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制药厂效力抗战救济社会

中国制药厂董事长焦易堂

提倡国防中药

中央国医馆西迁重庆后，为配合中医救护工作，“鉴于四川产药之丰富，甲于全国，而重庆又为药材荟萃之区，当此全面抗战，西药来源断绝之时，正宜利用时地，设厂制药，以供救护之用”（《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于是，一方面提倡国防中药研究，另一方面筹设中国（华）制药厂。

1938年5月，中央国医馆成立国防中药研究会，提出“中央国医馆为供应国防需要附设国防中药研究会，其各省市县及海外华侨之国医分支馆暨国医药公会得附设分会”。当年7月重庆市国防中药研究会作为分会率先成立。国防中药研究会的研究范围包括：“一是凡以科学方法制造中药有供应国防价值者，由会研究后，连同药方成药呈请中央国医馆审定及试验；二是对于药物从事的新的化验或配制；三是搜集秘方及民间单方制成方案加以说明；四是搜集本草所载以外之草药及其他药品从事化验及研究，并加说明；五是本条二、三两项研究之结果应呈中央国医馆审定，交由中国制药厂化验或制造。其第四项研究之结果得呈中央国医馆编入本草。”（《国防中药研究会简章》）

国防中药提倡民间献方，难免触动传统保守观念。焦易堂主张以国防大义为先，他曾说：“希望国药界，将有益于国防的秘方都一齐贡献出来，以作救护伤兵难民的帮助，如我国四川的接骨丹，云南的白药，治跌打损伤的以及其他种种方药，于治疗上都有特别的效验，我们都应当尽量拿出来，贡献国家。要知道我们国家，已到了最后关头，此时还不各尽其长，来争取我们民族的最后生存，等到为人征服，就是想贡献也是来不及了。药品如属专利关系，也应当公开一部，才不愧对国家。”在他领导下，中央国医馆多次发文征集各地验方。

重庆创立药厂

在倡导的同时，1938年，中央国医馆经与振务委员会协商同意，在中医救护医院内附设了中华制药厂。药厂由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饶凤璜、前协和医院制药厂厂长及卫生署制药厂厂长冯志东、留法药学博士曾义、重庆市国药业公会主席许锡之等负责主持，并成立厂务委员会，焦易堂、朱庆澜、陈郁等9人为委员。厂址设在重庆江家巷，厂内设制造、技术和事务三科。制造科下又分三个组，其一典制组负责按照《中华药典》或古今名方为根据制造成药；其二精制组则制造“科学化”药品，主张“凡国药已被西医采用者及已被科学家研究者，其有效的要素与精制品，皆宜为国医所采用”；其三则为采制组负责采集药材等。该厂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首先筹集资金，后来内政部卫生署给予津贴，于1938年6月开设经营部，10月开始投入生产。

中央国医馆通报中华制药厂的建设情况时说：“自八·一三抗战以来，将士牺牲于疆场，老弱转徙于沟壑，救护工作，至关重要……惟救护工具，端在医药，现在西药来源匮乏，供不应求，若不速谋改进中药，制造中药，则前线无量数负伤将士势将束手待毙。本馆有见及此，创设中华制药厂于重庆，以科学方法，制造关于国防上急切需要之药品，刻已开始制造，成绩颇佳。”

为了长远发展，中央国医馆决定将中华制药厂改组，按当时《公司法》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中国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拟定为法币20万元，共分2000股，每股100元，由股东们认购。其后改为每股200元，但后来仅认购得6万元，便作为先期股本。1939年1月18日中国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商会大礼堂举行创立大会。会上焦易堂讲话指出，药厂创立有利于“实现中医中药之科学化，利用土产药材，加以西法精炼，协助抗战，而保民族健康”，遂定该厂的宗旨为“应用科学，保存国粹，效力抗战，救济社会”。会上推选股东主席团7人，焦易堂任主席。

中国制药厂注重药品质量，技术人员在南川金佛山开展采药活动，曾采集160多种中草药标本，撰写论文发表于《四川经济》月刊。药厂对所购进的中药材，仅选取上品作为原料，其中品、下品则再行转卖而不用于制药。厂内还附设高级药学训练班，培训药剂技术员。中国制药厂按照“科学制药”的理念，引进了较为先进近丸片制药机，提高生产效率，如有打片机、磨光机、糖衣机等，对中药材进行择验、烘焙、轧末、打粉、制片及蒸馏提炼。建厂初期即生产救济水达100万瓶，止痢片100万粒，止咳片100万粒，痔漏膏1万磅等。焦易堂常亲往视察，自述：“余每日午后5时抽暇一至厂，则机器转动，员工皆努力从事，红丸蓝丸，装潢陈列，琳琅满目。”（江定《追忆焦易堂先生》）

巴县艰辛发展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机轰炸，1939年6月中国制药厂江家巷厂址遇炸，损失大批药品，厂房震塌，财产损失惨重，人员星散。焦易堂只得让药厂疏散到巴县，他请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出面，获得政府拨款五万元，在巴县新桥石梯租地五亩，建设新厂。总经理李志周轰炸中“受惊恐后常在病中”，坚决辞任。焦易堂只得亲自负责，“事实上等于董事长兼代总经理”。他征调一部分中央国医馆职员前来参与建设，“建筑清理，费时三月，于烈日下荒山中风餐露宿，无人不病，并无薪给，纯尽义务”（焦易堂致董事会函），终于复办厂房，1939年10月恢复生产。

1939年重庆政府财政部同意给予中国制药厂的“制成药品及制药所用国产原料”专案免除转口税，促进了药厂业务开展。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考察，他原想在重庆创办制药厂，后来见中国制药厂条件具备，于是改为投资200万，生产各种药品捐往前线。

1941年药厂股本仅剩92500元，董事会提出募股增资至30～50万元，但受轰炸影响，士绅多数走散，后来直至1943年才募足股本。此期间药厂不断培训工人，修护机器加强生产，加大宣传促进推销等，取得较好成效。所生产的药物，包括救急类如救济水、防疫宝丹、救急包等；内科类如藿香正气丸、龙胆大黄片等；外伤科类如中国防腐消炎膏、马氏化脓生肌膏等，“独价值廉而药品纯正，极见效用”（《中央国医馆第四次理事会工作概况报告》）。到1946年，中国制药厂的产值已达到4300万元，产品销售额约1900万元，每年中成药原料需用量为4500公斤。

民国时期，中国的制药工业相当落后，中药很少采用机器生产，而西药原料基本依赖国外。战事一起，原料断绝，对我国军民影响颇大。而中国制药厂走出了一条中药西制的新路，扩大生产，发挥中医药疗效，为国防需要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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