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与钱塘医派
核心提示： 形成于明末清初延续至清光绪间，以史称“海内三张”(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和高世拭为代表医家的钱塘医派，是中国医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医学流派之一。他们聚众论医，开创中医教育以讲学形式培育人才之先河；洞
形成于明末清初延续至清光绪间，以史称“海内三张”(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和高世拭为代表医家的钱塘医派，是中国医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医学流派之一。他们聚众论医，开创中医教育以讲学形式培育人才之先河；洞本溯源，竭力恢复与维护经典医籍的原貌，并首创集体注解医经之新径；精于临证，理、法、方、药既循古训又善创新。他们的杰出表现，使当时的钱塘(杭州)成为习岐黄者向往之地。
一个医学流派的形成有其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适宜程度，学术背景既有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也需要中医药学术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而他们学术思想的流传必然通过其著作，后人方能了解他们的事迹，研究与借鉴他们的学术观点、医疗经验及治学方法。钱塘医派成员先后编撰了近三十种著作，内容涉及内经、本草、伤寒、金匮及临证等。这些著作能够流传下来，一是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和临证参考作用，二是得益于清乾隆年间钱塘人士王琦对它们的悉心搜集整理并加以刊刻。
一、王氏是钱塘医派集大成者张志聪的近邻
《 杭州府志•人物》 (民国十一年版)载：“王琦，原名士琦，字载韩，钱塘诸生。博闻强识，性俭素尚义，壮年丧偶，不更娶，不蓄资财，人咸服其清介。尝校书于侣山堂，即康熙时医师张志聪、高士拭讲学处也。”王琦的生卒年不详，据其为《侣山堂类辨》所作跋中落款“乾隆己丑三月五日戊子胥山老人王琦跋”这段文字推算，乾隆己丑为公元1769年，其卒年最早亦在该年之后。古称老人，年龄至少当一个甲子，即60岁。故其生年当在公元1709年之前。
从时间上推算，王琦出生在张志聪离世后多年。
张志聪是钱塘医派的中坚人物和集大成者。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序》中说“余家胥山(杭州吴山西北山峰之别称)之阴，峨嵋之麓(吴山西北有山脉古称峨嵋山)，有石索焉纷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为峰，块然枵者依之为岗；峭然削、洞然谷者，缀之曲屈，为深窈。就其上筑数椽，而南则构轩临其山。客有访余者，望其蓊蔚荫秀，咸低徊留之，拟冷泉风况焉。余日坐卧轩中几三十年，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这段文字描绘了侣山堂建造之地的奇巧秀美，并指出他所有的著述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侣山堂后来成为张志聪行医讲学和钱塘医派活动的主要场所。王琦晚号胥山老人，以居住之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别号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时尚”。由此也可知悉王琦本人的居住之地与张志聪“侣山堂”实属一处。
王琦年轻时“闻之耆老，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为医薮。盖其时，卢君晋公以禅理参证医理，治奇疾辄效，名动一时。张君隐庵继之而起，名与相埒，构侣山堂，招同学友生及诸门弟子讲论其中，参考经论之同异而辨其是非。于是，谈岐轩之学者咸向往于两君之门，称极盛焉……”(王琦：《侣山堂类辨•跋》)。这段文字反映了王琦很熟悉张、高二氏侣山堂论医讲学事迹，对他们也颇为崇敬。因为是近邻，所以才经常能从隔壁邻居的老人那里听闻张志聪们的事迹，并逐渐产生了仰慕之情，也有了以后在侣山堂整理刊刻他们著作的行动。
侣山堂的建筑在乾隆末年毁于兵燹，其时王琦已去世。侣山堂遗址在吴山西边的胥山。那里在清乾隆年间曾是杭州粮道官府所在，故民间又称粮道山。粮道行督运糟粮之职，张志聪初为粮道书吏，其时已得医术之精奥，因用补中益气汤治愈粮道癃闭顽疾而声名鹊起。(详见王琦《侣山堂类辨•跋》 )侣山堂建筑虽已不在，但王氏故居却保存至今，今粮道山26号为王氏故居(见照片)。为了纪念钱塘医派，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3月侣山堂原址附近设立了侣山堂纪念碑辜。
二、王琦对钱塘医派学术传承的贡献
《杭州府志•人物》(民国十一年版)载：“志聪、世拭所著医书数十种，板已漫漶，琦病时医不学无术，孟浪误人，欲重刻其书以救世，而力未逮。乃取卷叶最少者三种及医书之切要者九种，几十二种，颜日《医林指月》 ，罄资刊之。”
从这段文字可获悉，当时钱塘医派主要人物的著作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琦对钱塘医派著作的收集整理起因是因为庸医耽误了他的病情，他深知张志聪、高世枝医术之高超，为救世济人计则必须向世人推荐他们的重要著作。由于经济拮据，只好取篇幅较少但学术价值高的《侣山堂类辨》《医学真传》等书刊刻，并为之作跋。考虑到卷帙不大的单刻本容易湮没，王琦又把它们编入《医林指月》丛书。然后罄其家产刊刻，这才使钱塘医派的重要著作流传于世。
张志聪的(《侣山堂类辨》，是其60岁花甲之际成书的。是书分为二卷，上卷论医，下卷论药，记载了与学友同道及门生弟子在侣山堂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内容。全书议论允当，说理透彻，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引人人胜。虽然仅数万言，却是学习中医极有价值的读本。
高世杭是钱塘医派后期的主要传人。在他晚年，弟子们仿效张志聪《 侣山堂类辨》体例，将其在侣山堂论医讲学的内容整理成((医学真传))一书。是书近百余论，或释疑解惑，或补偏救弊，独到之处，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世枝“以示正道，以斥旁门，而使初学者不可不慎也”(《医学真传•先生自述 》)之宗旨。其学术价值与志聪《侣山堂类辨》不相上下，是钱塘医派论医讲学内容与特色的又一传世之作。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医学真传》曰：“是书乃教授及门之言，而诸门人所纂述者也。其名曰‘真传’，因时医浅陋，但习一切方书，不知溯本寻源，无由窥见经论精要。故首明五运六气、六淫外感、七情内伤、藏府经络、水火阴阳，简括《素》《灵》要义，以探原理。次论诸证，皆抉其受病之由，指其误治之弊，以求正法之准。甘苦自知，乃不知肤泛不切。其用药、辨药两篇，即本于《 本草崇原》之说剖析言之，于笼统泛用及伪药误入之矢，抉发尤多。卷末自述早年习医不得要领，误人自误。后与张志聪参究《伤寒》《金匮》《神农本经》及《素》《灵》诸书，始窥门径。谓医理如剥蕉心，剥之无可剥，方为至理，洵属名言。是书虽卷帙无多，实为体用兼备。中国医籍汗牛充栋，学者苦无传授渊源，非陋即偏，至于不振，必赖明哲先导，端其根本，扩其规模，然后穷究源流，深窥堂奥。庶几贯通新旧体用，益宏侣山堂讲学遗风，盖令人神往也。”
王琦为《侣山堂类辨》和《医学真传》两书精心作跋，他《侣山堂类辨•跋》中日“……两君所著书皆堪传世，张氏所辑者俱已授之行世，甫及百年，流传日少。其《针灸秘传》及《侣山堂类辨》二种已难得购。余寻之有年，始得《类辨》一种。观其准古衡今，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亟为重梓，以广其传。后之学者，苟以此为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宁有歧路之迷邪径之误哉?”他在《 医学真传•跋》 中日：“《灵枢》《素问》《神农本经》《卒病论》《金匮要略》五书，皆圣哲之微言，医门之奥旨也。习其艺者舍之不习，而惟采撮后来之枝辞琐说，以为应世之捷径，是弃本而务末也，求其苏困扶危而不误致人之死，盖亦难矣。高氏怀悲悯之志，集为是编，以示门人，即以是示后世。其中略言五运六气之化，脏腑经络之分，周身之部位于三阴三阳各有所属，药物之气味色臭不一，其性于十一脏各有所忌宜，虽语焉未详，然已启《灵》《素》诸书之端绪，而指人以升堂入室之所自矣。即其中矫枉过正之辞，不无一二，然绎其首尾全文，实为补弊救偏而发，初非举一废百之偏词，固与《灵》《素》诸书大旨有相合无相悖也。人能因其说而广求之五书，于以精参圣哲之微言奥旨，而得医门之管辖，庶几可以视人之疾而苏困扶危，不流为卤莽灭裂之粗工也欤!”
《 侣山堂类辨》和《医学真传》均为钱塘医派集体研究探讨而成的佳作。书中记录的张氏与高氏在侣山堂的讲学内容虽然多为他们的阐述，但也不乏师生同门弟子的议论。王琦汇刻的《医林指月》丛书，除收入钱塘医派的这两部代表作外，还有张志聪编撰、高世拭完成的《本草崇原》 、钱塘医派的早期人物卢之颐的《学古则诊》《痃疟论疏》与卢复的《芷园臆草存案》，并分别为之作跋，加以宣介。《医林指月》初刊于康熙末年，所收钱塘医派医著六种，除《侣山堂类辨》在此前有单刻本外，其他五种均自《医林指月》汇刻后方有历代翻刻本。今天，当我们研读钱塘医派的这些著作时，不能不感念王琦的善行义举。王氏为钱塘医派的事迹和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后世贡献巨大，值得后世学习仿效。
一个医学流派的形成有其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适宜程度，学术背景既有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也需要中医药学术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而他们学术思想的流传必然通过其著作，后人方能了解他们的事迹，研究与借鉴他们的学术观点、医疗经验及治学方法。钱塘医派成员先后编撰了近三十种著作，内容涉及内经、本草、伤寒、金匮及临证等。这些著作能够流传下来，一是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和临证参考作用，二是得益于清乾隆年间钱塘人士王琦对它们的悉心搜集整理并加以刊刻。
一、王氏是钱塘医派集大成者张志聪的近邻
《 杭州府志•人物》 (民国十一年版)载：“王琦，原名士琦，字载韩，钱塘诸生。博闻强识，性俭素尚义，壮年丧偶，不更娶，不蓄资财，人咸服其清介。尝校书于侣山堂，即康熙时医师张志聪、高士拭讲学处也。”王琦的生卒年不详，据其为《侣山堂类辨》所作跋中落款“乾隆己丑三月五日戊子胥山老人王琦跋”这段文字推算，乾隆己丑为公元1769年，其卒年最早亦在该年之后。古称老人，年龄至少当一个甲子，即60岁。故其生年当在公元1709年之前。
从时间上推算，王琦出生在张志聪离世后多年。
张志聪是钱塘医派的中坚人物和集大成者。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序》中说“余家胥山(杭州吴山西北山峰之别称)之阴，峨嵋之麓(吴山西北有山脉古称峨嵋山)，有石索焉纷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为峰，块然枵者依之为岗；峭然削、洞然谷者，缀之曲屈，为深窈。就其上筑数椽，而南则构轩临其山。客有访余者，望其蓊蔚荫秀，咸低徊留之，拟冷泉风况焉。余日坐卧轩中几三十年，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这段文字描绘了侣山堂建造之地的奇巧秀美，并指出他所有的著述都是在那里完成的。侣山堂后来成为张志聪行医讲学和钱塘医派活动的主要场所。王琦晚号胥山老人，以居住之地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别号是古代文人雅士的“时尚”。由此也可知悉王琦本人的居住之地与张志聪“侣山堂”实属一处。
王琦年轻时“闻之耆老，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为医薮。盖其时，卢君晋公以禅理参证医理，治奇疾辄效，名动一时。张君隐庵继之而起，名与相埒，构侣山堂，招同学友生及诸门弟子讲论其中，参考经论之同异而辨其是非。于是，谈岐轩之学者咸向往于两君之门，称极盛焉……”(王琦：《侣山堂类辨•跋》)。这段文字反映了王琦很熟悉张、高二氏侣山堂论医讲学事迹，对他们也颇为崇敬。因为是近邻，所以才经常能从隔壁邻居的老人那里听闻张志聪们的事迹，并逐渐产生了仰慕之情，也有了以后在侣山堂整理刊刻他们著作的行动。
侣山堂的建筑在乾隆末年毁于兵燹，其时王琦已去世。侣山堂遗址在吴山西边的胥山。那里在清乾隆年间曾是杭州粮道官府所在，故民间又称粮道山。粮道行督运糟粮之职，张志聪初为粮道书吏，其时已得医术之精奥，因用补中益气汤治愈粮道癃闭顽疾而声名鹊起。(详见王琦《侣山堂类辨•跋》 )侣山堂建筑虽已不在，但王氏故居却保存至今，今粮道山26号为王氏故居(见照片)。为了纪念钱塘医派，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3月侣山堂原址附近设立了侣山堂纪念碑辜。
二、王琦对钱塘医派学术传承的贡献
《杭州府志•人物》(民国十一年版)载：“志聪、世拭所著医书数十种，板已漫漶，琦病时医不学无术，孟浪误人，欲重刻其书以救世，而力未逮。乃取卷叶最少者三种及医书之切要者九种，几十二种，颜日《医林指月》 ，罄资刊之。”
从这段文字可获悉，当时钱塘医派主要人物的著作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琦对钱塘医派著作的收集整理起因是因为庸医耽误了他的病情，他深知张志聪、高世枝医术之高超，为救世济人计则必须向世人推荐他们的重要著作。由于经济拮据，只好取篇幅较少但学术价值高的《侣山堂类辨》《医学真传》等书刊刻，并为之作跋。考虑到卷帙不大的单刻本容易湮没，王琦又把它们编入《医林指月》丛书。然后罄其家产刊刻，这才使钱塘医派的重要著作流传于世。
张志聪的(《侣山堂类辨》，是其60岁花甲之际成书的。是书分为二卷，上卷论医，下卷论药，记载了与学友同道及门生弟子在侣山堂探讨医理、讲论方药、钻研学术的内容。全书议论允当，说理透彻，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引人人胜。虽然仅数万言，却是学习中医极有价值的读本。
高世杭是钱塘医派后期的主要传人。在他晚年，弟子们仿效张志聪《 侣山堂类辨》体例，将其在侣山堂论医讲学的内容整理成((医学真传))一书。是书近百余论，或释疑解惑，或补偏救弊，独到之处，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世枝“以示正道，以斥旁门，而使初学者不可不慎也”(《医学真传•先生自述 》)之宗旨。其学术价值与志聪《侣山堂类辨》不相上下，是钱塘医派论医讲学内容与特色的又一传世之作。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医学真传》曰：“是书乃教授及门之言，而诸门人所纂述者也。其名曰‘真传’，因时医浅陋，但习一切方书，不知溯本寻源，无由窥见经论精要。故首明五运六气、六淫外感、七情内伤、藏府经络、水火阴阳，简括《素》《灵》要义，以探原理。次论诸证，皆抉其受病之由，指其误治之弊，以求正法之准。甘苦自知，乃不知肤泛不切。其用药、辨药两篇，即本于《 本草崇原》之说剖析言之，于笼统泛用及伪药误入之矢，抉发尤多。卷末自述早年习医不得要领，误人自误。后与张志聪参究《伤寒》《金匮》《神农本经》及《素》《灵》诸书，始窥门径。谓医理如剥蕉心，剥之无可剥，方为至理，洵属名言。是书虽卷帙无多，实为体用兼备。中国医籍汗牛充栋，学者苦无传授渊源，非陋即偏，至于不振，必赖明哲先导，端其根本，扩其规模，然后穷究源流，深窥堂奥。庶几贯通新旧体用，益宏侣山堂讲学遗风，盖令人神往也。”
王琦为《侣山堂类辨》和《医学真传》两书精心作跋，他《侣山堂类辨•跋》中日“……两君所著书皆堪传世，张氏所辑者俱已授之行世，甫及百年，流传日少。其《针灸秘传》及《侣山堂类辨》二种已难得购。余寻之有年，始得《类辨》一种。观其准古衡今，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亟为重梓，以广其传。后之学者，苟以此为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宁有歧路之迷邪径之误哉?”他在《 医学真传•跋》 中日：“《灵枢》《素问》《神农本经》《卒病论》《金匮要略》五书，皆圣哲之微言，医门之奥旨也。习其艺者舍之不习，而惟采撮后来之枝辞琐说，以为应世之捷径，是弃本而务末也，求其苏困扶危而不误致人之死，盖亦难矣。高氏怀悲悯之志，集为是编，以示门人，即以是示后世。其中略言五运六气之化，脏腑经络之分，周身之部位于三阴三阳各有所属，药物之气味色臭不一，其性于十一脏各有所忌宜，虽语焉未详，然已启《灵》《素》诸书之端绪，而指人以升堂入室之所自矣。即其中矫枉过正之辞，不无一二，然绎其首尾全文，实为补弊救偏而发，初非举一废百之偏词，固与《灵》《素》诸书大旨有相合无相悖也。人能因其说而广求之五书，于以精参圣哲之微言奥旨，而得医门之管辖，庶几可以视人之疾而苏困扶危，不流为卤莽灭裂之粗工也欤!”
《 侣山堂类辨》和《医学真传》均为钱塘医派集体研究探讨而成的佳作。书中记录的张氏与高氏在侣山堂的讲学内容虽然多为他们的阐述，但也不乏师生同门弟子的议论。王琦汇刻的《医林指月》丛书，除收入钱塘医派的这两部代表作外，还有张志聪编撰、高世拭完成的《本草崇原》 、钱塘医派的早期人物卢之颐的《学古则诊》《痃疟论疏》与卢复的《芷园臆草存案》，并分别为之作跋，加以宣介。《医林指月》初刊于康熙末年，所收钱塘医派医著六种，除《侣山堂类辨》在此前有单刻本外，其他五种均自《医林指月》汇刻后方有历代翻刻本。今天，当我们研读钱塘医派的这些著作时，不能不感念王琦的善行义举。王氏为钱塘医派的事迹和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后世贡献巨大，值得后世学习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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