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玄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核心提示：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衰微之后，以简约、精致、思辨性强、覆盖面广等形式出现的哲学思潮。“玄”有深奥、玄妙之意，取自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玄学主要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衰微之后，以简约、精致、思辨性强、覆盖面广等形式出现的哲学思潮。“玄”有深奥、玄妙之意，取自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玄学主要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成，它是道家老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所以又被称为新道家。玄学思辨成果泽及魏晋间各门学科，医学也不例外，魏晋时期的养生理论、医家思维方式、医学发展模式都深深打上玄学的烙印，这也铸就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学的总体特征。
一、玄学兴起之扼要
汉末以降，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世事变幻莫测，人生兴废无常，就连曹操也发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叹。士人因此而疏离国家与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在两汉享有“国宪”地位的经学因注疏繁琐、迷信谶纬而走向衰颓，并为士人所厌。魏帝曹髦巡视太学，以经学史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反复诘难经师，令经师瞠目结舌。这些都给后来玄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结果便是玄学成为魏晋时期主要的思想潮流，可谓“玄风独振”。…
玄学以《 老子》《庄子》《周易》诸部典籍为主要思想资源，总谓“三玄”。“三玄”的核心是老庄之学而非《 周易》，因此，用老庄思想解释《周易》，形成了魏晋易学的一大特点。玄学家大都为“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一般认为，魏晋玄学经历了以下不同时期：
一是正始时期玄学伏流于两汉，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何晏“援老入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一并阐发玄学思想。他们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二是竹林时期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等。他们强调“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嵇康的老庄学是玄学从老学发展到庄学的中间环节。其从道家思想出发，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借庄子逍遥遁世的思想，消极反抗司马氏的专制。
三是西晋元康时期 名士郭象在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提出“独化”本体论，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四是东晋时期玄学转向探研佛理，由于佛教的大乘讲“空”与老庄玄学讲“无”在学理上相通，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名士谈玄崇佛，佛教各宗也大都以玄学语言解说佛经。后来僧肇在思想上对玄学作了总结，认为玄学的“贵无”和“崇有”都有偏执，真谛应是有和无合而为一，至此导致魏晋玄学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佛学盛行。
总之，魏晋玄学是秦汉以降学术思想变化、思辨水平提高的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两汉哲学思想，下启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
二、玄学思潮对魏晋医学的渗透与影响
1．玄学对养生观的影响
玄学之风的兴起，导致了道家思想的流行，当时的名士纷纷为老庄作注，老庄的清静无为、逍遥遁世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这使不少社会上层人士漠然于政治纷争，专致于养生保健，追求逍遥自得。当时的名士嵇康、张湛、陶弘景、颜之推等都有养生著作。如嵇康著 《养生论》、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颜之推著 《颜氏家训•养生篇》等。玄学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目标，用抽象的哲理和感情以达到对无限的体验为养生的理论基础，超越了((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论，使养生学初成体系。魏晋时代的养生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玄学家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这个“无”就是“无为”或“自然”，因此养生首先也要讲究无为和自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顺其自然而养生的理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陶弘景则指出具体的四时养生法：四时居住方面，主张“春夏乐山高处，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寿考无穷”(《教诫篇》)。这是指春夏宜居高处以顺阳气之生发，秋冬宜居地卑以助阴气之潜藏。四时食养方面，主张“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称能“助五脏，益四气，辟诸病”(《食诫篇》)。他还主张“冬日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杂诫忌禳祈善篇》)，藉以增强人体御寒能力，适应气候的变化。
二是首重养神嵇康在 《养生论》中论述了形神共养，尤重养神的养生之道。“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由此汲取道家思想，提出了养神一系列方式方法：“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清虚静泰，少思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此外，嵇康也深切地体会到音乐对情志的安抚作用，“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由此发出“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养神心得。
三是注重养气对气的认识，玄学家奉之鼻祖的老庄皆有论述。《庄子》提出了“吹啕呼吸，吐故纳新”为“寿考者之所好”的观点。楚国屈原在《 远游》中吟日：“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由此发展了呼吸吐纳的远古气功。 《内经》也有“食五气”之说。到魏晋时期，这种养气以养生的思想更加成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 中提出闭气法。他说：“正偃卧，冥目握固，闭气不息于心中，数至二百，乃口吐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脏安。能闭气数至二百五十息，华盖明，华盖明则耳目聪明，举身无病，邪不忤入也。葛洪则受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的影响，推出了“胎息”法。《抱朴子•内篇校释》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可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魏晋人士大都认为养气可以养生。
四是服食炼丹玄学思潮风靡于世，促进了人们道德观、人生观的转变，从而为服食炼丹之风的盛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作为长寿之道，道家方士和道徒服食炼丹早已有之。服食包括服石，而魏晋时期流行的是服“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因此又称服石。五石散主要是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赤石脂五种矿石研磨而成的散剂。服用此药后，身体烦热难耐，必须以进冷食来散热，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当时士人认为寒食散有补虚、益寿、增强性功能等功效，皇帝拓跋琏、名士何晏、嵇康、裴秀、皇甫谧等都曾参与到服石行列。如皇甫谧记载尚书令何晏服寒食散后“心加开朗，体力转强"，嵇康则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诗句，南朝医家秦承祖则更是夸寒食散是：“群芳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不让。事实上，盲目服石不仅无益健康而且危害颇大，会导致人体痰癖、浮肿、上气、心腹痛、大小便不利、痈疽、发疮、双目失明、终身残疾甚至死于非命。著名医家皇甫谧也曾沉沦于服石，以致身染痼疾，可见盲目服石显然是养生的误区。
炼丹术则是魏晋丹家企求长寿的另一手段。代表人物是道医葛洪。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的就是炼丹。葛洪指出：“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固能令人长生。”认为服食了具有可逆性变化特性的物质后，人体便能同样产生可逆性变化即“返老还童”。虽然炼丹以求长生不切实际，但在炼丹过程中，医家们有意无意地把炼丹活动转向了医药领域，由此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而后来在却谷食气、胎息之法上发展出来的内丹术，亦为中医的养生保健提供了新的思路。
2．玄风独振对医学“尊古崇经”的冲击
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时期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之一。所谓名教，亦称“礼教”，即儒家主张的封建等级名位及其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自然则是道家老庄主张的自然无为之“道”。玄学代表人物王弼强调扶植人的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和自然之性，使人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如时人可因“散发”违命，也可饮酒居丧，甚至“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等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背伦理规范而受谴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情势下，医学也疏远了唯经所是，或者说脱却了经学思想的束缚，而是如当时的文风一样，敢于突围经典，超越框架，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葛洪对“贵远贱近”观念的批判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医学科学的发展的过程中，是古非今、贵远贱近的倾向比较明显，影响较为普遍。这种思想对医学发展是弊大而利微的，葛洪敢于批判这种观点，他在《肘后备急方》的序中便强调：“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俞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他坚决按照简、便、验、廉的指导思想来选方，完成了千古名著《肘后备急方》 。
第二，陶弘景首创《本草经集注》 ，按自然来源与属性分类
中药学历来称之为本草，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名为《神农本草经》，其书名本身已寓有崇古遵循神农氏之思想。陶弘景看到了古人上、中、下三品药物的分类方法已不能适应药物认识发展要求，由此，首先独创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的分类方法，开创了中国药物学分类的新趋势。此外，陶弘景严谨治的态度和不迷信经典的思想，也令人叹服。例如关于矾石的评述，他指出：“以疗齿痛，多即坏齿，是伤骨之证。而云坚骨齿，诚为疑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 《神农本草经》中坚骨齿之错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低浓度矾石有消炎止痛的效果，而高浓度矾石则能造成溃疡。
第三，中医外科的发展与突破
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代，玄学的开放意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使得人们敢于突破经学不毁伤形体的全形孝道观，倡以外科手段治疗相应疾病。在此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代临床外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三国名医华佗借酒服麻沸散来进行肠吻合术 (《晋书》)，晋代已有以修补唇裂而闻名遐迩的外科专家(《 晋书•魏咏之传》)，外科医生可开肉锯骨做截肢手术(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在骨科方面，葛洪首创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的方法(引自《世医得效方》)等，史籍记载这个时代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亦在此期间问世。
3．玄学“言意”之辩对王叔和《脉经》的影响
《脉经》成书于魏晋玄学风行之时，这一时期言意之辩是玄学思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言即语言、概念；意即思想。早在《周易》中已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玄学家王弼则发挥这一思想，提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这里的象，是指《周易》卦象的象。其在《周易略例．明象)对言象意的关系论之甚详，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王弼并不否认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他进一步阐述：“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认为语辞不能表达事物深处的精微之理，强调只有忘“言”才能得“象”，只有忘“象”才能得“意”；“意”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而且只有离开“言”和“象”才能获得。
王叔和显然是受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辩的影响，而赋予《脉经》活泼的思辨内容。可以说，整个《脉经》的主旨可以说就是言、象、意三位一体，整个脉经的体系就是言、象、意之哲学思想在中医脉学上的具体运用。在《脉经》中，象为脉象，言是描述脉象的文字，意是脉理。
《脉经》序的开篇就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这里的“体”就是象，即脉象，“理”就是意，即脉象所含之意。要辨别许多相类似而又不同的脉象，必须靠“言”来表达。正所谓“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但另一方面，由于脉理精微，脉象多端，语言表达又很难概述得完整彻底，正所谓“脉顺逆之道，不与众谋。他用这个“道”字揭示了认识脉理的玄妙。而要认识“道”，当然只能用悟“道”的方法，这样的悟道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言不尽意与象不尽意的思想。而之所以要四诊合参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言”不能尽意，脉“象”不能尽意，所以要求综合整体来探赜脉意。
可见，王叔和受王弼把象作为联系言和意的中介的影响，他在《脉经》中也把脉象看作是脉诀(言)与脉理(意)之间的“枢纽”，据此把脉象置于首重，不仅刻画了二十四种脉象，而且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弦脉、紧脉等相似脉象的区别，并提出要通过以言察象、循象察意的方式来认识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脉经》是关于中医脉学的一种哲学，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体现于脉学的结果。
综上所述，玄学作为魏晋时期主要的思潮，虽然鲜有经世的直接实效，但它的发展使魏晋六朝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其思辨成就泛及医学，其任性自然、尊术重神的养生理念，其突围经典的批判创新精神、其重视临床及外科手术的发展理路，以及“得意忘象”的医学思维方式等，都与玄学的浸润有关，这也铸就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鲜明的医学特征。
一、玄学兴起之扼要
汉末以降，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世事变幻莫测，人生兴废无常，就连曹操也发出“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悲叹。士人因此而疏离国家与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在两汉享有“国宪”地位的经学因注疏繁琐、迷信谶纬而走向衰颓，并为士人所厌。魏帝曹髦巡视太学，以经学史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问题反复诘难经师，令经师瞠目结舌。这些都给后来玄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结果便是玄学成为魏晋时期主要的思想潮流，可谓“玄风独振”。…
玄学以《 老子》《庄子》《周易》诸部典籍为主要思想资源，总谓“三玄”。“三玄”的核心是老庄之学而非《 周易》，因此，用老庄思想解释《周易》，形成了魏晋易学的一大特点。玄学家大都为“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一般认为，魏晋玄学经历了以下不同时期：
一是正始时期玄学伏流于两汉，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何晏“援老入儒”，作《道德论》《无名论》，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一并阐发玄学思想。他们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二是竹林时期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等。他们强调“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阮籍、嵇康的老庄学是玄学从老学发展到庄学的中间环节。其从道家思想出发，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借庄子逍遥遁世的思想，消极反抗司马氏的专制。
三是西晋元康时期 名士郭象在向秀《庄子注》的基础上，提出“独化”本体论，并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四是东晋时期玄学转向探研佛理，由于佛教的大乘讲“空”与老庄玄学讲“无”在学理上相通，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名士谈玄崇佛，佛教各宗也大都以玄学语言解说佛经。后来僧肇在思想上对玄学作了总结，认为玄学的“贵无”和“崇有”都有偏执，真谛应是有和无合而为一，至此导致魏晋玄学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佛学盛行。
总之，魏晋玄学是秦汉以降学术思想变化、思辨水平提高的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两汉哲学思想，下启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
二、玄学思潮对魏晋医学的渗透与影响
1．玄学对养生观的影响
玄学之风的兴起，导致了道家思想的流行，当时的名士纷纷为老庄作注，老庄的清静无为、逍遥遁世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这使不少社会上层人士漠然于政治纷争，专致于养生保健，追求逍遥自得。当时的名士嵇康、张湛、陶弘景、颜之推等都有养生著作。如嵇康著 《养生论》、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颜之推著 《颜氏家训•养生篇》等。玄学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目标，用抽象的哲理和感情以达到对无限的体验为养生的理论基础，超越了((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养生理论，使养生学初成体系。魏晋时代的养生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玄学家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这个“无”就是“无为”或“自然”，因此养生首先也要讲究无为和自然。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主张顺其自然而养生的理论：“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陶弘景则指出具体的四时养生法：四时居住方面，主张“春夏乐山高处，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寿考无穷”(《教诫篇》)。这是指春夏宜居高处以顺阳气之生发，秋冬宜居地卑以助阴气之潜藏。四时食养方面，主张“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称能“助五脏，益四气，辟诸病”(《食诫篇》)。他还主张“冬日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杂诫忌禳祈善篇》)，藉以增强人体御寒能力，适应气候的变化。
二是首重养神嵇康在 《养生论》中论述了形神共养，尤重养神的养生之道。“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由此汲取道家思想，提出了养神一系列方式方法：“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清虚静泰，少思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此外，嵇康也深切地体会到音乐对情志的安抚作用，“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由此发出“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养神心得。
三是注重养气对气的认识，玄学家奉之鼻祖的老庄皆有论述。《庄子》提出了“吹啕呼吸，吐故纳新”为“寿考者之所好”的观点。楚国屈原在《 远游》中吟日：“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由此发展了呼吸吐纳的远古气功。 《内经》也有“食五气”之说。到魏晋时期，这种养气以养生的思想更加成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 中提出闭气法。他说：“正偃卧，冥目握固，闭气不息于心中，数至二百，乃口吐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脏安。能闭气数至二百五十息，华盖明，华盖明则耳目聪明，举身无病，邪不忤入也。葛洪则受老子“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的影响，推出了“胎息”法。《抱朴子•内篇校释》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可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魏晋人士大都认为养气可以养生。
四是服食炼丹玄学思潮风靡于世，促进了人们道德观、人生观的转变，从而为服食炼丹之风的盛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作为长寿之道，道家方士和道徒服食炼丹早已有之。服食包括服石，而魏晋时期流行的是服“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因此又称服石。五石散主要是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磺、赤石脂五种矿石研磨而成的散剂。服用此药后，身体烦热难耐，必须以进冷食来散热，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当时士人认为寒食散有补虚、益寿、增强性功能等功效，皇帝拓跋琏、名士何晏、嵇康、裴秀、皇甫谧等都曾参与到服石行列。如皇甫谧记载尚书令何晏服寒食散后“心加开朗，体力转强"，嵇康则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诗句，南朝医家秦承祖则更是夸寒食散是：“群芳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不让。事实上，盲目服石不仅无益健康而且危害颇大，会导致人体痰癖、浮肿、上气、心腹痛、大小便不利、痈疽、发疮、双目失明、终身残疾甚至死于非命。著名医家皇甫谧也曾沉沦于服石，以致身染痼疾，可见盲目服石显然是养生的误区。
炼丹术则是魏晋丹家企求长寿的另一手段。代表人物是道医葛洪。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的就是炼丹。葛洪指出：“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固能令人长生。”认为服食了具有可逆性变化特性的物质后，人体便能同样产生可逆性变化即“返老还童”。虽然炼丹以求长生不切实际，但在炼丹过程中，医家们有意无意地把炼丹活动转向了医药领域，由此创新了中药丹剂的新剂型。而后来在却谷食气、胎息之法上发展出来的内丹术，亦为中医的养生保健提供了新的思路。
2．玄风独振对医学“尊古崇经”的冲击
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时期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之一。所谓名教，亦称“礼教”，即儒家主张的封建等级名位及其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自然则是道家老庄主张的自然无为之“道”。玄学代表人物王弼强调扶植人的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和自然之性，使人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如时人可因“散发”违命，也可饮酒居丧，甚至“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等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背伦理规范而受谴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情势下，医学也疏远了唯经所是，或者说脱却了经学思想的束缚，而是如当时的文风一样，敢于突围经典，超越框架，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葛洪对“贵远贱近”观念的批判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医学科学的发展的过程中，是古非今、贵远贱近的倾向比较明显，影响较为普遍。这种思想对医学发展是弊大而利微的，葛洪敢于批判这种观点，他在《肘后备急方》的序中便强调：“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俞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他坚决按照简、便、验、廉的指导思想来选方，完成了千古名著《肘后备急方》 。
第二，陶弘景首创《本草经集注》 ，按自然来源与属性分类
中药学历来称之为本草，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名为《神农本草经》，其书名本身已寓有崇古遵循神农氏之思想。陶弘景看到了古人上、中、下三品药物的分类方法已不能适应药物认识发展要求，由此，首先独创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的分类方法，开创了中国药物学分类的新趋势。此外，陶弘景严谨治的态度和不迷信经典的思想，也令人叹服。例如关于矾石的评述，他指出：“以疗齿痛，多即坏齿，是伤骨之证。而云坚骨齿，诚为疑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 《神农本草经》中坚骨齿之错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低浓度矾石有消炎止痛的效果，而高浓度矾石则能造成溃疡。
第三，中医外科的发展与突破
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代，玄学的开放意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使得人们敢于突破经学不毁伤形体的全形孝道观，倡以外科手段治疗相应疾病。在此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代临床外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三国名医华佗借酒服麻沸散来进行肠吻合术 (《晋书》)，晋代已有以修补唇裂而闻名遐迩的外科专家(《 晋书•魏咏之传》)，外科医生可开肉锯骨做截肢手术(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在骨科方面，葛洪首创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的方法(引自《世医得效方》)等，史籍记载这个时代的医家多擅长外科手术。第一部系统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亦在此期间问世。
3．玄学“言意”之辩对王叔和《脉经》的影响
《脉经》成书于魏晋玄学风行之时，这一时期言意之辩是玄学思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言即语言、概念；意即思想。早在《周易》中已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玄学家王弼则发挥这一思想，提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这里的象，是指《周易》卦象的象。其在《周易略例．明象)对言象意的关系论之甚详，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王弼并不否认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他进一步阐述：“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认为语辞不能表达事物深处的精微之理，强调只有忘“言”才能得“象”，只有忘“象”才能得“意”；“意”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而且只有离开“言”和“象”才能获得。
王叔和显然是受了魏晋时期言意之辩的影响，而赋予《脉经》活泼的思辨内容。可以说，整个《脉经》的主旨可以说就是言、象、意三位一体，整个脉经的体系就是言、象、意之哲学思想在中医脉学上的具体运用。在《脉经》中，象为脉象，言是描述脉象的文字，意是脉理。
《脉经》序的开篇就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这里的“体”就是象，即脉象，“理”就是意，即脉象所含之意。要辨别许多相类似而又不同的脉象，必须靠“言”来表达。正所谓“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但另一方面，由于脉理精微，脉象多端，语言表达又很难概述得完整彻底，正所谓“脉顺逆之道，不与众谋。他用这个“道”字揭示了认识脉理的玄妙。而要认识“道”，当然只能用悟“道”的方法，这样的悟道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言不尽意与象不尽意的思想。而之所以要四诊合参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言”不能尽意，脉“象”不能尽意，所以要求综合整体来探赜脉意。
可见，王叔和受王弼把象作为联系言和意的中介的影响，他在《脉经》中也把脉象看作是脉诀(言)与脉理(意)之间的“枢纽”，据此把脉象置于首重，不仅刻画了二十四种脉象，而且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弦脉、紧脉等相似脉象的区别，并提出要通过以言察象、循象察意的方式来认识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脉经》是关于中医脉学的一种哲学，是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体现于脉学的结果。
综上所述，玄学作为魏晋时期主要的思潮，虽然鲜有经世的直接实效，但它的发展使魏晋六朝成为“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其思辨成就泛及医学，其任性自然、尊术重神的养生理念，其突围经典的批判创新精神、其重视临床及外科手术的发展理路，以及“得意忘象”的医学思维方式等，都与玄学的浸润有关，这也铸就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鲜明的医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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