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中西医文化观

    林则徐生于1 785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在旧有的体制和传承依然持有亘古不变态势的时候，在儒学道统的轨道上，他成为功名社会中的翘楚。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之始，他既遵循传统，又演绎传统；他积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虽为朝中之人，在近代开眼看世界中，却走在了前列。可以说，他既是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勇士，又是一个能容纳中西文化的智者。
    一、运用中医药戒烟
    林则徐提倡经世之学，他在对经史子集的接受中，对能够经世致用的中国优秀典籍甚是钟爱，在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见赠《通鉴))全书，又媵以深尊佳镡，此皆难得之物，割爱相贻，殆欲其以《汉书》下酒耶?谨如命拜领，以志盛爱。”     他对曾关爱其体况的友人说：“更钦《素问>>精通，见直周于症结   ，从中可窥视其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典籍也是如此。林则徐一生都好与从医者交友。其父林宾日曾与福建历史上一代儒医陈念祖(字修园)是好友，他们常在一起谈政治论医道。林则徐年轻时耳濡目染，结合浏览中医药典籍，日久对中医药学从爱好竞有所悟了[2】。同时，林则徐与福州著名的诗人林昌彝交往也十分密切，林昌彝对伤寒研究颇深，著有《六经伤寒辨证补方》。林昌彝曾向林则徐献计抗英，二林感情甚笃。此外，林则徐和青浦名医何其伟也是莫逆之交，曾与其一起研制药方戒烟治瘾。
    1 830年，陈念祖的儿子陈元犀整理了其父的代表作之一((金匮要略浅注》，请林则徐作序。林则徐欣然命笔，写下《金匮要略浅注•叙言》。序中写道：“吴航陈修园先生精岐黄术……余尝撰杖侍坐，聆其谈医，洞然有见垣一方之眼。窃谓近世业医者无能出其右也……先生生前所刻医书若干种，已传海内。今复读其((金匮要略浅注》一十卷，明显通达，如视诸掌，虽王叔和之阐《内经》不是过也。”【，】短短三百多字的序，既叙述了序者自己曾洗耳恭听前辈论评医道的过往，对中医有“洞然”的感悟，又评价了该著在当时医界的地位和对中医学的贡献。可以说林则徐对此书的思想性、学术性，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陈念祖之子请林则徐作序，也反映出他深知林则徐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林则徐颇知中医的治病养生之道，他曾谈及自己病况时很内行地说：“贱体偶有感冒……恐防肺燥，自念肺气久虚，秋令本有应发之症，而日来忽凉忽暖，亦复节卫多疏……宜矢随时之慎摄。"       他还深谙服药、静养、恬淡、精气神等中医理论，曾在(《又次病起原韵》诗中叹道：“三彭二竖谬色赢，推枕依然却杖行……安心胜觅壶公药，归老长追洛社英。”又在《室人赋述怀纪事七古二章》的诗中诵云：“但倾旧酿樽频注，便许行吟仗不扶……白头岂复望还童，却病仍资摄卫功。”    上述均可反映出林则徐对中医人和中医传统文化的特殊情感。
    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功绩即他在广州的鼎力禁烟。然而不该被遗忘的是他禁烟的功绩又与其中医药学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目睹鸦片流毒泄泄的严重危害，林则徐“心焉如捣”，想依靠中草药禁毒瘾，于是“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之”。基于此，林则徐与何其伟联手研制了“戒烟断瘾方”，被称为“林文忠公戒烟方”。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就在给道光上书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上附上了“戒烟方”。在药方总论中，他对鸦片在人生理上造成的病理性危害和禁烟瘾药方的药理作用，仔细陈述并一一讲解。该方的主方名“忌酸丸”，由生洋参、白术、当归、黄柏、川连、炙甘草、陈皮、柴胡、沉香、天麻、附子、炙黄芪、木香、烟灰等15味中药组成；辅佐方名“补正丸”，即上方中减附子、炙黄芪、木香、烟灰，剩11味。两方的服法是递减递增法，即每减1粒忌酸丸，换加2粒补正丸，逐减至不服忌酸丸，只服补正丸，就可停药。他在“忌酸丸”的药理解说中，对每一位药的药性和作用的陈述，表现了他对中医药理论的谙熟。如，方中加入甘草，他说：“不但可以补中，兼可益血，并和诸药也。”对中医药治愈烟瘾的效果，林则徐充满自信，他说：“此方气血两补而药味不杂，寒热并用而于理不悖……行气于五脏，输精于经络，不俄顷亦即彻顶踵，遍内外，无处不到，是以烟瘾不起，诸病不作。"       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在西学冲击下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林则徐先在湖广地区大力推广，“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大获成效，许多烟民或烟民家属“叩头称谢……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    。此药方后来风行各地，林则徐去世后，原主方15味药，又加上杜仲、甘杞子、炒枣仁这3味，改进为成药，药名即被称为“林十八”。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中，虎门硝烟为强攻策略，主旨对物；中药断瘾为柔克手段，主要对人。无论后者抑或前者都是近代民族自醒历程上的浓重一笔。
    二、认同西医确有长技
    虽然西医学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已经悄然渐进封闭的中国。但是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与一般士大夫无大异处，尤其是他出任禁烟的钦差大臣以前，西医学知识的素养也是很贫乏的。当时林则徐尚囿于闭塞的内地，还在为泱泱大国的“物产富饶”而陶醉，甚至一直认为西方人对大黄等中药物视如生命。在1838年还未赴广州时，其上呈道光帝的奏折提到：茶叶、大黄“皆内地宝贵之物，而外洋所不可一日无者”，     为治理吸食鸦片的状况，他建议提高茶叶、大黄的出口价格。1839年3月他刚到广州，仍将茶叶、大黄视为抗英禁烟的砝码：“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则无一国不需此物”，允许茶叶和大黄等贸易是“以示怀柔”的恩准，如再进行鸦片贸易，就“断绝茶叶、大黄”。

      一方面，他把与外国的通商视为对其恩惠；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大黄被需求的程度估计过高。这些都反映了还没有开眼看世界前的林则徐当时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林则徐在传统教育中入仕，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鼓浪而来时“出世”，走向世界。他在了解西方、研究外情、翻译外文报纸和书刊的同时，开始接触到早已流入南方的西医学。他组织人力翻译西方杂志，包括有关中国时事报道《澳门新闻纸》和述及英国人对中国人看法的书籍《华事夷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与西医药学最初的接触。在《澳门新闻纸))登载的新闻实录上，常有传教医师的报道信息，如：嘉庆十年西医到广东教如何接种牛痘、道光七年就有西医眼科在澳门设立眼科、道光十五年美国传教士医师伯驾的较详细报道等。而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了解和查询禁烟时，广泛接触民情，已获知很多西医在广东等省份的状况，他组织翻译的这些报道中披露：经西医医治后“医痊重症之人约有四千五百七十五名，其余轻症之人甚多，难以数计” 

      广东省l 805年接种牛痘的孩子约有数千；1 827开始西医医治眼疾“五年间医痊中国人约有四千余名” ，经伯驾开设外科后，“数年间医愈七千余人，一切下症，皆来就医，其余轻症，难以数计” 。因之，“两年之间，在广州省城之人亦已签题出三千银元为医馆之费”。还有“医痊之人，多有写信到来感谢，致医道之名传遍各处” 。在西学东渐颇盛的粤广，西方人自己也说，“在我等各样事业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 。可见西医受欢迎和得到信任的程度。林则徐到广州后，和英美等国商人、官员、军人打交道，在商贸、防务、外交方面态度都较强硬，但是对西医院和传教医师却是通融并信赖的。《华事夷言录要》这本书，有《海国图志》编者魏源的按语：“此书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就在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华事夷言录要》上也有西医在广州行医的情况，并有和中医对比的记录。这些都真实地印证了当时广州地区西医渗透的情况，同讨也反映出林则徐很清楚这些社会情况，对西医是宽容、接受的。最能直接说明这一点的，一是伯驾在一份报告中陈述“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4】；二是林则徐和美国这第一位在华传教医师伯驾之间的联系。

    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记与晚清社会》中说“林则徐与传教医师伯驾的联系，也是很富时代意义的。” 伯驾(1804—1888)，系美国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1835年，他在广州成立了第一个由基督教开办的眼科医局——新豆栏医局，他既是第一位在中国使用乙醚麻醉的医生，又能操持外科，1856年后任美国驻华公使。《澳门新闻纸》上对伯驾的报道尽其赞誉之词：“医生伯驾即尽心救痊之人不少，又并不拘何等病证，尽皆医治，因医生伯驾之妙手，就医者多得痊愈。”估计林则徐正是通过这些信息渠道了解了西医的长处和中医所不能为之处。林则徐患疝气，久治不愈，于是遣人代他去伯驾的新豆栏医局就医，伯驾“专门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5656"【6】为解除疝痛还专门制作了一个桁架送给林则徐。伯驾在他的医学日记中记录“桁架送到林大人处……并回报说十分合适舒服”，“因此，林则徐很多时都会在公众场合赞扬他的医术。”[7]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等顾忌，林则徐没有亲临伯驾的医局，但他还是信任并佩服西医的，并派人回送伯驾水果以示答谢。1850年林则徐再度任钦差大臣赴广西任命途中，在病逝之前大呼“星斗南”而终。学术界一直纠结林则徐呼“星斗南”之意，朱维铮先生认为“星斗南”三字是闽语“新豆栏”的对音。如果“星斗南”确指新豆栏医局的话，可以推论，对西医的认可，使林则徐将救助生命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了西医伯驾身上。因为“先前承认洋人确有长技的见解，仍然存留于潜意识之中”[8]，由此可见，西医对林则徐的触动及信任程度。

    三、在中西医文化认识上的思想特点

    林则徐触及中西医的经历，既反映了他与生俱有的中国文化观，同时又深刻折射出在社会蜕变的时代关头，在经受文化冲击并对西医有所认识之后，他对中西医有比较、有取舍的反应和思考，反映了他在对中西医的认识上的思想特点。

    首先，中医文化观反映其中医学的人文理念。

    1939年，林则徐从京城领命禁烟南下广州旅程中，沿途严禁各驿站设酒宴，也拒不参加各省督抚的款待。以此表达了其“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的断然决心。他的这种为官作风和为人气节，既具有中国文化中为社稷承当责任义务而“鞠躬尽瘁”的传统，又体现了他办事认真务实之精神。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林氏这种高风亮节品行，在他的中医文化思想中也可见到。他在为((金匮要略浅注》作的序中所提到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虽是一句传统名言，但其中却能探寻到他之所以能肩负禁烟职责，不辱民族使命的思想轨迹，和他具有的儒家重民重社稷的政治意识。

    在林则徐思想中，中医文化的确是占有一定地位。他在杨景仁的 《筹济编》作序中说：“得其方则生，不得则速之死。既为之官，即为之医矣，其得谓生死与我无与乎?”他不是中医，却以医之理阐述为官之道，认为行医为官道理相同，人的生死大事，他都有责任，以医喻官，剖析了医学深含的社会功能和人类意识，可见其中医药文化的医德素养已到一定的哲学境界。此外，他在《金匮要略浅注》序中所阐述的：“余固不知医，然窃愿为医者讲明其理，庶有以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也。”这种经世致用的人本思想既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伦理理念，也是中医文化的社会产物。当时林则徐所处的这一阶层，大都“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他和伯驾联系中也有所避讳，但他能和“较少受主流文化影响”
[9]其次，具有中西医汇通的认识观。

    容闳在他的 《西学东渐记》中曾称曾国藩是“ 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然而，林则徐则是这种旧教育中最早的一位特产人物。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钟爱中国传统医学，但在西潮拍岸的广州，他的中医文化观第一次遭遇了强烈冲击。当时那些朝中之人还沉醉在旧传统中孤芳自赏，士大夫们的“激昂和愤满、惊疑和紧张、辛酸和悲哀虽然因人而异地表现为不同的主张和不同的心路，但又多面地汇示了那个时候的士大夫群体意识”【l0】。而林则徐在中英两国和中西文化对撞时，敢为天下先，迈出了解研究西方的第一步。在他主持的《华事夷言录要》中，中医药和西医药有了对比的平台：“中国药材，多是草木；外国药材，草木仅居十之一二。西洋医不诊脉，而中国及回回医皆信脉理，有二十四样脉，诊之即知具病何证。”   不卑不亢，不偏不倚的陈述和介绍，给了初窥大干世界者以立体的认识。了解之后，产生比照，于是有了优劣之区别，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圻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如十四年律劳卑惊悸胆破而死，及圻尸乃知 之。”   从林则徐的言语中分明显示他对西医解剖的认可，并认为西医这方面优于中医。

    实际上，对于中西医体系的长短、优劣和差异， 直至甲午战争前，中国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直待清末新政呼唤“医学救国”，中医学界才出现以西医学做比较，具有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医家。他们发现自身不足，力倡吸收西医之长，改良中医学，通过汇通寻求中国医学发展。而林则徐在了解和学习西方医药的同时，也能率先比较中西医之优劣，主动向西医求治，使开眼看世界获得的知识突破了旧见。他既用中医药方解烟瘾，又向伯驾寻求西医药方救 治烟瘾，可见他信服中国传统医药，又不与接纳并信任西医相矛盾，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汇通理念已隐约可见。虽然在林则徐之前已有开眼看世界的现状，但对中西医汇通的认识，可以说林则徐在开先河之列。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抵制西医还是取消中医?这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命题，此消彼长，不断被叩问。但是林则徐在近代历程的最初阶段，以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开眼看世界”的行动，可以说已经做了初步的回答，尽尽管也有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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