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中医团体：国医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医疗卫生整体状况极差，几乎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人民群众虽大多相信中医，遍山郊野也皆有中药，中医人才亦复不少，但真正有研究、有经验的中医却寥寥无几，一些中医肆意无忌。为“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培养新国医人才，一方面解除人民痛苦，同时以新鲜血液灌溉国医事业”（《国医研究会呈文》），边区政府于1940年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为使“国医科学化”而成立

为充分发挥陕甘宁边区一千多名中医在为群众治病、供药，开展卫生宣传和群众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发动中医献出自己的秘方、验方，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1940年6月10日，边区政府民政厅与卫生处联合召开国医代表大会，到会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并将成立国医研究会，以求中医中药的改良趋向科学化，及加强中西医之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国医代表大会开幕》）。

本次大会历经月余，于6月29日下午2时，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国医研究会执行委员，马鸿章为会长，会址在延安南兰背坬。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医代表大会宣言》和《国医代表大会提议案》。“宣言”号召“把全边区国医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争取模范的作用，争取在最后胜利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力量”。“提案”有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及严格取缔巫师之迷信误人并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等（《国医代表大会闭幕，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

国医研究会以“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国医国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裨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为宗旨。其性质为“民众团体”，会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种：“凡边区医药界人士及对国医有兴趣者，均得加入本会为个人会员；凡边区医药团体或医药营业，如医院、医务所、制药厂、医药合作社、售药社等，均得加入本会为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入会时，须经本会会员之介绍，常委会之通过；团体会员入会时，须经常委会之通过”。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费：“个人会员，每年会费至少五角；团体会员，每年会费至少三元，均按年缴纳，多则不限”。主要开支为“国医研究材料上必要之费用及宣传费和本会各项会议之招待费等”。主要任务是：“随时举行国医座谈会、国医演讲会，出版国医刊物，轮回下乡宣传”；“组织关于国医各种专门研究会及开设国医训练班”；“与外界国医团体取得联络”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

围绕医疗教育开展工作

1941年9月10日～13日，国医研究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农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光华药厂药品应附详细说明书，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药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祖传秘方’的传统，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会中选出了李常春为会长，阎劲荣为副会长，毕光斗、范积德、宋尘寄、梁金生、欧阳竞等11人为常委。”会员已由最初的40余人，发展至208人，并有分会11处。“但仍未将所有边区国医团结在该会周围，尚有部分国医不了解该会旨趣而不愿加入。”会议闭幕时，高自立、谢觉哉等到会讲话，“希望全边区的国医先生们更加团结起来，把中医中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并使国医科学化，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边区政府完全保护和帮助国医的工作”（《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

1941年11月，国医研究会在延安召开首次常委会议，制定了1942年的工作计划：将宣传防疫工作列入重要部分，预计明年在农村施种牛痘；成立研究室，收集边区人民生活习惯材料及病症研究，同时着重边区产药研究（宣传人民农间从事医药生产，由总会制定各种产药式样名称，责成国医会员提高药物研究、着重产药治疗，通知各地公私药店收买边区产药)；设立图书室收集历史名医著作及自然科学书籍，供会员研究参考；组织国医门诊部，便利人民遇疾急救，邀请在延会员著名国医轮流诊治（《国医研究会决定明年工作计划，加强医药研究设立门诊部》）。

1942年后，毕光斗任国医研究会会长，李常春为副会长。并于1942年3月制定了改造国医计划，筹款建立中医院，培养与教育新的国医干部，聘请李鼎铭为该会名誉主任，以加强和领导该会工作之推行和开展（《国医研究会筹设中医院》）。

1943年，国医研究会执委会制定了“改造国医，设中医院，发健康奖券”的工作计划，“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只有医院的建立，才能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只有中医院，才能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也只有中医院，才能为更多的军民解决困难”（《国医研究会呈文》）。具体办法是：“在延市及各县进行募捐；发行健康奖券七十万元；设立纸烟公司，资金除向政府借贷基金外，并抬股”；设立函授学校，“由总会负责编教材，并选出专人担任函授；各分会具体帮助各当地学生进行研究，可能时成立讲座”；出版国医刊物，“组织各地国医通讯员，使全区医生都来写文章；聘请各地有学识及年老国医任名誉编辑”；加强国医卫生宣传工作，“以国医之内容，组织青校、农校进行街头化装宣传，由当地国医讲解道理；出墙报”；发动国医拥军拥政运动，“建立国医研究会门诊部，由民间医生志愿轮流按时应诊，凡抗属及军人政务人员有证明文件者，概不收挂号费”（《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

国医研究会于1941年9月16日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3年3月9日又重新修订为《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具体规定了国医药人员应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以及国药制作上的发明创造的奖励等措施，显示了边区政府对国医国药的重视和优惠政策。

国医研究会下设研究室、图书馆和门诊部，并开办了一期中医训练班，培养当地军民所需要的中医药人才，师资由国医研究会人员担任，学员都是实行军事供给制。由于解放战争打响，第一期训练班未能毕业，提前分配工作。还每周组织一次学术交流，由当时的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主讲。并不间断地选派人员参加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的门诊工作（《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

总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团结了边区进步的国医，设立了十三个分会，破除了‘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而经常开诚布公进行研讨”（《国医研究会呈文》），充分发挥了边区中医中药人员的作用，促使卫生工作深入到农村，为改变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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