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哉华佗
东汉末年，兵荒马乱，人心不古。大约1800年前，在汉献帝都城许县（今河南许昌）演出了一幕名相杀名医的悲剧。使名医饮恨九泉，使名相遗憾终生，使千古妇孺涕零，使万般读者唏嘘，岂不冤哉！
一、加害人名相曹操
抛开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戴上墨镜看京剧脸谱，再读一读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则不难勾勒出曹操的辉煌人生及其心路历程：孝廉一济南国相（奏免8个县官，捣毁600多个祠庙）一回乡（筑舍读书射猎）一都尉一典都校尉一领兖州（降黄巾，破袁绍，定刘表）一宰相。一路飚升。他，最初的终极目标只是想跻身于征西将军之列，没想到后来竟跃身为当朝一宰，自然踌躇满志而觉得“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是以甘当“周文王”，让其儿子代汉称帝。他能屈能伸，知难而止，比之袁绍得一玉玺便急急称帝要高明得多。
作为政治家，曹操不念旧恶，礼贤纳士。他虚心听取荀或、董昭的意见，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将东汉都城由洛阳迁至许昌，实现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赢得政治优势，师出有名，笑到最后：“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倒是事实。
作为军事家，“注释《孙子》，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是曹操”（见新注新译《兵家宝鉴》），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扭坤转乾，为平定北方建立曹魏政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作为文学家，范文澜说：“代表也不得而知，不比仓公有老师公乘阳庆、公孙光，郭玉有老师程高、太老师涪翁。然而华佗却是两部正史（《三国志》和《后汉书》）后先为之立传的第一人，玩味传文，大体可以理出如下几则信息：
1．华佗出身于殷富之家，曾去徐州一带游学，“兼通数经”，名闻迩遐。地方官沛国相举荐他，军事长官征召他，他都执意不肯应聘。
若论价值，堪称石室宝藏。麻药四方而外有解麻方；五禽戏外有安摩法；人医复兽医，外治加内服；几多名方出于斯，，几多秘方汇于断。应有尽有，任人各取所需。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三点：
一是“华佗注仓公传”病案，洵为后世医学评论之先河；二是华佗破腹治一士大夫，预言治与不治寿俱十岁，值得我们以良知直面晚期癌症的具体病人之手术与否；三是以怒激发吐血一案，诚为情志（精神）疗法的范例。
三、作古前人任我评
沛国谯县，即今安徽亳州市（原称县），盛产白芍，也算一味柔药。公元一世纪中叶，这片富有柔性的山川却孕育出两位刚人——曹操与华佗。
曹操(154 -220)，字孟德，“具有谋略出众，雄才过人的一面；也具有残忍奸诈、猜忌杀奋的一面。”（见《历代上皇帝书》）是一位用人杀人兼擅、铲除异己办法多样的铁腕人物，例如，孔融(153-208)出生儒门（孔子第20世孙）为人高傲，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后来曹操觉得忍无可忍，便教人参他一本，将其杀害。祢衡骂曹，曹操表面上很宽容，暗地里却算计着借刀杀人。曹操起用司马懿之初，懿诈病，曹操派刺客试之，幸亏司马懿装假如真，躲过一劫。曹操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年他不与董卓合作，去做骁骑校尉，寅夜逃出洛阳，董卓下令追捕，险些丢了卿家性命。曹操利用苟或时，为之上表请爵；到了他要称魏国公遭荀或规劝“不宜如此”时，则非把荀或逼死不可。面对手握生杀之权的曹操，这便是不受曹操支配的华佗之必然结局。
东汉中期以降，宦官、外戚交替擅权，豪族世家角逐其间；范锢祸连，政治腐败；群雄蜂起，割据混战；水旱蝗兵，裸行食草；官逼民反，黄巾揭竿。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转而轻儒尚道，沉迷于神学；性秉天然，反朴而归真；是以步武赤松，遨游乎山林。华陀饱读诗书，不偏不倚，眼看无力医国，退而求其次医人，则符合于封建士子“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用世思想。
作为良医，华佗是成功的。他不愿当官，游离于政治之外，自然不甘做拿薪俸为个别人服务的侍医。所以，一旦告假回乡，譬犹鸟儿出笼一样，谁又肯再回笼中？传文作者说他“恃能厌食事”，我认为“厌食事”是真， “恃能”倒未必。因为华佗对曹操的头风病也只能治其标而无法治其本，给曹操留下“养吾病，欲以自重”的不好印象，华佗哪里还敢“恃能”？
华佗之死，对曹操来说，从权贵视角看这问题，他没过分。他曾经多次写信给华佗，又叫当地官员去催，华佗都借口妻有病，不肯上路，弄得曹操只好派人直接去华佗家中，吩咐道：若华佗妻子真的有病， “赐小豆40斛，宽假限日”，若是诈病，便逮捕押送来许昌。结果是下狱考问供认不讳，也算证据确凿。更何况，据《道教史》说，华佗乃是有影响力的方士之一，属于曹操“聚而禁之”的对象，今既不为我用，留之无益，所以曹操不听荀或规劝，“竟杀之”。
尽管因此而剥夺华佗生命，曹操也同样付出了头痛不已和爱子夭折的代价。历史的真实已是无法两全其美。对于华佗，若从“威武不可屈”的高度来评价，则、亦可含笑九泉矣。可憾的是，华先生为什么不南渡入吴或西向蜀地？可叹的是，难道华先生真的“恃能”而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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