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中医海纳百川

　　津门中医素以历史悠久、名医荟萃、大家辈出蜚声遐迩。南北文化融合，中西文化合璧，形成了津门中医文化的特色。为探寻天津中医药的文化底蕴，记者专程赴津寻根。

　　津门中医渊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游历燕赵（即包括现在的天津一带）行医采药，这里就出现了传统中医的曙光。谈到津门中医药名家名著，天津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陈子震如数家珍：从扁鹊游历燕赵行医采药，谈到唐代贾耽所著《备急单方》，宋代刘翰所著《经用方书》、《论候》，许希所著《神应针经要诀》，以及元代窦默所著《铜人针经密语》、《外科全书》，明代蒋仪所著《医镜》、《药镜》，清代洪天锡所著《补注瘟疫论》、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再谈到中国近代四大名医施今墨、驰名华北的苏氏骨科、哈氏医家以及董晓初、邢锡波等众多中医名家。

　　津门名医辈出，使得当时的中医文化教育和宣传也得以发展。陈子震列举了当时津门中医文化的诸多“之最”：最早的中医考试是1916年5月出现的；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是1926年由陈泽东等人发起成立的 “天津中医同仁公会”；最早公开发行的中医学报刊是陈泽东于1934年创办的《国医正言》；还有1929年，张锡纯在天津开办了国医函授学校；1932年，钱伯泉创办了天津私立中医学校；1939年，古今人在施今墨等名医赞助下，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国医学社，共办了6期，为天津乃至全国培育了不少名中医。

　　从战国时期开始，天津地区就处在中原的边境，战争、移民等因素又使得这个地区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从600年前天津开埠以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从南方带来了大量移民，使天津文化融入了南方的元素；元朝、清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把北方文化带入中原。鸦片战争以后天津沦为侵略者的租借地，外国文化也浸入天津，这样就形成了天津地区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并蓄的特色，她的地缘特性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都能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津门中医药，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却并未受到过多的地域限制。

　　津门中医融会了南北、中西等各方医学文化的精华。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于铁成认为，天津的中医药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南北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更具有包容性。从清朝晚期到民国期间，西医的进入曾对中医造成很大冲击，而在吸收外来文化这一方面，天津中医表现出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具体表现就是大胆在中医体系中引进西医的治法和药物，形成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就是名医张锡纯。

　　于铁成还谈了清末民初时期天津中药业的发展特点。天津是个沿海城市，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又是商业聚集地。商业推动了中药业的发展，不仅使一些商业资本争相向中药行业投资，还吸引了很多外地中药界的有识之士来天津开药店、办药厂，人们熟悉的达仁堂、乐仁堂等“京系”老字号纷纷落户津门，而身为“卫系”魁首的天津本土药庄隆顺榕及其五家分店更是牢牢占领了天津中药业的零售市场。药业的兴起促进了中医的繁荣，不少外地名医来天津开诊所。

　　民国时期西医对中医的冲击、“五四运动”后涌起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国民党政府提出“废止中医案”，使当时津门中医面临严酷的现实。天津中医陈泽东联合全国中医药界组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界团体代表大会”，经过3年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取消中医的决定。

　　谈到天津中医药的学术特色，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认为，在天津中医历史进程中，从明代设卫筑城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广泛的包容性、适时的开放性，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能。因此天津的中医有自己的突出特色，但是，由于天津过去没有一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史书，津沽学派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得到中医界的全面认识，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天津中医药优势的继承发扬。

　　吸收外来文化，博采众家之长，津门中医文化之所以璀璨夺目，得益于她根植的天津丰厚文化底蕴和优秀文化传统。用传统中医的眼光看，天津的中医颇有“洋中医”的味道，说其“洋”是因为天津的中医药比较容易接受和融入外来的东西发展自己，也许这就是津门中医独具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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