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道德观：祖国传统医学的精髓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明发展史中，记载了一大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学家和药学家，从医和、扁鹊、张仲景、华佗、皇甫谧，孙思邈、钱乙、庞安时、宋慈、李东垣、李时珍、陈实功，到吴又可、叶天士、丁甘仁、施今墨、蒲辅周等等，他们大医精诚、仁术济世、平等博爱、仁慈宽厚的中医人文精神和杰出的医学成就名垂青史，为民众和历代行医者所崇敬。

　　中医药学强调学医、业医必须以救人活命为本，以仁爱精神为准则，“仁心”、“仁人”、“仁术”成为众多行医者的自律准则，并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业界恪守的中医人文道德观，代代薪火传承至今。人文医学的精髓散布在诸多医家的字字珠玑之间。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认为医理艰深，疾病千变万化，医生必须具有“爱人、知人”的精神。南宋肖纲在《劝医论》中指出：“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 

　　“医乃仁术，仁善立业”——宋代林逋在《省心录·论医》中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生死之所系。”清代名医费伯雄认为：“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明朝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中说：“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仁术。” 

　　“为医之道，必先正己”——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明辨：“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

　　“一视同仁，贵义贱利”——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认为：“欺则良知日以蔽塞，而医道终失。不欺则良知日益发扬，而医道日昌。”明代龚延贤在《万病回春》提出医家要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精脉理；四识病原；五知气运；六明经络；七识药性；八会炮制；九莫嫉妒；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药施无二。

　　“精求医理，博采众长”——魏晋褚澄在《褚氏遗书》指出：“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要求行医者“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要术德兼修，至精至微，“医道精深，不可浅尝辄止，而医者责任重大，临证不可不慎。”

　　“一心赴救，视病犹亲”——从中医药有史以来，无论是唐代的“患坊”，或是苏东坡创办的“安乐病坊”，无不充溢着仁慈博爱的人文道德。隋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大医精诚》指出“大医”修养的两个方面：“精”与“诚”。“精”，指专业熟练；“诚”，指品德高尚。明代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论及：“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

　　“廉洁淳良，不唯名利”——明代裴一中在《言医》指出：“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华序》说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 

　　“宽厚仁和，倾诚无忌”——清代喻昌在《医门法律》认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仁心仁术、视病犹亲、术德兼修、感同身受，成为中医人文道德观的重要表达，需要我们后学持续传承与不懈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