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中医学术渊源探析
核心提示： 两千多年前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自古承传的中医学术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且都在近年来重新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均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其发展之初是否有过互通和
两千多年前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自古承传的中医学术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且都在近年来重新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均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其发展之初是否有过互通和交融，孔夫子本人是否学习过中医，对于中医药是否有一定见解和造诣，也成为了近年来一些学者讨论的焦点。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两点：一是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由孔夫子所创立的先秦儒家是否完全等同于现今意义的“儒家学说”；二是东周时期的“中医学术”与现今的“中医学科”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先秦“中医学术”又是以什么形式为主体而存在?这两个前提条件如不明确，对前问做出的猜想和回答都难免失真。
一、“儒”之兴
儒家的产生发展由孔子而始，是为先秦儒家，时至汉代，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动，提出“三纲五常”以适应统治阶级需要；渐至程朱、陆王则在三教文化相互冲突借鉴的影响下形成宋明理学。“五四”以后儒家文化更有所扬弃，渐渐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儒家学说”。
先秦儒家的思想与现今的“儒家学说”是有所不同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有属性。孔子出身士大夫阶层，因三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七岁时，季氏宴请士大夫，孔子前往，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不难看出身份与际遇的反差，使孔子对代表士大夫文化的“礼”充满了向往，《史记•孔子世家》称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时人谓之“年少好礼”。孔子的家乡鲁国为周公封地，承袭周礼，“礼”作为封建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正代表了周文化的精髓。孔子对周礼的遵奉也正是希望能藉此恢复礼乐，使天下由乱而治，老安少怀。孔子很赞成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天”较之于“人”则难知，处理好人事才是协调天地人关系的根本方法。这一点正是由于孔子目睹百姓因苛政战乱流离失所，故而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以人为本的大愿。于是乎在孔子生病，子路请求夫子向天地“祷”以感诚的时候，夫子从容答道：“丘之祷久矣!”孔子的追求正是行止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虽云未“祷”，犹“祷”也。
先秦儒学创立之初，正是希望立足人事规矩以期合于天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其编订四书、五经，传习六艺，亦皆是本于人而治学。然而有为之“礼”本是无为之“道”所衍生，从“礼”入“道”，是一种被动的逆向学习。因此当孔子见到老子的时候，被其内在的道德宗风所触动，不由得有“老子其犹龙乎”之叹。周文化逐步土崩瓦解正是历史的洪流不可逆转，《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载孔子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也恰恰证实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现状。
二、先秦中医之变
无独有偶，中医学在此时的发展也正经历着一个“礼崩乐坏”的过程。((说文》日：“古者巫彭初作医。” 东周以前巫医不分，二者本是一体，并作为当时医学层面的意识主流。“巫”本意为沟通天人，由巫为医则体现了上古之人尊奉自然、取法天地消长盈虚规律的思想，并由此奠定了后世中医学术的基础和内涵，诸如“子午流注”“五运六气”等学术体系均肇基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礼乐征伐白天子出”渐渐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因此推翻原有秩序以适应社会发展，成为了这一时代的普遍现象和呼声。“黄帝学派”的代表作《素问•移精变气论第十三》中说“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明确提出望诊和脉诊是医学诊断的根本方法，并解释道“色以应日，脉以应月” 。然而战国秦越人则打破传统规矩，提出望、闻、问、切的方法论，并依次论之为“神、圣、工、巧”。秦越人在当时被称为“扁鹊”，有学者研究“扁鹊”本是上古一位半人半鸟的神物，因其鸟足歧趾故又称“岐伯”。
区别于原有巫医体系的“黄帝学派”，以秦越人为代表的新兴医学则被称之为“扁鹊学派”。史学界一直认为“扁鹊”之死缘于秦太医令李醯的妒恨，但试分析一下，仅仅因此而杀害一位拥有众多支持者乃至门生的名医，是很不合情理的。如果我们假设两位分别代表了新兴地主集团和倾向于周王室的旧贵族集团，而他们仅仅是两个集团冲突的牺牲品，倒是可以说得过去。“扁鹊”所列举的“六不治”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之说，这本身是人类医学在现世意义上的一大进步，但也是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扁鹊学派”与代表旧贵族阶级利益的“黄帝学派”之间争斗的写照。
三、“康子馈药”涵义管见
在这个新旧医学思想变革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领袖，是否对医药有所建树，其意识形态在此剧变中更倾向于“黄帝学派”的巫医体系，还是倾向于“扁鹊学派”的新兴学说。虽然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尚未能找到答案，但对于孔子与中医的相关典故却常常为历代读书人津津乐道。
孔子与中医之间最有影响力且颇富争议的事件，莫过于《论语•乡党》之中的这段文字：“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日：‘丘未达，不敢尝’。” 这一段的字面意思，多数学者解释为：季康子赠送药物给孔子，孔子施礼之后接受馈赠，并说：“我并未熟悉药性，所以不敢轻易服用。”
细玩之，不难发现这种解释显得有违常理。如同不能以自己不了解烹饪为理由而拒绝饮食一样，如果仅仅因不了解药性就拒绝服药，那就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乎这句话在逻辑上的矛盾，竟成为了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籍以攻击中医的把柄。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句话本不符合常理，自然只有另一种可能——即孔子本人不相信中医。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说法则是猜测孔子本人精通医学，并对药性有很深的造诣。然而此种说法未免有些唐突牵强。事实上在没有直接证据来证实这个问题之前，以上两种猜测都是需要商榷的。
关于孔子拒绝季康子馈赠药物的真实原因，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孔子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三年，曾担任鲁国大司寇，在任期间使鲁国的内政外交达到了空前的振兴，国人咸诵之。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邻邦齐国的震恐，遂以美女车马馈赠鲁国君臣，使之耽于声色而怠朝政。终于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彻底失望，才有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尽管后来鲁国季桓子临终幡然醒悟，嘱咐其子康迎孔子以相鲁，但还是没能从根本改变鲁国统治阶级对孔子的态度，以至于孔子自归鲁之后未能恢复官职，推行政治主张。
因此，季康子在此时向孔子馈药，子“拜而受之”是循乎于礼。然而作为鲁国正卿的季康子与孔子在阶级身份上显然是不对等的，因此夫子的话中未免有责难之意一“鄙人”孔丘仅一介布衣，怎配服君堂堂上卿所赠之药。而“达”字用得更是恰到好处，《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有“八统”，即对人才任用的八种策略，其中就有“七日达吏" 。“未达”有未能获得上大夫身份的意思。所以说夫子这句话既非表示其否定医药，更不能证明他在医学上有所建树，而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表达了特定的意义。
四、文献中的孔子与中医
孔子是否承认医药的作用，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孔子日：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 孔夫子用这句话来垂教世人，说明在当时社会接受中医疗效并非某个人的观点，而是全社会的一种普遍常识。那么孔子当时正处于新旧医学变革时期，夫子本人更倾向于哪一方呢?孔子曾说：“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一方面是告诫弟子“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以孔子一生的严谨态度，其引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客观肯定了“巫医”在当时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虽然没有资料能直接证明孔子倾向于新兴的“扁鹊学派”，但仅就前段引述，亦足证明孔子对上古正统的巫医学派并无反感，其根源在于夫子对“监乎二代”的周文化深深的向往。“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大传”，作为对易学承前启后的圣人，看到同样合于易道的巫医文化，虽未有话语见诸笔墨，其感慨之情应不亚于见到崩坏殆尽之礼乐吧。
孔夫子是深通六艺、学贯古今的圣人，对医道是否有所涉猎和研究，相关记载散见于后世一些文献中。如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有：“三世者，一日黄帝针灸；二日神农本草；三日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 古人将脉诀冠以“夫子”，恐非空穴来风。江艮庭则更在《论语佚质》中直言：“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将《 论语•雍也》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解释为是在给伯牛切脉，遂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之叹。至于为何非要隔窗执手，后世注家更是众说纷纭，对此本人更倾向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解释，即伯牛以君南面之礼遵孔子，夫子自然不敢承当，故有隔窗执手之举。孔子精通医道的说法，虽没有儒门学者的直接定论，却能够在经籍中找到出处，足见孔子与医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孔夫子与中医的更深一层渊源在于，先秦儒家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各行各业，医学同样不例外。先秦儒家以人为本而合于天地规矩的思想，也渐渐成为了日后部分医学学派的内涵精神。及至后世医家书成之时，儒学与医道又经历了多次交融，又岂能忘记早在先秦时代，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及其儒学就与中医学术一起，经历了时代的荡涤，共同为了华夏子孙的明天而变革。
一、“儒”之兴
儒家的产生发展由孔子而始，是为先秦儒家，时至汉代，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动，提出“三纲五常”以适应统治阶级需要；渐至程朱、陆王则在三教文化相互冲突借鉴的影响下形成宋明理学。“五四”以后儒家文化更有所扬弃，渐渐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求的“儒家学说”。
先秦儒家的思想与现今的“儒家学说”是有所不同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有属性。孔子出身士大夫阶层，因三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七岁时，季氏宴请士大夫，孔子前往，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不难看出身份与际遇的反差，使孔子对代表士大夫文化的“礼”充满了向往，《史记•孔子世家》称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时人谓之“年少好礼”。孔子的家乡鲁国为周公封地，承袭周礼，“礼”作为封建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正代表了周文化的精髓。孔子对周礼的遵奉也正是希望能藉此恢复礼乐，使天下由乱而治，老安少怀。孔子很赞成郑国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天”较之于“人”则难知，处理好人事才是协调天地人关系的根本方法。这一点正是由于孔子目睹百姓因苛政战乱流离失所，故而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以人为本的大愿。于是乎在孔子生病，子路请求夫子向天地“祷”以感诚的时候，夫子从容答道：“丘之祷久矣!”孔子的追求正是行止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虽云未“祷”，犹“祷”也。
先秦儒学创立之初，正是希望立足人事规矩以期合于天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其编订四书、五经，传习六艺，亦皆是本于人而治学。然而有为之“礼”本是无为之“道”所衍生，从“礼”入“道”，是一种被动的逆向学习。因此当孔子见到老子的时候，被其内在的道德宗风所触动，不由得有“老子其犹龙乎”之叹。周文化逐步土崩瓦解正是历史的洪流不可逆转，《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载孔子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也恰恰证实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现状。
二、先秦中医之变
无独有偶，中医学在此时的发展也正经历着一个“礼崩乐坏”的过程。((说文》日：“古者巫彭初作医。” 东周以前巫医不分，二者本是一体，并作为当时医学层面的意识主流。“巫”本意为沟通天人，由巫为医则体现了上古之人尊奉自然、取法天地消长盈虚规律的思想，并由此奠定了后世中医学术的基础和内涵，诸如“子午流注”“五运六气”等学术体系均肇基于此。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礼乐征伐白天子出”渐渐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因此推翻原有秩序以适应社会发展，成为了这一时代的普遍现象和呼声。“黄帝学派”的代表作《素问•移精变气论第十三》中说“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明确提出望诊和脉诊是医学诊断的根本方法，并解释道“色以应日，脉以应月” 。然而战国秦越人则打破传统规矩，提出望、闻、问、切的方法论，并依次论之为“神、圣、工、巧”。秦越人在当时被称为“扁鹊”，有学者研究“扁鹊”本是上古一位半人半鸟的神物，因其鸟足歧趾故又称“岐伯”。
区别于原有巫医体系的“黄帝学派”，以秦越人为代表的新兴医学则被称之为“扁鹊学派”。史学界一直认为“扁鹊”之死缘于秦太医令李醯的妒恨，但试分析一下，仅仅因此而杀害一位拥有众多支持者乃至门生的名医，是很不合情理的。如果我们假设两位分别代表了新兴地主集团和倾向于周王室的旧贵族集团，而他们仅仅是两个集团冲突的牺牲品，倒是可以说得过去。“扁鹊”所列举的“六不治”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之说，这本身是人类医学在现世意义上的一大进步，但也是当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扁鹊学派”与代表旧贵族阶级利益的“黄帝学派”之间争斗的写照。
三、“康子馈药”涵义管见
在这个新旧医学思想变革时期，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领袖，是否对医药有所建树，其意识形态在此剧变中更倾向于“黄帝学派”的巫医体系，还是倾向于“扁鹊学派”的新兴学说。虽然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尚未能找到答案，但对于孔子与中医的相关典故却常常为历代读书人津津乐道。
孔子与中医之间最有影响力且颇富争议的事件，莫过于《论语•乡党》之中的这段文字：“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日：‘丘未达，不敢尝’。” 这一段的字面意思，多数学者解释为：季康子赠送药物给孔子，孔子施礼之后接受馈赠，并说：“我并未熟悉药性，所以不敢轻易服用。”
细玩之，不难发现这种解释显得有违常理。如同不能以自己不了解烹饪为理由而拒绝饮食一样，如果仅仅因不了解药性就拒绝服药，那就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乎这句话在逻辑上的矛盾，竟成为了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籍以攻击中医的把柄。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句话本不符合常理，自然只有另一种可能——即孔子本人不相信中医。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说法则是猜测孔子本人精通医学，并对药性有很深的造诣。然而此种说法未免有些唐突牵强。事实上在没有直接证据来证实这个问题之前，以上两种猜测都是需要商榷的。
关于孔子拒绝季康子馈赠药物的真实原因，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孔子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三年，曾担任鲁国大司寇，在任期间使鲁国的内政外交达到了空前的振兴，国人咸诵之。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邻邦齐国的震恐，遂以美女车马馈赠鲁国君臣，使之耽于声色而怠朝政。终于孔子对鲁国的政治彻底失望，才有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尽管后来鲁国季桓子临终幡然醒悟，嘱咐其子康迎孔子以相鲁，但还是没能从根本改变鲁国统治阶级对孔子的态度，以至于孔子自归鲁之后未能恢复官职，推行政治主张。
因此，季康子在此时向孔子馈药，子“拜而受之”是循乎于礼。然而作为鲁国正卿的季康子与孔子在阶级身份上显然是不对等的，因此夫子的话中未免有责难之意一“鄙人”孔丘仅一介布衣，怎配服君堂堂上卿所赠之药。而“达”字用得更是恰到好处，《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有“八统”，即对人才任用的八种策略，其中就有“七日达吏" 。“未达”有未能获得上大夫身份的意思。所以说夫子这句话既非表示其否定医药，更不能证明他在医学上有所建树，而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表达了特定的意义。
四、文献中的孔子与中医
孔子是否承认医药的作用，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孔子日：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 孔夫子用这句话来垂教世人，说明在当时社会接受中医疗效并非某个人的观点，而是全社会的一种普遍常识。那么孔子当时正处于新旧医学变革时期，夫子本人更倾向于哪一方呢?孔子曾说：“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一方面是告诫弟子“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以孔子一生的严谨态度，其引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客观肯定了“巫医”在当时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虽然没有资料能直接证明孔子倾向于新兴的“扁鹊学派”，但仅就前段引述，亦足证明孔子对上古正统的巫医学派并无反感，其根源在于夫子对“监乎二代”的周文化深深的向往。“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大传”，作为对易学承前启后的圣人，看到同样合于易道的巫医文化，虽未有话语见诸笔墨，其感慨之情应不亚于见到崩坏殆尽之礼乐吧。
孔夫子是深通六艺、学贯古今的圣人，对医道是否有所涉猎和研究，相关记载散见于后世一些文献中。如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有：“三世者，一日黄帝针灸；二日神农本草；三日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 古人将脉诀冠以“夫子”，恐非空穴来风。江艮庭则更在《论语佚质》中直言：“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将《 论语•雍也》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解释为是在给伯牛切脉，遂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之叹。至于为何非要隔窗执手，后世注家更是众说纷纭，对此本人更倾向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解释，即伯牛以君南面之礼遵孔子，夫子自然不敢承当，故有隔窗执手之举。孔子精通医道的说法，虽没有儒门学者的直接定论，却能够在经籍中找到出处，足见孔子与医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孔夫子与中医的更深一层渊源在于，先秦儒家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各行各业，医学同样不例外。先秦儒家以人为本而合于天地规矩的思想，也渐渐成为了日后部分医学学派的内涵精神。及至后世医家书成之时，儒学与医道又经历了多次交融，又岂能忘记早在先秦时代，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及其儒学就与中医学术一起，经历了时代的荡涤，共同为了华夏子孙的明天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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