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管子》季节五行化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核心提示： 旧题管仲所著的《管子》，约出于春秋战国，其撰著过程与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相关。在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与阴阳、五行相关的资料极为丰富，而且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已开始将阴阳、五行两种学说熔为一炉的尝试。汇编成书
旧题管仲所著的《管子》，约出于春秋战国，其撰著过程与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相关。在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巨著与阴阳、五行相关的资料极为丰富，而且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已开始将阴阳、五行两种学说熔为一炉的尝试。汇编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书，以下简称《内经》)，具有“言阴与阳，合于五行”的特征，表明其建构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后的阴阳五行说。如此看来，《内经》的著录者或许受到《管子》的影响。
在阴阳、五行学说合流过程中，由“阴阳之推移 而来、被称为“阴阳之太经”的四时如何与五行配合应当是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难题，而《管子》书中确有与季节五行化探索的丰富材料，故本文拟从其关于季节五行化的思考入手，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细考《管子》一书，与季节五行化探索相关的篇章有《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其中《幼官图》文字与《幼官》大致相同，不妨视为一篇)，而其具体论述又代表不同的主张：其中《幼官》似是最初的探索，《五行》应是晚出的主张，而《四时》出现的时间当介于二者之间。
1 《管子•幼官》四时五行化的探索及其影响
《管子•幼官》的论述可以分为十部分，每部分具体论述之后依次有“此居图方中”、“此居于图方中”、“此居图东方外”、“此居于图南方方外”、“此居于图西方方外”、“此居图北方方外”、“此居图东方方外”、“此居于图南方方外”、“此居于图西方方外”、“此居于图北方方外”等类似注语的文字。详观文中所举与五方相合的种种事物，五时节(“五和时节”、“八举时节”春、“七举时节”夏、“九和时节”秋、“六行时节”冬)、五味(甘、酸、苦、辛、咸)、五数(五、八、七、九、六)诸因素最值得注意。联系《尚书•洪范》“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的记载，早已将五味与五行的关系固定下来，历代学者皆谓“五”是土之生数，而八、七、九、六分别为木、火、金、水的成数，今人的研究表明形成于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实为五行思想的起源，不难推测本篇所论实是稷下学派关于四时五行化的最初探索，即本篇主张春夏秋冬分别与木火金水四行相合。
一年四时分别隶属于东南西北四方所代表的木火金水四行，这样的安排貌似整齐，但不够理想，因为代表土的中央缺少相应的时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管子》的作者不仅提出“五和时节”，且将与其相关的诸事物置于“图方中”，使春夏秋冬所代表的众多事物围绕在其四方，这一做法有重视“中土”的思想蕴涵其中。重视“中”的思想虽有所体现，但实际上却未能在土与四时之间建立起有效关联，即土与四时之间无实质性联系。《内经》中个别篇章的记载表明，古医家受过这一思想的影响。《素问•水热穴论》的相关论述可以表明这一点，如“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冬者水始治，肾方闭。肝心肺肾与分属于木火金水的春夏秋冬一一相应，而无论及脾土。此外，《素问•金匮真言论》记载：“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东，病在肾”，“中央为土，病在脾。表明古医家认为代表五行的五方可与五脏相配，肝心肺肾四脏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时，未提及脾与四时之间关系。将这些记载与《幼官》“五和时节”日数为零的认识比较，笔者认为，言不及脾是因为在《幼官》影响下形成的时脏论无法建立脾土与四时的联系。
2 《管子•四时》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及其影响
《管子•四时》保留了按照五行相生顺序建立的四时五行相合的新模式，即“东方日岁星，其时日春，其气日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日日，其时日夏，其气日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日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西方日辰，其时曰秋，其气日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日月，其时日冬，其气日寒，寒生水与血”。这一模式中，土与中央相应，虽无具体时日可主，但其内涵确实比《幼官》丰富得多。明确指出“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认为土具有辅助、协助春夏秋冬四季正常轮回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理解为土对其余四行至关重要，近乎统领。与《幼官》将与中土相关的“五和时节”置于“图方中”的做法相比，《四时》在土与四时之间建立起联系，即“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土不再是与四时无关的土。《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四时》仅论及土德“辅四时入出”的重要性，未提到其所主的时日，给后学者留下了发挥余地，故古医家在此影响下形成的认识较为多样化。仔细分析相关论述，主张大致分为三类。
2．1脾为孤脏而不主具体时日：《素问•玉机真脏论》明确指出，春夏秋冬分别与木火金水、肝心肺肾之脉相应，脾脉于四时无所主，原因在于“脾脉者土也，孤脏以溉四傍”，故脾脉“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 所论内容虽是脉象，实则反映出脾脏属土故无季节可主的思想。脾土虽不主具体时日却能在四时长养其他四脏，这与《四时》所说的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如出一辙。此外，《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心肺肾肝分别“通于”夏秋冬春之气，而“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则“通于土气”。所谓“土气”或
即“土德”之谓，大概本篇作者也受到《四时》的影响，认为脾土在四时中没有独立位置，只能与传化五腑一道以“化糟粕，转味而入出的功能辅助其他四脏。
2．2脾“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日：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日：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按照这一说法，属土的脾脏与其他四脏一样有具体的日数可主，只是脾所主之日不在某一单独时节而是分散于四季。这一认识凸显了土的长养作用，又赋予其所主的具体日数。笔者从上下文推测，在这一主张提出时，脾土无具体所主时日的观点在医家中仍广为流传，该篇作者希望将“脾不主时”阐释为“脾不得独主于时”以利于脾“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学说的推广。据此可看出，这一思想是医家们在土德“辅四时入出”认识基础上创立的，其产生要晚于上述“脾为孤脏而不主具体时日”的主张，是对上一主张的变通。《素问•太阴阳明论》论之外，《素问•刺要论》日：“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素问•阴阳类论》日：“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灵枢•五禁》日：“戊己日自乘四季”，皆是“脾不得独主于时”思想的反应。
2．3脾主长夏：这是《内经》的观点。结合《素问•风论》“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灵枢•本神》“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死于季夏、《灵枢•五音五味》“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等记载，可知长夏于五行属土而居于夏秋之间，又可称为“季夏”。因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周礼•夏官•司增》引郑众说云：“《邹子》日：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学术界一般认为季夏是由战国晚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考虑到邹衍生活的年代略晚于《管子》的撰著时代，故可推测“季夏”的提出是受到《管子•四时》的影响。将季夏置于春夏与秋冬之间的做法既沿袭了重中的思路，五时的主张又比较方便与五行相配，故邹衍的做法深受欢迎，西汉早期成书的《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对》、《春秋繁露•求雨》、《史记•天官书》无不采用此说。受五季五行说影响，古代医家将脾与季夏相配。“长夏”之名是医学界为强调脾土的“长养”作用而逐渐产生的新主张。王冰注《素问•脏气法时论》称：“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于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注《玉机真脏论》云：“长夏，谓长养之夏，或许可为笔者的推测提供旁证。甚至可以想象，以“长夏”取代“季夏”之名的做法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故《内经》中有二十八处使用了“长夏”一词(包括《素问•宣明五气》出现的“长夏脉”一词)，而仅有三处沿用“季夏”的旧名(《灵枢•经筋》“季夏痹”一词，与“孟夏痹”、“仲夏痹”诸病相并列，其中的“季夏”显非五季之范畴，故未计算在内)。
主张脾主长夏的篇章中，《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论述值得注意。此篇具体论述中体现出对胃的关注，提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认为春、夏、长夏、秋、冬五时之脉皆“以胃气为本”，而“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 。对“胃气”的异常重视，反映出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对脾土作用的重视程度已降低，有的致力于寻求对全身五脏具有奉养作用的脏腑，最终将这一作用赋予属土且有“水谷之海”之称的胃。
以上三种主张之外，《内经》中还有以五星表明五脏应于四时的主张。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肝“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心“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肺“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肾
“其应四时，上为辰星。考诸古籍，岁星、荧惑星、太白星、辰星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而对于镇星与季节关系的认识则有所不同，如《文子•精诚》称“四时失政，镇星摇荡，认为镇星与四时皆有关，《史记•天官书》认为镇星与季夏相应。《抱朴子•内篇•杂应》称“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 ，认为镇星应于四季之月。如此看来，《素问•金匮真言论》仅以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表示脾与季节的关系，对于镇星所代表的季节却不做明确界定，当是一种调和之法：或许这一主张提出时，以上三种学说早已存在，这里说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而不明言镇星代表的具体时日给学者留下了发挥空间，可理解为脾关于四时而不主具体时日，又可理解为脾寄旺于四季之月，“各十八日寄治”，还可理解为脾主季夏。三种理解皆可。总之，《管子》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对中医学有着深远影响。
3 《管子•五行》五行各主七十二日的主张及其影响
无论是《管子•幼官》还是《管子•四时》，居于中央位置的土皆无具体的时日可主，于是就有了《五行》的探索，谓：“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这一做法是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为五个七十二日而与木火土金水相配，在形式上实现了圆满。但由于四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此将一年均分为五的做法自是不便，故其后的典籍，除《淮南子•天文训》中保留这一认识，少有采用这一主张者。这一主张在《素问》里由王冰补入的运气学说相关内容中可看到明显痕迹。作为运气学说的核心，“五运”是指分别主治一年五时的五运之气，即一年均分为五个时段而为木火土金水所主。古代医家虽知“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但在讨论五运时主张取“三百六十日”为法，故张介宾强调，“一岁五行，各主一运，运七十二日”，“盖一岁之数，凡三百六十日，……五分分之为五运，各得七十二日也。 每运主时七十有二，与《五行》木火土金水各主七十二日的主张若合符节。即使按照今人的说法，“五运中每运主一时，即各主73日零5刻，计365日零25刻，与周天之数相合，仍属用五行均分一年之法，只不过一年的日数由古人所取的三百六十日精确到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而《五行》的影响仍是清晰可见。
正如廖育群先生所说，在运气学说的理论框架中，与阴阳学说相比，“五行学说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一些”，而“从推算形式上讲，五运主时产生最早；尔后有鬼臾区据早期文献《太始天元册》将五运主时推衍到主岁，运气学说才逐渐发展起来。然依笔者之见，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将《五行》木火土金水各主七十二日的认识视为运气学说之滥觞。
一年均分为五个时段，若不设专名则不便指称，故甚至有医家主张沿用春、夏、季夏、秋、冬之名来为五时段命名，这在《素问•六节藏象论》王冰所补的文字之中，可以窥得端倪。这段文字先说“五运相袭，而皆治之”，“五气更立，各有所胜”，又云“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显系沿用五季之名以称五运所主之时的变通之法。然而由于这一做法与世间所说的五季概念相去甚远，推广起来自是不易，故即便是“运气七篇”也没有采用这一概念。不仅如此，就连《素问》的整理者王冰，亦未能看出这里的“长夏”含义与其他篇章有别，仍以“所谓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王，故云长夏也”释之。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管子》中关于季节五行化的三种探索在《内经》中均有体现。在其影响下，古医家积极探索五脏与四(五)季的关系，建立了中医学的时脏相关理论，丰富了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而五行各主七十二日的思考则与五运之说密切相关，堪称运气学说之滥觞。由此不难想象，撰著《内经》的古医家敏锐地关注着思想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并积极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医学理论，也正是有了众多眼界宽广的医家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内经》这部巨著，成就了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大厦。
在阴阳、五行学说合流过程中，由“阴阳之推移 而来、被称为“阴阳之太经”的四时如何与五行配合应当是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难题，而《管子》书中确有与季节五行化探索的丰富材料，故本文拟从其关于季节五行化的思考入手，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细考《管子》一书，与季节五行化探索相关的篇章有《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其中《幼官图》文字与《幼官》大致相同，不妨视为一篇)，而其具体论述又代表不同的主张：其中《幼官》似是最初的探索，《五行》应是晚出的主张，而《四时》出现的时间当介于二者之间。
1 《管子•幼官》四时五行化的探索及其影响
《管子•幼官》的论述可以分为十部分，每部分具体论述之后依次有“此居图方中”、“此居于图方中”、“此居图东方外”、“此居于图南方方外”、“此居于图西方方外”、“此居图北方方外”、“此居图东方方外”、“此居于图南方方外”、“此居于图西方方外”、“此居于图北方方外”等类似注语的文字。详观文中所举与五方相合的种种事物，五时节(“五和时节”、“八举时节”春、“七举时节”夏、“九和时节”秋、“六行时节”冬)、五味(甘、酸、苦、辛、咸)、五数(五、八、七、九、六)诸因素最值得注意。联系《尚书•洪范》“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的记载，早已将五味与五行的关系固定下来，历代学者皆谓“五”是土之生数，而八、七、九、六分别为木、火、金、水的成数，今人的研究表明形成于殷商时期的五方观念实为五行思想的起源，不难推测本篇所论实是稷下学派关于四时五行化的最初探索，即本篇主张春夏秋冬分别与木火金水四行相合。
一年四时分别隶属于东南西北四方所代表的木火金水四行，这样的安排貌似整齐，但不够理想，因为代表土的中央缺少相应的时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管子》的作者不仅提出“五和时节”，且将与其相关的诸事物置于“图方中”，使春夏秋冬所代表的众多事物围绕在其四方，这一做法有重视“中土”的思想蕴涵其中。重视“中”的思想虽有所体现，但实际上却未能在土与四时之间建立起有效关联，即土与四时之间无实质性联系。《内经》中个别篇章的记载表明，古医家受过这一思想的影响。《素问•水热穴论》的相关论述可以表明这一点，如“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冬者水始治，肾方闭。肝心肺肾与分属于木火金水的春夏秋冬一一相应，而无论及脾土。此外，《素问•金匮真言论》记载：“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东，病在肾”，“中央为土，病在脾。表明古医家认为代表五行的五方可与五脏相配，肝心肺肾四脏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时，未提及脾与四时之间关系。将这些记载与《幼官》“五和时节”日数为零的认识比较，笔者认为，言不及脾是因为在《幼官》影响下形成的时脏论无法建立脾土与四时的联系。
2 《管子•四时》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及其影响
《管子•四时》保留了按照五行相生顺序建立的四时五行相合的新模式，即“东方日岁星，其时日春，其气日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日日，其时日夏，其气日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日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西方日辰，其时曰秋，其气日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日月，其时日冬，其气日寒，寒生水与血”。这一模式中，土与中央相应，虽无具体时日可主，但其内涵确实比《幼官》丰富得多。明确指出“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认为土具有辅助、协助春夏秋冬四季正常轮回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可以理解为土对其余四行至关重要，近乎统领。与《幼官》将与中土相关的“五和时节”置于“图方中”的做法相比，《四时》在土与四时之间建立起联系，即“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土不再是与四时无关的土。《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四时》仅论及土德“辅四时入出”的重要性，未提到其所主的时日，给后学者留下了发挥余地，故古医家在此影响下形成的认识较为多样化。仔细分析相关论述，主张大致分为三类。
2．1脾为孤脏而不主具体时日：《素问•玉机真脏论》明确指出，春夏秋冬分别与木火金水、肝心肺肾之脉相应，脾脉于四时无所主，原因在于“脾脉者土也，孤脏以溉四傍”，故脾脉“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 所论内容虽是脉象，实则反映出脾脏属土故无季节可主的思想。脾土虽不主具体时日却能在四时长养其他四脏，这与《四时》所说的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如出一辙。此外，《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心肺肾肝分别“通于”夏秋冬春之气，而“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则“通于土气”。所谓“土气”或
即“土德”之谓，大概本篇作者也受到《四时》的影响，认为脾土在四时中没有独立位置，只能与传化五腑一道以“化糟粕，转味而入出的功能辅助其他四脏。
2．2脾“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日：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日：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按照这一说法，属土的脾脏与其他四脏一样有具体的日数可主，只是脾所主之日不在某一单独时节而是分散于四季。这一认识凸显了土的长养作用，又赋予其所主的具体日数。笔者从上下文推测，在这一主张提出时，脾土无具体所主时日的观点在医家中仍广为流传，该篇作者希望将“脾不主时”阐释为“脾不得独主于时”以利于脾“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学说的推广。据此可看出，这一思想是医家们在土德“辅四时入出”认识基础上创立的，其产生要晚于上述“脾为孤脏而不主具体时日”的主张，是对上一主张的变通。《素问•太阴阳明论》论之外，《素问•刺要论》日：“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素问•阴阳类论》日：“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灵枢•五禁》日：“戊己日自乘四季”，皆是“脾不得独主于时”思想的反应。
2．3脾主长夏：这是《内经》的观点。结合《素问•风论》“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灵枢•本神》“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死于季夏、《灵枢•五音五味》“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等记载，可知长夏于五行属土而居于夏秋之间，又可称为“季夏”。因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周礼•夏官•司增》引郑众说云：“《邹子》日：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故学术界一般认为季夏是由战国晚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考虑到邹衍生活的年代略晚于《管子》的撰著时代，故可推测“季夏”的提出是受到《管子•四时》的影响。将季夏置于春夏与秋冬之间的做法既沿袭了重中的思路，五时的主张又比较方便与五行相配，故邹衍的做法深受欢迎，西汉早期成书的《淮南子•时则训》、《春秋繁露•五行对》、《春秋繁露•求雨》、《史记•天官书》无不采用此说。受五季五行说影响，古代医家将脾与季夏相配。“长夏”之名是医学界为强调脾土的“长养”作用而逐渐产生的新主张。王冰注《素问•脏气法时论》称：“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于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注《玉机真脏论》云：“长夏，谓长养之夏，或许可为笔者的推测提供旁证。甚至可以想象，以“长夏”取代“季夏”之名的做法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故《内经》中有二十八处使用了“长夏”一词(包括《素问•宣明五气》出现的“长夏脉”一词)，而仅有三处沿用“季夏”的旧名(《灵枢•经筋》“季夏痹”一词，与“孟夏痹”、“仲夏痹”诸病相并列，其中的“季夏”显非五季之范畴，故未计算在内)。
主张脾主长夏的篇章中，《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论述值得注意。此篇具体论述中体现出对胃的关注，提出“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认为春、夏、长夏、秋、冬五时之脉皆“以胃气为本”，而“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 。对“胃气”的异常重视，反映出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对脾土作用的重视程度已降低，有的致力于寻求对全身五脏具有奉养作用的脏腑，最终将这一作用赋予属土且有“水谷之海”之称的胃。
以上三种主张之外，《内经》中还有以五星表明五脏应于四时的主张。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肝“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心“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肺“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肾
“其应四时，上为辰星。考诸古籍，岁星、荧惑星、太白星、辰星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而对于镇星与季节关系的认识则有所不同，如《文子•精诚》称“四时失政，镇星摇荡，认为镇星与四时皆有关，《史记•天官书》认为镇星与季夏相应。《抱朴子•内篇•杂应》称“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 ，认为镇星应于四季之月。如此看来，《素问•金匮真言论》仅以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表示脾与季节的关系，对于镇星所代表的季节却不做明确界定，当是一种调和之法：或许这一主张提出时，以上三种学说早已存在，这里说脾“其应四时，上为镇星”，而不明言镇星代表的具体时日给学者留下了发挥空间，可理解为脾关于四时而不主具体时日，又可理解为脾寄旺于四季之月，“各十八日寄治”，还可理解为脾主季夏。三种理解皆可。总之，《管子》土德“辅四时入出”的认识对中医学有着深远影响。
3 《管子•五行》五行各主七十二日的主张及其影响
无论是《管子•幼官》还是《管子•四时》，居于中央位置的土皆无具体的时日可主，于是就有了《五行》的探索，谓：“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这一做法是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为五个七十二日而与木火土金水相配，在形式上实现了圆满。但由于四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如此将一年均分为五的做法自是不便，故其后的典籍，除《淮南子•天文训》中保留这一认识，少有采用这一主张者。这一主张在《素问》里由王冰补入的运气学说相关内容中可看到明显痕迹。作为运气学说的核心，“五运”是指分别主治一年五时的五运之气，即一年均分为五个时段而为木火土金水所主。古代医家虽知“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但在讨论五运时主张取“三百六十日”为法，故张介宾强调，“一岁五行，各主一运，运七十二日”，“盖一岁之数，凡三百六十日，……五分分之为五运，各得七十二日也。 每运主时七十有二，与《五行》木火土金水各主七十二日的主张若合符节。即使按照今人的说法，“五运中每运主一时，即各主73日零5刻，计365日零25刻，与周天之数相合，仍属用五行均分一年之法，只不过一年的日数由古人所取的三百六十日精确到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而《五行》的影响仍是清晰可见。
正如廖育群先生所说，在运气学说的理论框架中，与阴阳学说相比，“五行学说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一些”，而“从推算形式上讲，五运主时产生最早；尔后有鬼臾区据早期文献《太始天元册》将五运主时推衍到主岁，运气学说才逐渐发展起来。然依笔者之见，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将《五行》木火土金水各主七十二日的认识视为运气学说之滥觞。
一年均分为五个时段，若不设专名则不便指称，故甚至有医家主张沿用春、夏、季夏、秋、冬之名来为五时段命名，这在《素问•六节藏象论》王冰所补的文字之中，可以窥得端倪。这段文字先说“五运相袭，而皆治之”，“五气更立，各有所胜”，又云“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显系沿用五季之名以称五运所主之时的变通之法。然而由于这一做法与世间所说的五季概念相去甚远，推广起来自是不易，故即便是“运气七篇”也没有采用这一概念。不仅如此，就连《素问》的整理者王冰，亦未能看出这里的“长夏”含义与其他篇章有别，仍以“所谓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王，故云长夏也”释之。
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管子》中关于季节五行化的三种探索在《内经》中均有体现。在其影响下，古医家积极探索五脏与四(五)季的关系，建立了中医学的时脏相关理论，丰富了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而五行各主七十二日的思考则与五运之说密切相关，堪称运气学说之滥觞。由此不难想象，撰著《内经》的古医家敏锐地关注着思想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并积极从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医学理论，也正是有了众多眼界宽广的医家的不懈努力，才成就了《内经》这部巨著，成就了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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