时是从病症对应原文的角度看待经典的，也就是拿自己所看的病症与经典中的原文或原方对号入座，结果往往是对上号者少，对不上号者多，从而将学习重心放在了近现代医学文献方面，并由近及远地读一些古医籍。后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才逐步认识到：学习和运用经典理论，不能仅仅比照原文套病、用方，关键在于领会其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掌握其识病、治病的思维方法和诊疗方法，如此才会发现它无穷的启示作用，才能够举一反三地发挥其临床指导作用，进而提高我们的中医诊疗水平，并有可能结合具体病例产生新的学说与理论；通过大量的读书与比较之后，才逐渐发现和认识到：中医经典与后世医家医著不同，后世医家所述理论多根源于经典，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多是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继承和创新而产生，其所述理论有超过经典者，但也有不及经典或不可取者；而经典则是经过若干年代和众多医家反复验证、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而形成的，其理论内容的正确程度及其所包含的科学性相对较高，而且具有中医理论的原汁原味，这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医、掌握中医、运用中医和由源及流地研究中医大有裨益。
坂井由美：您对纯中医是如何考虑的？
姜兴俊：关于纯中医问题的提出，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因为近些年来，中医西化和中医异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由此导致辨证论治水平不断滑坡、中医医疗质量不断下降、中医临床阵地逐渐萎缩，于是有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喊，希望用纯中医来改变一下现状。我以为这个时候提倡纯中医很有意义，然而反对的说法却不少，这些说法归结到一点，就是对纯中医的实质认识不足，一般都是从用不用现代医学检查、懂不懂西医诊断、用不用西药治疗等角度来定纯中医的概念，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所谓纯中医，就是在中医诊疗过程中，完全用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的理论、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来诊疗疾病。其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涵。故临证时，纯中医亦可使用现代医学的检查方法，并借鉴西医的诊断，因为西医诊断对疗效判断、疾病预后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问题在于辨证论治过程中不可受西医诊断的思维方式影响，所以当西医诊断之后，必须重新辨证论治，包括搜集四诊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辨证、立法、选药和组方。临床需要这样的纯中医，也需要这样的纯中医思维方法和诊疗方法。现在是纯中医人才少，用纯中医思维方法和诊疗方法者亦很少。这种状况再不呼吁重视，再不加以改变，我们的中医发展前景堪忧。
坂井由美：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姜兴俊：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两个字：继承。中医需要创新，需要发展，但现在是连继承都没有做到、做好，又怎能谈得上创新和发展？故而继承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只有继承好了，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如果脱离了继承来谈发展，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说没有继承的发展，既对临床无用，也对提高中医学术理论无益。因此，要想发展中医学，就得实实在在地在继承上做文章，譬如从古至今，一个病证一个病证地去总结，一味药物一首方剂地去总结，只有在总结的过程中，才会发现中医的诸多优势和不足之处，才会找到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这种探索的过程和研究的结果，其本身就是一种发展。例如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总结汉以前医学成果的基础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而成；《温病条辨》也多是在总结《临证指南医案》的基础上成书的。
按：姜兴俊老师常说：作为一名中医人，一生都会处于不断学习与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受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执着的追求。目前社会上对中医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疑惑，有反对，有维护，有坚持，我们初涉中医之道，难免受到一些负面影响，时有不解之惑，听了姜老师的答问，给了我很好的答案，既使我坚定了要成为铁杆中医的信念，也使我今后的漫漫中医之路有了明确的导航灯。真可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陈玲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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