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五成村级卫生站闲置 耗资16万一天未开
村级卫生站缘何“空心化”
——透视北京通州“空心”社区卫生站现象之一
■编者按：
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界定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职能，对于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基本属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则没有做相关界定。
作为改革的“填空题”，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一份答卷：在北京市通州区，政府投资建设的近五成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农村“看病难”的背景下，“空心”卫生站状况令人担忧。
■本报记者 屈一平 实 习 生 张娟儿
新建村卫生站成了摆设
“建完了就关着呢，一天也没开过。”
2010年3月11日，在北京市通州区甘棠镇谢家楼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门前，村民李艳春言语中带着可惜。记者连续多日在通州区采访发现，近三成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处于“闲置”状态。
按照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设计，村级卫生站应是四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末端，但在通州区部分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却成了名副其实的“活摆设”。
在谢家楼村村委会办公室附近从事保安工作的武贵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虽然自己的工作地点距离谢家楼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到100米，但一家人输液还是要到三公里外的甘棠镇社区服务中心去。
2008年底，新盖起来的谢家楼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曾让武贵看到希望，没想到两年过去了，村卫生服务站依然大门紧锁，从未“开张营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红砖白墙的谢家楼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崭新地矗立在阳光下，门口落叶遍地，昭示着长久无人问津。
从紧锁的玻璃窗向里看：一个完整的村卫生服务站赫然眼前——一溜排开的八间科室：输液留观室、治疗室、全科诊室、药房、检验室、计生指导室、健康教育室、康复室以及两个洗手间，约莫两百多平方米的样子。正面映入眼帘的是蓝底白字的“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字样。大门口挂着的两个牌子分别为：“通州区甘棠镇甘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谢家楼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残疾人康复站”。
“这里晚上都被村里出租给附近的人住宿，国家的钱都瞎花了。”谢家楼村村民代表王师傅愤愤地说。
本报记者辗转进入这所“尘封”的卫生站，吃惊地看到，八间科室里有四间依稀堆放有被褥等生活用品，俨然成了“宿舍”。健康教育室里整齐地排放着各类运动器械，尘土覆盖，房间内甚至还配备了空调设备。
“我现在也犯愁。你说我要是租出去，又怕犯错误。不租吧，又空着浪费。”谢家楼村村委书记高仲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为难。
高仲江介绍，谢家楼村全村有600多户村民，2008年4月，经通州区卫生局批准，甘棠镇卫生院决定在该村建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工程在2008年年底就完成了验收。
按照谢家楼村和甘棠镇卫生院合同约定，社区卫生服务站由甘棠镇卫生院出资16万元筹建，并全权负责人员配置，村委负责保障水电暖设施到位。
谁也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了，这个耗资16万元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依然“铁将军把门”，一天也没有开过。
昔日村卫生站“尘封”五年
北京市通州区郎府乡马坊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位于马坊村通往谢家楼村路口，总面积约300平方米。这座建于2000年的卫生站，和周边大片耕地、陈旧的红砖房相比，格外醒目。从院门口锈迹斑斑的大门看进去，独立的院落围墙，别墅式建筑，十年前这里应该是这一带最漂亮的房子了。
记者走进卫生站，发现院子里面堆积着几天前的雪，房门紧闭，没有科室的标记。从外面破损的窗户看进去，里面精装修过，还散布着大量零落的暖气片。
村民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样一座“别墅”式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停止运营达5年。
“好多年都不开了。”正在赶往六里地外的郎府乡医院看高血压病的赵女士告诉本报记者，这里留不住人，大夫来了又走了，已经关闭很多年了。
在马坊卫生站对面的小卖部店主夫妇的记忆中，这个2000年建起来的村里“最漂亮的房子”仅仅开了不到一年，却“歇”了有“七八年了”。他们至今还记得，一次手破了到马房卫生站治疗，却被告知没法缝合，要去七八里外的乡卫生院。
“设备少、大夫少、开诊时间短”成了村民渐渐远离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三大制约瓶颈。
“马坊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没听说过。”令人意外的是，这座尘封了近7年的“马坊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在通州区卫生局社管中心分管社区卫生站工作的副主任谢玉荣这里，居然也被“尘封了”，在记者向她询问这个村卫生社区服务站今后的发展时，得到了上述回答。
马坊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建于2000年，同一年郎府乡共建了四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这四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可谓命运多舛：马坊村的一年夭折，杜柳棵村的闲置到2006年因修路被拆毁，还有两个至今处于“半闲置”状态。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大科教文卫体委员会2009年11月发布报告称：北京医疗资源丰富，但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区，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不但在服务上与市区存在差异，同时在人员配备上存在不足。以通州为例，2008年新建的11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因缺少医务人员只有44个在运行，多数还只配了一名医务人员。
就在该报告发出四个月后的2010年3月15日，记者从通州区卫生局社管中心副主任谢玉荣处得到的数据是：通州区现有社区卫生服务站136个，分别隶属于19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5个站能够规范运行，由于人员设备不到位，另外46个站因人员不足等原因成了“空壳”。此外，还有15个站因水、电等硬件设施不完善，暂不具备运行条件。
“就是为了开着。”谢玉荣这样解释这些“半闲置”社区卫生站的艰难运行。所谓半闲置，就是由二级区级医院派专家不定期地去村级卫生站出诊。专家大夫利用坐诊空余时间到村级卫生站就诊，实行半天诊疗的制度，一名医生对应两到三个卫生站，提前告诉居民坐诊时间，有一些慢性病人可以到时来就诊，而急症患者直接去大医院治疗。
与村里卫生站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在通州区“空心”卫生站周围，常年累月给村民治病的“赤脚大夫”自家建的卫生室却是“人满为患”，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卫生站”关门
“赤脚大夫”开诊
“小病找大队医。”
本应是“小病进社区”，然而记者在通州区采访时，多数被受访村民这样诠释“小病”的去处，他们提到的“大队医”就是在村里土生土长的“赤脚大夫”。
通州区甘棠镇谢家楼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大队医”张振山，63岁的他行医已经44年了，依照国家对村卫生室的面积要求，他花了近10万元建了四间房。
“房子还是有点太挤。”记者在这个贴着“谢家楼村卫生室”的自家小院看到，仅有一间房子用来住人，其他分别为接诊室、观察室、配药房。与远隔一里地外村卫生站的八间空屋相比，这里的确有点局促。
位于郎府乡的杜柳棵村，自从2006年因修路需要，将使用仅一年就闲置的村卫生社区服务站拆除，村民小病都是找村医“小魏子”。
“这里就是我的家，营业收入也是我自己的。”2010年3月14日，34岁的“小魏子”自家卫生室里挤满了前来输液的村民，他告诉本报记者，乡里会给像他这样的村卫生室大夫每月发800元工资。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些村医急诊的场所多数都是自家房子，挂的都是村卫生室的牌子，他们说，是从卫生局办的。
同村医自家卫生室的热闹相比，在通州区，由国家掏钱办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却“门前冷落”，坐诊大夫无事可做。
永乐店镇柴场屯村，位于通州区域东南部，距通州城30公里，离天津市区仅60公里。记者辗转找到村里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这座三层楼房挂的是“永乐店镇柴场屯社区卫生服务站”牌子，旁边还有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会医院的标志性大字，有照片显示是刘俊英、孙仲平伉俪捐资建设。
从《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会捐建医院记》记载显示，医院于1999年12月建成启用，经通州区政府批准，命名为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会医院。服务站内设置了药房（分为中药和西药）、挂号收费、化验室、注射室、输液室、全科诊室、放射科、换药室、妇女保健室、B超心电室等。
可是，本报记者3月12日中午11时40分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没有看到一名患者，也没有坐诊大夫。记者发现，通往二层以上的部分被封，用来作为服务站的仅为一楼。
“也不知道大夫上不上班。平时没人去。”在服务站对面开打字复印店的赵老板无奈地表示，除了偶尔会带孩子打预防针的时候去一下，他们看病都是去找“大队医”姚宝国。
记者在该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到 下午14时40分，一位姓刘的大夫来坐诊了。从刘大夫这里记者获悉，该社区卫生站的大夫是由永乐店镇卫生院统一派下来的，他们坐班时间是8时到11时，冬天下午2时到5时，夏天下午2时到5时。中午一般都休息，所以记者11时40分来是看不到大夫的。就在记者和刘大夫交谈的近一个小时里，没有一个患者来就诊。
同样是在永乐店镇柴场屯村的“大队医”姚宝国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两名大夫坐诊，两个护士在药房拿药，三个房间里面有在注射的，有在问诊的。记者观察50分钟，前后出入患者粗略统计有40人左右。
姚宝国的父亲在村里干了44年“赤脚大夫”，1991年，21岁的姚宝国从父亲手里接了班，一干就是19年。
“卫生站的大夫都在通州住，每天有班车，人家得回去。我们这儿24小时服务，以这儿为家。我们这儿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他们那儿是每个月领工资。干不干都是那些钱。”
姚宝国说自己的诊所有三方面比卫生站强：一是诚信度，从最初的“赤脚大夫”到“大队医”再到如今的村医，姚宝国一家近70年的行医美誉给远近村民更多的可信度；二是价格比较经济，卫生站固然全面，但是繁琐的挂号、检查等费用，远没有村医这里的“零诊疗费”划算；三是人才因素，待遇低、交通不便等都制约着医疗人才“空降”至遥远的乡村，导致人才匮乏。
“现在的政策是建了卫生服务站但是开不起来，对我们这种村卫生室又不管不问。你有能力就开，没能力就关门。”
姚宝国夫妇都是大夫，自己花钱盖起了诊所，面对不远处200万资金建起的卫生站的冷清场面，他们可惜不已。
“空心”卫生站折射医改深层难题
——透视北京通州“空心”社区卫生站现象之二
■本报记者 屈一平 实 习 生 张娟儿
城市社区卫生站出现以后，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许多地方将农村卫生机构改为社区卫生机构。然而在北京通州区，2008年新建的111个服务站仅44个在运行，近五成处于“空心”状态，建立农村社区卫生站到底应该如何切合农村实际？
诊断一：空心卫生站的“用工荒”
“找大夫不属于我们管。按照合同是上面委派大夫来。”
3月14日，面对“空置”一年零四个月的谢家楼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通州区甘棠镇谢家楼村村委书记高仲江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吐苦水，建村卫生站是甘棠镇统一安排的，现在建起来却没人管了。
“三家健康站已经把我们搞得很紧张，我们人少，没法满足六家。”通州区甘棠镇卫生院院长朱立新对本报记者这样解释该辖区谢家楼村卫生站“空壳”原因。
据朱立新介绍，2008年根据通州区统一要求，甘棠镇新增设了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本来是内科、外科、中医科各一名大夫的乡镇医院，只能让大夫们利用休息时间“按照要求”到村卫生站进行健康教育，这样的结果是，建起的6个站有一半完全“空壳”。
在通州区卫生局社管中心副主任谢玉荣那里，记者同样听到“用工荒”的感慨。据谢玉荣讲，通州区医务人员的编制是依据2006年底的标准配置的，4年来，通州区人口从89万增加到100多万，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就是2006年核准的编制1717人，现在还没有达到。
“临时工不能转正，招外地人得有北京市户口，才能算正式编制。非常困扰。”
面对46个闲置卫生站，用谢玉荣的话讲是“绞尽脑汁”找人，她估算，如果要解决通州农村基层医疗中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至少还需要600人，其中包括全科医生、社区护理、预防保健医生等专业人员。
一边是村卫生站因为没有医生而闲置；另一边，“大队医”自掏腰包盖房坐诊。那么，为什么村医不能走进村卫生站呢？
谢玉荣对记者透露，区里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如何让闲置的农村卫生站“活”起来，其中就提出吸纳乡村医生入站的建议。“我们现在特别想上头出个文，村医怎样成为全科医生。”
谢玉荣表示，目前没有政策支持乡医进卫生站，操作起来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村医的工商注册地点都为自家诊所，进社区卫生站名不正言不顺。同时，要确保诊疗的规范性、医疗的安全性。此外，乡医的散漫和卫生站正规管理之间存在的冲突也令她有所担心。
记者调查发现，村医进社区站解决村卫生站的“用工荒”，这一设想在“大队医”那里也遭到反对。
谢家楼的一名“大队医”2003年曾经在如今“闲置”五年的马坊社区卫生站就医，“那样把几个村大医叫在一块，我不去，发的工资还是国家上岗补贴那800元，我跟家里待着还挣得多点。”
按规定社区卫生站应该有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护士，还有工作人员，至少3人。对于这个“全科医生”培养周期，甘棠镇卫生院院长朱立新给记者算了个账：“分配来带编制的大夫，要通过三年培训，才能去临床工作，他要真正能做社区，至少要5年。”然而，五年之后出来的大夫通常还不到30岁，乡村医生最年轻的都40岁，村民们对年轻大夫的排斥也增加了人才外流的因素。
从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来看，近几年，基层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明显，但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人才队伍和医疗服务质量。调查发现，在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及以下和没有学历的人员比例高达63％，村级卫生组织中这一比例高达90％。人才下不去，下去的也留不住，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为农村基层培养适宜人才的有效途径。
“你是‘永久牌’还是‘飞鸽牌’？”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村级基层医务人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关键在于用城里的标准思维思考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村卫生站空置背后的人才顽疾，解决之道在于培养新时期的“赤脚医生”。
王虎峰认为，在农村，首先要打破原有的全科医生考试模式，用适合的方式考察乡村医生。在农村社区，可以经过考试分级授权，实现农村自身“赤脚医生”的合法化。单纯地自上而下派遣，既解决不了毕业大学生的全科培养，也得不到村民信任，更浪费了高级专家的资源，得不偿失。
诊断二：重复建设之嫌
从定位上说，乡医的卫生室主要是诊治疾病，而社区卫生站的职责是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综合起来说就是“六位一体”。从目前现状来看，能做到“六位一体”的村卫生站少之又少，甚至连通州区负责卫生站的官员都对卫生站的设置本身提出了质疑。
“是重复建设！”3月15日，通州区卫生局社管中心副主任谢玉荣提出，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卫生室都属于三级网络，有了村卫生室不应该再建站。
依照2006年的《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设置与建设规划》，到2008年，社区卫生服务全面覆盖城乡所有社区，基本实现城镇地区居民出行15分钟以内、远郊平原地区居民出行20分钟以内、山区居民出行30分钟以内可及社区卫生服务的目标。
“本身一个村有两个卫生室，我们如果有的是人，是不是应该派一个村三个大夫？有这个必要吗？收支两条线不能浪费。”谢玉荣坦言，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设立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地区分情况而定。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由于是国家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出诊费、检查费名目繁多，而村医的个人诊所通常自给自足，上门坐诊均不收取挂号、出诊、检查等费用，价位差异也成为卫生站“空心”的制约因素之一。
王虎峰则建议，社区卫生站应该按照家庭医生模式去定位，是提供连续公共服务的性质。其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没有提供合格的同质服务，要让基层的服务素质提高。
诊断三：落实机制之“空”
“现在就是国家给你一孩子，你养死养活的问题。建完了他走了，没有有效机制系统啊。现在就是有布置，没有检查，没有应用。”面对闲置近两年百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谢家楼村村委书记高仲江心疼地评价。
王虎峰也坦言，硬化指标很容易完成，未来的落实评价标准应该有所不同。“不能简单说建了多少家，投了多少钱，应该是，我们有多少服务站，多少人提供服务了。”
“再不能拆了，国家的钱都白瞎了。”2007年拆除的杜柳棵社区卫生站，现已成为一条新马路，杜柳棵村大队医“小魏子”站在马路边自家开的诊所边，问记者：“那个谢家楼村卫生站是不是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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