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中医

 
    很多人知道，鲁迅(1881-1936)青年时期，曾有志于学习西医学，这是因为他在少年时，目睹父亲所受疾病侵袭的痛苦情状，因而对救死扶伤的医学萌发了向往心情。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又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所以，他想以医学来减除病家的病痛和拯救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
 

    对于中医，鲁迅起初是信任的。但是，当他少年时期，父亲在家乡绍兴长期受疾病折磨的痛苦情状；鲁迅在四年多时间里，为父亲延请名中医诊病和购买中药治疗，不得不多次到当铺筹钱的窘境；父亲的病还是没有医好而与世长辞的不幸后果。凡此种种，都给鲁迅以很深感触，因而对家乡当时的中医甚为不满，尤其对名中医何廉臣(1861-1927，名炳元，曾任绍兴医学会会长，并创办《绍兴医药月报》)，更是反感，力劝友人切勿请何廉臣诊病，他在《致许寿裳》中写道：“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先生耳。”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里，因对何廉臣批判更剧烈，故未直接写出何的姓名，而是将其姓名颠倒。
 

    再用谐音写为“陈莲河”。“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未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之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虽然，鲁迅早期对某些中医颇为反感，但对古代中医药学的成就还是肯定和佩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纠正了自己早期对中医的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他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的不满：“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其实，鲁迅对中医药学成就的肯定和赞赏，在《鲁迅日记》和他的文章中，能找到很多实例。
 

    在日记中，鲁迅多次写到服用中药的经历。1912年11月10曰，“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同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服之”。1916年4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8月30日至9月6日的八天日记里，有四次写到为幼儿海婴往仁济堂购买中药。     
 

    从《鲁迅日记》中还可看出，他很重视中医药古籍并进行了收藏。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目》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同年2月26日“购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4月27日“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
 

    鲁迅不仅亲自到书店选购中医书，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
 

    对于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医的书籍，鲁迅也相当关注。1930年，他先后购买了《汉药写真集成》和《食疗本草之考察》；1933年4月25日花九块银元购买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一本。通过这些书，从中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医中药的一些研究情况。
 

    1933年，鲁迅在《经验》一文中，高度评价《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可宝贵的”，并写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文内还说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医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往往夹杂了某些错误的或者唯心的东西，鲁迅批判以往一些中医曾采用的“割股疗亲”的做法极为荒唐。他对《本草纲目》的评价虽然很高，但也很中肯地指出该书存在“捕风捉影”的内容，反映了他对待古代中医学遗产的实事求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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