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学对身体的认知和厘分

   在中国古人的认识中，身体的结构、功能以及与外在时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有肉体的，也有情感的；既有自身的，又有外在的，身体如此庞杂，理解起来确非易事。为了认识上的方便，中医学对这复杂的身体进行了厘分，将表面上看起来相对零散的身体各部分联系起来，依据其相关性的紧密程度，将人体划分为几个大系统，进而通过各系统间的关联来阐发身体呈现于外的纷繁功能变化，使之变得条理化，再将外界自然、社会相关的事物和现象与这些系统联系起来，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身体，一个可以被掌控和解释的身体。
    身体的厘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医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很有可能会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化思想来诠释这种厘分后的身体。回顾中医学的发展历史，后世出土的汉代之前的古医籍对身体的描述还是略显零散而不成系统，以汉代《黄帝内经》的集结成书为标志，中医学对身体有了较为系统和成熟的厘分，并作为一种经典而成为后世医家认知中医之规范，其间至明清时虽稍有变化，但本质上未曾改变。近代以来，在整个社会崇尚西学的文化背景中，受西医学的影响，近代医家对传统的身体厘分进行了改造，在古代医家所论身体的基础上，参照西医学知识重新架构，形成了新的身体理论，一直影响至今。本文要重点论述的便是古代中医学对身体的厘分，近代时期的相关论述另见他文。
    古代中医学对身体的厘分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践观察之上的大胆推理
    医学的实践观察大致包括对身体生理结构与功能的观察，以及发生疾病时对身体异常表现的观察。观察身体的生理结构最直接的方式便是解剖，好多人认为中医学不存在解剖，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翻看《黄帝内经》可以很容易发现书中对部分脏器位置及形态的大致解剖描述。而且，翻阅历代诸多脏腑图也可以看到，古人对脏腑位置的判断大致是准确的。对心、肾、胃、肠、膀胱等脏腑形态的描绘与解剖所见的粗略形态相比较，也是大致相同的。从“欧希范五脏图”(作者按：宋仁宗庆历年间，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对死者进行了解剖，宜州推官吴简与医生、画工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谱，名《欧希范五脏图》。原图已佚，明代《循经考穴编》载有《欧希范五脏图》一幅，日本医家桅原性全《顿医钞》和《万安方》
也收入了一幅《欧希范五脏图》。又，宋徽宗崇宁年间，处决反叛者，李夷行对尸体内脏进行了观察，其后杨介根据李夷行的观察，绘制成《存真图》此图已佚，部分图像及文字说明存于元代孙焕重刻的《玄门脉诀内照图》中。这两种图像成为宋代以后医学著作中脏腑图的基础。)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这就说明，古人对身体的观察是基于一定的解剖基础的。这种解剖或源于宰割动物时的有意观察，或源于像古文献所记载的对反叛者戮尸时有意无意的观察。
    但是这种粗略的解剖还不足以了解身体每一局部的结构与功能，更何况解剖也逐渐被主流传统文化所不容许，所以，若要想通过解剖在了解身体各局部结构功能的基础上再将各局部整合为一个整体，然后再将整体有机地厘分为几个密切相关的大系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在粗略解剖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的事实进行大胆的推理。例如，某些脏器具有相类似的结构特点，推断它们可能具有相类似的功能，比如胃、大小肠等中空脏器可能具有传导的功用，心肝脾肺肾等实质性脏器可能具有贮藏人体精华物质的功用，那么具有类似结构与功能的器官组织便可归属于一类。又如，某些器官组织尽管结构不甚相同，但解剖位置相近，或通过其他组织相连，从而推断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互配合以完成人体的某项生理活动，可以归为一个系统，肝与胆、脾与胃、肾与膀胱都是如此。但是这种推理的随意性很大，所以中医学所表述的脏器功能往往与基于解剖的西医学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脾胃相近相连，饮食物人胃在人体或动物解剖是不难观察到的，所以古人推断脾应该与胃共同参与饮食物消化，但在西医学中脾是免疫系统中的重要器官，与消化无涉。
    除了上述生理观察，对疾病的切身感受也加深了古人对身体的理解，正常状态下的身体功能变化或许很难让人体会到身体各部的联系，但患病时身体不同部位的不舒服则很容易让人们把这些部位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系统，身体也因此有了厘分。而且，这种联系时常突破身体各部在位置上必须相近相连的束缚，身体上下、左右、内外皆可联系在一起。例如，心绞痛时心胸部位的疼痛可沿上肢内侧向小指端放射，那么这些部位就可以联系在一起，中医学经络学说对身体的厘分便是如此，相关之部位归为一系统。以某某经命名之。同时，疾病也让古人感受到外界的某个地域、某个季节、某种气候容易导致某种疾病的形成，容易对身体的哪些部位带来不快，这样就逐渐把身体外时空的某些事物也归属于身体厘分后的某个系统之中，身体的内涵便拓宽了。除了这些外在因素，身体的情绪波动也容易引发身体的改变。例如，老百姓俗语中的“吓得你屁滚尿流”，说明惊恐与前后阴相关，进而可将惊恐这种心理变化归属于肾和前后阴这个系统，如此一来，肉体便与心灵结合在一起，身体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二、传统文化思想的类分和诠释
    单纯依靠上述的实践观察和推理是难以最终完成身体的系统厘分的，我们若仅凭此来试图解读古代医家对身体的论述，虽有可通之处．但也会屡屡碰壁。这是因为，中医学对身体的厘分还借鉴了传统文化思想工具的加工，例如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阴阳可以将身体结构
和功能大致厘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然后阴阳之中又可再分阴阳，以十二经脉系统对身体的厘分为例，古人首先将经脉用阴阳厘分为二，即阳经和阴经，根据经脉循行主要部位有手足之差异，将阳经再分为手阳经和足阳经，阴经再分为手阴经和足阴经，然后阴阳三分可分为阳明、少阳、太阳、太阴、厥阴、少阴，二六一十二，即手阳明、手少阳、手太阳、足阳明、足少阳、足太阳、手太阴、手厥阴、手少阴、足太阴、足厥阴、足少阴，十二条经脉沟通全身各部将身体重组厘分为十二个部分。与阴阳相比较，五行学说则更加多维，因此中医学主要应用的是五行学说对身体进行厘分，通过五行把身体分为五个大的系统，通过五行的生克乘侮来解释系统间和谐相处而呈现出的身体正常功能变化，并把外在时空中的相关事物和现象根据其特点相应地归属于这五个系统之中。除了单一地应用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中医学还将两者结合起来厘分身体，十二经脉系统的最终形成便是如此，前述阴阳厘分的手足十二经只有与五行厘分的五脏系统相结合方能真正实现“内属脏腑、外络肢节”。
    需要说明的是，当解剖观察所获得的粗略身体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这种脏腑知识，作为《黄帝内经》的主体而历代流传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之后的诸多脏腑图的绘制，实际上是根据粗略的解剖观察首先绘制出脏腑的大致位置，然后又根据《黄帝内经》对脏腑功能及其脏腑间联系的阐发，进一步以图像的形式来表述这些经典理论。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中医脏腑图旁边常注以经典原文阐释的原因所在。例如，《灵枢•五癃津液别》云：  “五脏六腑，心为之主。”明代医家张景岳注曰：  “心为脏腑之主，故五脏之系皆人于心。”…我们从人身正面、侧面图中能够看到古人在心与其余四脏之间以线相连，如《循经考穴编》更直接载有“五脏总系于心之图”，这实际上是对心为五脏六腑之主的图像表达。
    如果我们再继续把视野聚焦于西医解剖学以作为对比，便很容易发现中西医学描绘身体时的巨大差异。近代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1543年出版的《人体构造》中的解剖图，很明显，西医学是描绘真实的解剖所见，是一种透视画法，而我们之前所说的传统中医学则是重点展现人体的功能动态性，而非呈现人的肉体属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特定背景中一些相对特殊的体验身体的方式
    中医学对身体的关注，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即轻解剖重功能，关注的重点在于活着的身体，在他们看来，对身体所展现于外的动态功能变化的关注和分析，要远远胜于尸体解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并不是静止的肌肉骨骼的堆积，而是“形”与“气”的结合，气依附于形而存在，形依赖于气而灵动，古人又特别注重对“气”的论述，通过各种方式养一身浩然之气。同时，  “气”显于外的综合表现又是判断身体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用“精气神”来形容一个人的良好状态。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人强调通过各种方法来养身体之气，行气、导引之法也因之成为古人养生的重要方法，遍见于历代养生典籍之中。在《汉书•艺文志》中与人体生命密切相关的“方技”之学被分为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籍也印证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马王堆出土的房中、神仙类著作，其内容要远比所出土的医经、经方类著作成熟得多。这些医经、经方类著作与其后的《黄帝内经》相比较，内容更显古朴和原始，例如，五脏尚未与五行配属，未见十二脉系统，而是十一脉系统，且尚未与脏腑相络属。房中、神仙与医经、经方同属于方技之学，它们应该拥有相类似的知识背景和体验身体的方式，或许正是这些知识和方式促使中医学由相对原始的状态转变到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经典理论体系。至于房中与神仙之学体验身体的方式，最重要的便是调动各种感官以“内求”的方式来了解身体所展现出的动态变化。在古人看来，既然生命是生生不息的，那么认识它的最好方式便是反躬体认。
    所谓“内求”，并非是指凭空想象身体的结构和功能，而是指依托于一定的技术(或称“功法”)，使身体内气的各种变化更易于被人体所察觉和感知，从而可以进一步透过这种被感知的气的变化，来加深对身体内部结构和功能的理解。 当然了，这种理解绝非是凭空想象，它必须建立在对内在脏器粗略认识的基础上，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前面我们所讲过的解剖等实践观察、推理等。借助内求这种方式，传统中医学形成了特色十足的身体理论，在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中均有所体现。例如，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在其《奇经八脉考》中云：“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中医学所讲的经络并不是神经、血管等解剖所能看得到摸得着的有形之物，仅从肉体人手，难以寻见，唯有鲜活的生命才能体会到。古人体会经络的传统方法有很多，比如传统武术、气功等，关键在于激发体会体内之气按经络的规律循行来达到某种目的。再如，古代不少医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通过“内求”方式所获得的对身体的体验，来阐释脏腑间的关系。例如，清代医家石寿棠云：  “肺一呼一吸，与腰间肾气息息相通，经故日肾上连肺。”对肾上联于肺的阐释，便是借助呼吸吐纳行气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肺与肾之间的联系，若单纯依靠解剖是难以实现的。遗憾的是，关于气、内求、经络、气功等等话题，在现代社会经常沦为被批判的对象，究其根本还是受文化断层的影响。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的共同作用，中医学把表面上似乎关联性不大的身体各部分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厘分为相依共存、密切相关的诸多系统，如此一来，纷繁的生命变化也通过系统的厘分而变得系统有序。尽管这些方式在今天看来多少带有一些随意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没有这种相对朴素但又不失宏观的视野，便很难架构和解释身体的诸多变化。面对这些方式对身体的厘分，我们无须刻意拔高其中所蕴含的朴素系统论思想，试图以此来说明自己多么先进，也无须面对西医学认知身体的方式而感到自卑，因为中医学受诸多限制所形成的认知和厘分身体的方法，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它更适于鲜活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中医学认知和厘分身体的方法，是一种“活解剖”“气的解剖”，而不是“尸体解剖”“肉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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