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未发表的“编者的话”——缅怀一代名医王伯岳
核心提示： 这是一篇未公开发表的“编者的话”，写于1987年5月24日。
当我从旧文档中找出这篇已经褪变成土黄色的打印稿，连同编写大纲、编
次，细读两遍，浮想联翩。屈指算来，已历经18年之久。对此未完事业，抱憾终
生!光阴荏
当我从旧文档中找出这篇已经褪变成土黄色的打印稿，连同编写大纲、编
次，细读两遍，浮想联翩。屈指算来，已历经18年之久。对此未完事业，抱憾终
生!光阴荏
这是一篇未公开发表的“编者的话”，写于1987年5月24日。
当我从旧文档中找出这篇已经褪变成土黄色的打印稿，连同编写大纲、编
次，细读两遍，浮想联翩。屈指算来，已历经18年之久。对此未完事业，抱憾终
生!光阴荏苒，岁月无情，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刻不容缓。就在我准备着手
编写《一代名医王伯岳》，并向全国受业于王老的同辈人和同事，以及了解王老
的亲朋好友和故交，发出这篇“编者的话”两个月后，王老突患脑溢血，与世长
辞于北京西苑医院。噩耗传来，悲痛至极!缅怀先辈，思绪万千!
有感于“继承名老学术经验，趁诸名老健在时着手，写出来让名老过目，做
些增删、修改、厘定，不失其真传，比百年之后寻迹忆踪好”的管窥之见，认为
此篇旧作，仍有其现实意义，故以此缅怀王老，并与诸名老的继承人共勉。
王伯岳，1912年生，原籍四川中江县，祖辈迁居成都。三代世医，以儿科著
称。1955年随父由成都调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历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部委
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儿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
华医药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委、
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儿科
杂志编委》、《中级医刊》编辑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儿科学
会主任委员等职。曾与南京江育仁老共同主编《中医儿科学》、自撰《中医儿科
临床浅解》，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我与王伯岳老先生相识，是通过南京中医学院江育仁教授介绍的。那是1978
年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成立大会上，王老的名字我早已久仰了，但无缘识
荆。说来也巧，1977年夏，全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会议在潍坊召开，会上有人
提出来要写一部《实用中医儿科学》，江育仁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倡导
者多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虽在会上有所酝酿，但没有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后来不知是谁告诉了王老，我在毫无预料中，接到了王老的一封长信。信中对编
写《中医儿科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编写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体
例要求、内容取舍，直到编目纲要、文字要求等都写得明明白白，使人耳目一
新。这封长信是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400字方格稿纸写的，共写了35张，字迹工
整、标点分明，又多用繁体字，通篇看来，无一笔之误，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使我见信如见其人，十分敬佩。阅读数遍之后，受益匪浅。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
长信，因为是它穿针引线，使我有幸结识王老，并第一次成为神通、心通、字
通、文通的“忘年之交”。以后我与王老之间经常书信来往，王老的每封信都是
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信中内容涉猎十分广泛，谈医论药，赋诗填词，说古道
今，情溢于纸笔。王老的文章说理精辟透彻，见解与一般不同，文字激昂慷慨，
如同一泻千里，读来颇受振动。对这位在中医界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名老，我
经过几次书信往来之后，敬仰之余非常想见其一面。
1978年首届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在北京成立之际，江育仁教授领我来到西苑
医院王老家。一见面就像故友重逢，格外亲切。自此以后，我们每次见面，王老
都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我们与全国的中医儿科界一道，相继完成了138万字的
《中医儿科学》巨著，组建了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儿科学委员会，召开了中医儿
科剂型改革会议，整理出版了《儿科医籍整理辑要丛书》，召开了钱仲阳学术思
想讨论会等一系列的会议。我们在北京、济南、潍坊、南京、成都、广州、曲阜
等地多次相会，共同探讨学问，共商振兴中医儿科事业大计。先后十年，我手头
共积累十余万字的王老通信手稿，这里面渗透着王老对后辈的关爱。他对中医事
业执着的追求，以及如何做好继承和发扬工作的亲身经历和见解，也给了我莫大
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使我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了王老其人。
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功过是非、荣辱褒贬，各有各的看法，各
有各的见解，见仁见智，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不用去多做解释，自有后人评说。
作为一代名医，对其治学经验和临床经验的继承，我认为是应趁其健在的时候，
加以实事求是地总结，并能得到这些名老的亲自过目和修改，比起待百年之后，
再由后人写传，整理其医案、医话，其价值和意义要大得多。特别是对那些精通
或掌握特殊技艺的名老耆宿们，他们手里掌握的“活”经验都是精辟之见，必须
予以高度重视和抢救，使其发扬光大，这也是我要写《一代名医王伯岳》的缘起
和动机。
正确地总结其临床经验和治学经验，也应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一个人
无论在治学上，还是在医德、医风上，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以及家庭的熏陶和
师承的言传身教。王老不但精通医药，而且精于文史哲，精于对中国古代优秀文
化遗产的鉴赏和评价。他把“医理通哲理”，理解得十分深透。因此，要写好这
本书，真正达到如见其人，除了王老继续提供我有关的线索和资料之外，还希望
海内外相识、相知王老者，特别是在成都他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的中
年时代，以及成为一代名医之后，其医德、医风、医事、医迹、医案、社交、撰
述、政事、故交、新友、鉴赏、评论、谈话等等，请多提供资料线索和赐教书信
文稿。
我相信会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和真正熟悉王老的人们的支持，为我提供丰富
翔实的史实和资料，以使这本书写得有骨有肉、有情有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当我从旧文档中找出这篇已经褪变成土黄色的打印稿，连同编写大纲、编
次，细读两遍，浮想联翩。屈指算来，已历经18年之久。对此未完事业，抱憾终
生!光阴荏苒，岁月无情，继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刻不容缓。就在我准备着手
编写《一代名医王伯岳》，并向全国受业于王老的同辈人和同事，以及了解王老
的亲朋好友和故交，发出这篇“编者的话”两个月后，王老突患脑溢血，与世长
辞于北京西苑医院。噩耗传来，悲痛至极!缅怀先辈，思绪万千!
有感于“继承名老学术经验，趁诸名老健在时着手，写出来让名老过目，做
些增删、修改、厘定，不失其真传，比百年之后寻迹忆踪好”的管窥之见，认为
此篇旧作，仍有其现实意义，故以此缅怀王老，并与诸名老的继承人共勉。
王伯岳，1912年生，原籍四川中江县，祖辈迁居成都。三代世医，以儿科著
称。1955年随父由成都调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历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部委
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儿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
华医药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常委、
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儿科
杂志编委》、《中级医刊》编辑委员会常委、北京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儿科学
会主任委员等职。曾与南京江育仁老共同主编《中医儿科学》、自撰《中医儿科
临床浅解》，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我与王伯岳老先生相识，是通过南京中医学院江育仁教授介绍的。那是1978
年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成立大会上，王老的名字我早已久仰了，但无缘识
荆。说来也巧，1977年夏，全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会议在潍坊召开，会上有人
提出来要写一部《实用中医儿科学》，江育仁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倡导
者多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虽在会上有所酝酿，但没有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后来不知是谁告诉了王老，我在毫无预料中，接到了王老的一封长信。信中对编
写《中医儿科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编写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体
例要求、内容取舍，直到编目纲要、文字要求等都写得明明白白，使人耳目一
新。这封长信是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400字方格稿纸写的，共写了35张，字迹工
整、标点分明，又多用繁体字，通篇看来，无一笔之误，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使我见信如见其人，十分敬佩。阅读数遍之后，受益匪浅。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
长信，因为是它穿针引线，使我有幸结识王老，并第一次成为神通、心通、字
通、文通的“忘年之交”。以后我与王老之间经常书信来往，王老的每封信都是
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信中内容涉猎十分广泛，谈医论药，赋诗填词，说古道
今，情溢于纸笔。王老的文章说理精辟透彻，见解与一般不同，文字激昂慷慨，
如同一泻千里，读来颇受振动。对这位在中医界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名老，我
经过几次书信往来之后，敬仰之余非常想见其一面。
1978年首届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在北京成立之际，江育仁教授领我来到西苑
医院王老家。一见面就像故友重逢，格外亲切。自此以后，我们每次见面，王老
都推心置腹，循循善诱。我们与全国的中医儿科界一道，相继完成了138万字的
《中医儿科学》巨著，组建了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儿科学委员会，召开了中医儿
科剂型改革会议，整理出版了《儿科医籍整理辑要丛书》，召开了钱仲阳学术思
想讨论会等一系列的会议。我们在北京、济南、潍坊、南京、成都、广州、曲阜
等地多次相会，共同探讨学问，共商振兴中医儿科事业大计。先后十年，我手头
共积累十余万字的王老通信手稿，这里面渗透着王老对后辈的关爱。他对中医事
业执着的追求，以及如何做好继承和发扬工作的亲身经历和见解，也给了我莫大
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使我进一步了解和熟悉了王老其人。
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功过是非、荣辱褒贬，各有各的看法，各
有各的见解，见仁见智，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不用去多做解释，自有后人评说。
作为一代名医，对其治学经验和临床经验的继承，我认为是应趁其健在的时候，
加以实事求是地总结，并能得到这些名老的亲自过目和修改，比起待百年之后，
再由后人写传，整理其医案、医话，其价值和意义要大得多。特别是对那些精通
或掌握特殊技艺的名老耆宿们，他们手里掌握的“活”经验都是精辟之见，必须
予以高度重视和抢救，使其发扬光大，这也是我要写《一代名医王伯岳》的缘起
和动机。
正确地总结其临床经验和治学经验，也应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一个人
无论在治学上，还是在医德、医风上，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以及家庭的熏陶和
师承的言传身教。王老不但精通医药，而且精于文史哲，精于对中国古代优秀文
化遗产的鉴赏和评价。他把“医理通哲理”，理解得十分深透。因此，要写好这
本书，真正达到如见其人，除了王老继续提供我有关的线索和资料之外，还希望
海内外相识、相知王老者，特别是在成都他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的中
年时代，以及成为一代名医之后，其医德、医风、医事、医迹、医案、社交、撰
述、政事、故交、新友、鉴赏、评论、谈话等等，请多提供资料线索和赐教书信
文稿。
我相信会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和真正熟悉王老的人们的支持，为我提供丰富
翔实的史实和资料，以使这本书写得有骨有肉、有情有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