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世界》《中医指导录》看近代中医药的海外影响

从《中医世界》《中医指导录》看近代中医药的海外影响
《中医世界》《中医指导录》是由秦伯未先生于1920～1940年间先后创办发行的中医药期刊，时值中医药生死存亡之际，中医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吁，积极投身于中医药期刊、中医药院校等的创办。特别是期刊杂志的发行，既可以作为业界人士的学术交流平台，更可以起到大众媒介的宣传作用，增强中医人自信心，团结中医界力量。正如秦伯未在《中医世界》《昨今明与国医馆》一文中所言：  “在现在之国医界中，最初感受政府之检定，其次感受西医之攻击，最近感受政府与西医之压迫而竟有废止之议，于是结会以反抗，创办刊物以宣传。”   在杂志中，秦伯未除了介绍中医学术内容外，特别留意中医在海外的发展动态，此举不是出于猎奇或夺人眼球，而是一种中医人的使命感：“中国医学，国人而不能自起奋斗，因循坐视，西方医药界将以中国医药为研究之中心……中国医药，将不亡于世界，而独亡于中国。”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振聋发聩的呐喊声犹在耳边，这些资料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此期海外中医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对今日中医之发展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中药研究与贸易为海外热点
    欧美不乏研究汉医之辈，且认为效果可靠，对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巨著尤为倾倒。英国人伊博思专攻植物学，在英国时就发现中国的药用植物种类多疗效好，于是专门来华考察，采集标本，并在北京遇到时任北京博物试验所的刘汝强，两人合作翻译《本草纲目》，称之为世界珍宝。像伊博思这样的外国学者当时不在少数，只是兴趣点各有不同。以麻黄为例，第三次太平洋学会开会时，据美国人之调查。麻黄除了发汗，还可以强壮心脏，并与当时西洋普遍认可的治疗喘息用阿独来那林注射作比较，得出阿独来那林仅一时暂止，而麻黄治疗喘息竟永久不发的结论。同时对于獭肝丸治肺病，龙骨治痉挛，铅丹去蛔虫除痰等功效也非常了解，并且派专员从事研究和实行实地试验。
    德国医药界有许多人努力研究中国的医药，他们认为西药大半是无机体的矿物，中药多为有机体的草木，而人是有机体，所以用有机体的药物疗治是比较相宜而合理，因此颇引起德国人兴趣，由研究而渐渐的试用。特别是中药藿香在德国竞出足了风头，他们认为藿香是能治百病的圣药。酒醉也去吃它，疲倦时也去吃它，伤风感冒、胸怀烦闷的时候，都去泡一杯藿香茶喝，家家户户都备一些藿香。此物在中国并不值钱，然而在德国价格昂贵，一马克只能买一二两。所以许多华侨出售此药，无不利市三倍。当时许多德国人怀中都藏着一包藿香，并且试种藿香草，希望将来可以自给。
    巴黎国立医院医生贝梭试用木鳖子精治疗各种毒症，即使是中毒最深者，亦可应手而愈。贝氏察觉患白喉之人其症状与吸人大量安眠药者有相似之处，他曾用大剂量木鳖子精治疗安眠药毒，因此也用同样方法医治白喉。其法参照病人体重注射，0．5g／kg体重，每日一次，治疗周期达50日之久。经其诊治者23人，皆告痊愈。
    俄国医药学家致力研究中国北部所产鹿茸，确定其有强健心脏及兴奋神经细胞之特效，并由政府设立大规模的中国鹿蓄养场，设厂制造鹿茸精。据说销路颇旺，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而此前中国一直从俄国进口鹿茸，来自于马鹿的鲜嫩鹿角，它们栖息于东西伯利亚、贝尔加湖附近，进口数量较大，俄国人完全知悉其专供药用，从而获取不少利润。
    近邻日本，本以汉医为宗，对中国医学亦有很深研究，但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改用西医疗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进口药物匮乏。于是日本政府复有用汉医之议。日本明治大学增设汉医科。日本帝国女子药科特设汉医汉药研究科，由药学博士塚本氏监督进行，已有出版物多种，皆为研究中国药物。此外斥重金购买中医书籍二千余部，《本草纲目》更是赫然在列，他们对《本草纲目》中返老还童的妙药“人中白”做分析，指出其有效成分是由童便中提取出的荷尔蒙。对于麻黄的研究也很有成效。长井博士从麻黄中提取出其主要成分一一爱费笃林，并于明治十七年发表，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有用者谓其主治作用在于散瞳而已，直到近来西方学者研究发表其对于喘息有决定的价值以来，才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
    无独有偶，1 927年CALIFORNIAAND WE—STERN MEDICINE杂志上有一篇关于K．K．Chen博士从麻黄中提取Ephedrin(麻黄碱)的报道，此后引起西方医学界对中国草药麻黄的兴趣，同时文中提到在1 887年日本学者Nagai已经成功提取出有效成分，德国学者E．Merck也在1888年报道了这一过程，这与《中医世界》的记载不谋而合。作者在文章最后还耐人寻味地说，关于麻黄碱有促肾上腺素作用，西方从1886年开始，用了50多年才意识到它的作用，而被认为落后的中国人可以静静的掩袖微笑了。
    西方人在研究中药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药物贸易，比如有黄连输人哥伦布，有川芎、
当归输入安杰利加，有远志输入摄涅瓦等地。当时的法属越南，人们大都信仰中医中药，对于可以免费诊治之公立医院反不信任，故每年需要价值八十余万关平银购买中国药材，政府鉴于银钱外溢，颇为不安，特明令奖励越南人民种植中药以求自给。中国六神丸，为苏州雷允上制品，当时在国内售洋一元，在日本则售洋六元，后更飞涨至八元。此药在日本销量很
大，日政府出于保护本国经济曾一度禁止销售，足见当时之盛行。另日本医学家还重金在中国收购贵重中药材作为储备。不仅如此，《三三医报》“华药盛销美境”文还补充到，据旧金山通讯“中华古代医药，年来忽畅销于美国太平洋沿岸各都市，如异军之突起，深得美国市民之信仰……专售东方奇验之药材推销美境，美人士年必费数十万金以购华人渐趋厌弃之药材”。
    诚如美国卡力克公司写给秦伯未信中说：“中国医药之精奥，久为世界所同知，甚望将来中国之药理，能为科学式之证明，则白人受赐者多矣。”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药物研究非常关注，当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思路都是所谓西医的科学化道路，提取有效成分，并试验于临床是其特点。
    二、针灸、脉法的研究引人关注
    巴黎医科大学学生李松井(译音)在科学协会演讲血液循环和中国针灸术，当时有许多医药界巨子和科学家舍弃别组讲演不听，专听李君的演说并且非常满意。丹狄医科大学教授乔琪苏列电摩朗式(George sue Lic deMocant)等，已开始搜集中国古医书，着手探讨针灸。《申报》l 921年12月29日载哈瓦斯社十一日巴黎通讯，此间法国医界现有若干人研究中国医学上累世相承的针灸法。其实对于针灸的研究，法国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1820年巴黎医科大学教授尉尔(名克拉革)就身体内部器官与皮肤若干部分感触上的联络作种种实验，其后丹球医士将此种试验结果撰成《针灸法》。虽然试验次数很多，但是结果不太理想，作者试验时针刺力度过强，往往刺穿受病之器官。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放弃研究，1893年法国学者勒文氏著书《胃及脑》，力图证明胃病与人身左部相通。1984年英国人海得氏也称若干内部器官的刺激可引起皮肤的排泄，1906年，其门人受利拉波氏提出皮肤上的神经混乱与局部病害相关联，但研究始终在门外徘徊，‘因为对于针灸术的基础一一经络学说，他们始终是门外汉。
    对于这方面内容的介绍，国外也不是没有，如20世纪40年代左右Howard Hollis发表的一篇名为“Chinese Medicine and Art'’的文章中就详细地介绍了针灸疗法和经络理论，并且配有插图“正人明堂图”和“脏腑明堂图”来说明经脉的走向循行，对于脏腑理论也有所谈及，更有趣的是，作者为了生动地描述艾灸疗法，选取了宋代画家李唐的作品《村医图》，又名《艾灸图》，图中描述了在乡间的路上，一位游医在给患者艾灸的情景，作者还对画家的笔法进行评述，现此图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不管怎样，Howard Hollis认为中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想理解中医，就要先了解中华文化，应该说这点是非常明智的。但是人们对针灸的接受过程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charle s Kirkland Roys博士就表示质疑，他在l 91 3年CALIFORNIA STA TE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Chinese Medicine in America'’的文章，文中作者转引了嘉庆二十四年太医院六品御医钱松镜重铸“侧人明堂图”，接着对针灸容易引起皮肤痈疡提出批评，他说现在针灸等中国传统医学在美国的风靡，无非是对那些愚昧妇女、儿童的一场骗局，就像是一种时尚很快就会过去的，这倒恰恰说明中医当时对西方医疗的影响。而charles可能没有料到，直至今日，中医这种“时尚”在美国不仅没有退出舞台，反是愈发引人关注了。
    西方人亦关注中医传统四诊中的脉诊，如Albert Fislds博士在l 947年发表“The Pulsein Ancient Chine se Medicine”．RichardH．Hunter博士的“The Pul se in Chine seMedicine”文章等都很有代表性，他们对中医三根手指搭在脉搏上可以诊断疾病感到很神
奇，对中国历代重要脉学人物、著作如《内经》、扁鹊、华佗、王叔和《脉经》、高阳生《脉诀》等都有所介绍，对于脉位和脏腑问的对应关系，脉象的基本分类、所主疾病也介绍得很详细，但是基于中医对解剖学的偏失，他们认为这样的脏腑对应关系从动物实验到人体还是需要一段验证的时间，可以看出，西方医学是基于解剖、显微镜下的病理诊断，因而西方人对于中医的疾病诊断特别是靠手下的感触来判定是有很大疑虑的，同时也充满着好奇。
    三、中医人在海外的生存状况
    海外的中医在当地民众间还是颇受欢迎的，特别是在华侨中。《中医世界》特载“海外的国医”篇报道。旅美的华侨患病后服中药的很多，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是华侨密集的地方。当地对于开业中医师的医疗资质也有严格规定，医生资格证明需要从当地领事馆领取，而申请医生证明者，必须有中华医学会或同业两人以上作担保，方可认明。
    中医人在海外妙手回春的故事屡见报端，有为伯爵爱女治愈腿疾而使其免除锯骨肢废危境者，有治愈多年神经衰弱几欲自杀者，有对不治之痈症数剂而痊者，不一而足。正是这些
神奇的疗效使西方医学家对研究中医药抱有浓厚的兴趣。《三三医报》“西医研究中药之开始”就有这样的案例，荷兰医生见到中药治疗喉科疾病极为灵验，于是在重金购买药方未果之下，又从病人手中搜索得到，聘请专人翻译，然后把组成药物分别化验，最终将研究成果发表于众，受到业界人士的认可，并一直认为中国医药大有研究的价值。
    中国医药学研究热这股潮流也吹到了国联，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公告，  “以汉医为中国五千年流传的学术，为世界人类谋幸福起见，有广为介绍的必要”。故决定由中国、日本、印度、美国以及欧洲各国选派专门卫生家，组织中国古医研究会，各国认为此举措的实现创
立了世界范围内中医药的新纪元。但就当中医在西方世界崭露头角之时，来自国内国民政府
的戕害却日益蔓延，在西医科学化理念的统治下，中医步履维艰，中医人在以各种形式抗争，不仅国内如此，如菲律宾、新加坡等南洋国家也如是，均有过当地政府欲取缔中医的议案，
所幸在当地中医人的团结努力下才得以保全。反观中医药之所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屹
立不倒，全因其可靠的临床疗效，而海外中医药的传播更多的是依靠当地华侨。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移民数量大幅提升，目的地也多样化，不管他们移民至何地，都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保持与祖国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寄居国家里保持熟悉的社会单
位、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基于这种民族的认同感以及中医药的确切疗效，在海外的华人圈中，中医药一直都有稳定的市场，良好的疗效也渐至引起本土人士的关注，他们对中药、方剂的热情随之而高涨。不过，中医药总体上仍然徘徊在当地主流社会门外，时至今日，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仍然时有受挫，这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
    目前，近代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与影响的研究并不深入，本文通过《中医世界》《中医指导录》及其他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资料而得以管窥，希望引发更多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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