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亚泉的中西医文化观

    摘要：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史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执掌近代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东方杂志》十年。1918年，杜亚泉与陈独秀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为阵地展开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在一个世纪前，杜亚泉就思考了医学与人文的命题，许多观点具有时代的超越性。他认同中医，认为中医药与西医药不同且各有所长，提出中西医学有共同点，可以汇通，并坚持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科学的医学，未来观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杜亚泉；中西医文化；超越性
  杜亚泉先生(1873-1933)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和科普出版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其学问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然而这样一位被赞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几乎被淹没了半个多世纪。当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处在中西文化探索的历史反思关口，以王元化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当代文化学者重读他的文章，在惊服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复合视野”的同时，更感叹“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八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今天回味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重读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是拾掇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是温故中国传统医学后的弥久知新。
    一、杜亚泉的经历和中医存废之争
    亚泉先生清同治年间生于浙江绍兴，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他自己曾解释其名：亚为氩，乃空气中最冷淡之元素，泉为线的繁写去边旁，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以此自名，表示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他16岁中秀才，后在维新变法影响下弃科举，自学数理化、动植物及矿物等。由此可见先生性情中的一丝恬淡和对近代科学的服膺。1898年他受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 900年在上海创办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同时创办了半月刊《亚泉杂志》，被科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该杂志曾介绍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对多个化学元素给予了中文命名，开化学科学在中国之先河。后亚泉学馆改为普通学书局，创《普通学报》，除自然科学栏目外，增加了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栏目。1904年秋，应张元济的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理化部主任，共事28年。其间编写或主持编写了数百种理科中小学教科书及科学著作。这些经历既反映了他对自然科学和新式教育的贡献，应被喻为先驱者的同时，又不可掩饰其早年研究西方自然科学，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亚泉与同龄的梁启超等一代知识精英都被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感到“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明显之破绽”，而且意识到“此次大战争之关系于吾中国者，一为戟刺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他从对西方科学和政治体制“贸贸然信之，亟亟焉求之”，转而提出不可盲目崇拜西洋，并主张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1911年，杜亚泉开始接手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撰写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发表了大量时政与文化评论。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伦理、教育和中医等。他执掌《东方杂志》十年，  “出任主笔后，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
    民国初年，正值社会文化激变的动荡时代，杜亚泉形容为：  “今者国步初更，寰海接近，旧时束缚思想之政教，既已解除；外来学说，又复标新而斗异。”而中医存废论也是这场思想文化激变的产物。废止中医之论原始于清末，但仅限自民间。辛亥革命后在废旧立新的制度更替中，中西之争日益激化，随着西医迅速发展，废除中医的论调也渐渐高涨了起来。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在倡导民主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鞭笞，倾向全盘西化的同时，将中医也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1917年上海医师公会的发起人余云岫发表了《灵素商兑》，成为废止中医派的“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想文化风潮，1918年，杜亚泉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发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双方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为阵地，驳论数次回合。杜亚泉的文章有《迷乱现代人之心》《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等，陈独秀的文章是《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等。杜亚泉主张“采取中西调和”观点来“应付此纷纭之世变、繁赜之事理”，与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派进行了论战。其间对中医的优劣、存废，杜亚泉与陈独秀及废止中医派也有多次辩论。争论的结果以杜氏缄口不言为止，但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让杜亚泉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只好被迫辞去主编一职，1920年离开了杂志社。“一二八”事变后，举家流离，1933年因病去世。
    二、杜亚泉对中医和西医的思考
    蔡元培先生曾赞誉牡亚泉：  “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作为百科全书式启蒙家，杜亚泉涉猎面极广，他在医药专业方面的知识，甚至聚焦到中医药学。他深谙中医药理论，据其自述，他的中医药知识是“余往时习闻中医之理法于父兄”，但后来完全是他自学而无师自通的。对西医理论也很了解，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十三卷十一号上撰文《中西验方新编叙言》时，为论述中西医，他说“近复稍阅西医书册”。可见他也常反复阅读西医书籍。他的独立思索，他的自由见解，他的理性思辨，使近百年后，仍可见他对中西医的认识没有过时，他活在当下，在给现世诊脉。
    首先，杜亚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是基于他对中国医药学的认同。他认为“中医固不如西医之精，然中医所言，亦间有价值”，他不仅宏观认同中医的理论、诊治方法和药理，而且对中医药有专业的分析论述，如“气血”理论、“阴阳”理论、诊脉方法和药理等，他认为“决不能说他全无道理”，恰恰是“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些”。欧风美雨东渐后，西医发展迅速，日趋领先，促使废止中医派对中医的否定态度越来越不可调和。中医药存废论战中，上海医师公会的发起人余云岫的《灵素商兑》文中，更是主张对中医要“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杜亚泉温文尔雅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说：  “相信余先生对于中国医学是极有研究的。但是他批评中国医学的理论，说他欺伪，要一起推翻。这一点鄙人却不以为然。”所以，对甚嚣尘上的贬斥中医的现象，他肯定中医是中国的一门学问，  “若是用现世的科学来推翻中国的学问，恐防胜利是假的，失败倒是真的”。可见，杜亚泉了解并认同中医，对中医的思考有认识的高度。
    其次，杜亚泉认为中医药与西医药各不同但各有所长。新文化运动兴起初期，在西方文化被思想文化界捧为圭臬之际，抑中医扬西医成为中西文化之争日益激化的表象之一。陈独秀就认为中医和西医水火不相容，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说：  “中国目下……一方面提倡西洋实践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陈独秀主张的是彻底否定我国传统文化，而杜亚泉当时主张对西方文化应该有相当的吸收却不是完全的仿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能平静地看待中西医的各自特征和特长。他指出，医学中很多问题，中医史上相传很久了，但“语焉不详”，说不明道理，而用西医分析，却“了如指掌”。但也有西医自认为是新发明的，实则中医“习用已久”。在药理方面，杜氏认为，中医有人气人血之分，西医的药剂分类，都不很完全。他说：  “中医之药理，固不如西医之明晰，然数十年中经无数医家之实验，其效用亦复明确。”在生理方面，中医曾经以脾脏为消化器官，西医不认为。而西医却曾把肝脏视为消化器官，直到发明内分泌以后，才知脏器的功用复杂，但“可知中医谓肝藏血，未始无理”，所以，杜亚泉认为人类的知识是全体人类在长期实践当中共同积累起来的，它必然是极其广泛、丰富、多元并发展的。他说：  “无论中医西医，其研究各有浅深，道德各有高下。”不看到各自的所长，相互排斥，“皆一孔之见，偏执之论也”，“诋谟中医固为无见；排斥西医亦同为无识”。
    其三，杜亚泉提出中西医学有共同点，可以汇通。亚泉先生将这点概括为：“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符节。”他曾大篇幅地论述中医的气血理论，认为“中医之所为气，即西医之所为神经”，中医只要了解“气”的症状、名称、方剂，很多病理就可“迎刃而解”，而西医很多病证又都是神经的作用这个道理“无不知之”。这就是中西医对生理病因的共通解读，只不过“译西籍者谓之神经，意在指其实质，而我国古来则为之气，意在示其作用而已”，点出了共同点的实质。他又量化地指出：第一“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养气二语，实包括西医病理学之大半部”。第二，  “中国药理自然没有西洋药理学的确实，但十分也有三四分是中西相同的”。他指出，中医理论中的“血阴气阳”犹如自然界的天地，中医把人身即看成“一小天地”，  “气为无形之精神，血者有形之物质”，“吾人身体，本属自然的一部分，西洋哲学上，何尝没有这样的见解呢”。由此可见，杜亚泉归结中西医汇通点的基础，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共同哲学思考。
    三、杜亚泉中西医观的时代超越性
    上世纪初，当激进的革命充斥于整个时代之际，杜亚泉对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激进倾向持批评的态度，当然他的主要观点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他被讽刺为“半新半旧”的人物，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他被淹没了。但是一个有张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经得起时代考量的，今天重拾他的很多思想，在被指保守的背影后，却发现他的许多观点具有时代的超越性，譬如有关中西医的观点，而前驱性恰恰是思想者的标识。
    一是，杜亚泉的中西医论点和他主张西学融于传统文化，采取“东西调和”“新旧折中”的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统整和融合西洋文化。认为东西文化各有不同特点，仅为形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提出文化多元论的东西文化观。他的关于中西医文化观点也契合了他的“中西文化调适”观。自西医东渐以来，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中医的存废之声，中西医的优劣之辩一直不绝于耳。“直到当下，还有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老调重弹”。一个世纪前亚泉先生的有关中西医各有长处可以融合的观点，今天来看也不过时。不仅当时杜氏的“调适”论很契合中医的平和医道思想，而且中西医融合思想给今天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发展以启迪。
    二是，杜亚泉坚持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科学的医学。对批评中国医学只是阴阳五行六气的“医学欺伪”，他说：  “不过这种欺伪是庸俗医生的欺伪，不是中国医学的欺伪。若是高明的医生所谈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他全无道理。不过他们没有学过西洋科学，不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他。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相合。”他用科学的学理来认识中医，但是也用科学的思维认识中医的局限。他提出：“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意留着将来研究。”世界是变化的，科学是发展的，对医学的很多未知不短视、不臆断、不定论，而是主张让未来解答，这种未来观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因而蔡元培先生也说：  “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杜氏的思想经得起时代的打磨。
    三是，杜亚泉先生曾在一个世纪前就考虑过一个今天才被关注的命题——医学与人文。首先，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的普及，倡导科学主义，但是在近代中国向着现代化亦步亦趋的历程中，他却没有滑向片面的科学主义。他指出，西方医学的进步就是解剖、实验和医学检测技术器和手段。“医学的初步虽然靠着机械的试验”，但医学的最终目的应该不是一味追逐医学技术，他提出的“世界上的科学，除了物质方面以外，凡是精神科学、社会科学都不是全靠着机械的试验才能成立的”的思想为医学人文的结合起了启蒙作用。其次，他认为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相异的实质是，中医关心人的心灵，他说：“中国古时‘医者意也’是至理名言。”他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不要把机械的试验看的太重，把心灵的体会看得太轻，因为“人类微妙的生理只有人类微妙的心灵可以觉着他”。而且“中国医学是专从心灵的体会上着手，已经积有数千年的经验”，他认为，如果能用合宜的方法挖掘整理我国古代医学上人的感应与生理的结合点，对医学“必定有一种价值”。亚泉先生的这些对我国医学理论上的技与灵、器与道、医与人的思想，在我们倡导医学人文结合的今天来解读和思辩，都会深感他那曾静静流淌的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意识，正在熠熠生辉。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