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医学研究的战略思考
华佗是祖国医学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华佗医学更是安徽“南新安、北华佗”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两大支点之一。安徽属于我国区划版图的中部地区，襟带长江，形如心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于淮河流域的老庄道家学派，与儒家学说一起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宋代以降在程朱理学故里的新安江流域诞生和形成的徽州文化，与藏学、敦煌学并称为当代中国的三大地方显学。更多熠熠生辉的例证已经显得太琐碎了，这两点足以证明，安徽这颗不同寻常的心脏，从古至今始终搏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血脉。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与之相对应的也有诞生于淮河流域重镇亳州的华佗医学和发源于黄山脚下古徽州的新安医学，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和巧合吗?
东汉末年的华佗(约145—208年)，兼通数经，精通各科，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在内外妇儿各科诊治中曾创造了许多医学奇迹。他“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发明酒服麻沸散、行剖腹术比欧美各国要早1600多年，是世界上真正实施全身麻醉剖腹手术的第一人，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金针度人手法娴熟，宜针宜灸一二处即应手而效，针药并用更是出神人化其“华佗夹脊穴”是有效的至今仍被推崇和使用的经穴。他“通晓养性之术”，“又精方药”，传授给弟子的漆叶青黏散是延年益寿方剂的早期记载。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创编了“五禽戏”以保健养生，是我国古代医疗体操的创始人之一。先秦两汉堪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战国时期起死回生的扁鹊了。与他们精湛医术相对应的是，在两位神医期间诞生的《黄帝内经》，一部哲理性极强的医学经典，虽内容极其丰富，但全书中并没有谈及多少具体治病的方法，真正涉及内服治病的方药更是寥寥无几。而与华佗同时代的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并创制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所谓“学验俱富”。我们认为，中医药学术体系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医术、医理、医道三个不同的层次。如果说《黄帝内经》重在“医道”层面、张仲景学说重在“医理”层面的话，那么扁鹊、华佗的神奇医术就主要体现在“医术”层面了。“方技者，生生之具、活人之术也”，医术是中医药最基础和最直接的内容，是医理、医道的具体体现和证明，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医术来体现出来的。医道、医理必须要有具体的医术内容来支撑，假设没有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历代医家的医疗实践技术作根基，不接地气的中医理论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华佗神奇的医疗实践活动，包括积极的健身学说、精辟的诊断方法、独特的针药疗法和精湛的手术技艺，客观上为《黄帝内经》哲理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二者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在《黄帝内经》中，养生内容占有很大的篇章，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显然，其天人相应的哲学理念和恬淡虚无的养生思想，都源自于老庄之学，与道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后世也往往“黄老”并称。一方面，二者都是先秦时代文化和思想的精华，可以开启我们人类的智慧之门；另一方面，同《黄帝内经》的医道有后世医术的不断充实丰满一样，老庄之道同样有后来道教的具体化实践活动来支撑。虽然具体化实践中难免走样，一些学者强调要把道家与道教区别开来，尊学而不尊教，但汉代以后的各种道教实践活动，总体上仍然是道家学说的具体尝试。西汉初期推行道家“黄老”政治，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确立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但汉儒含道，两汉隋唐时期是一个儒道双修的时代，道家、佛家与儒学分庭抗礼，在医药领域仍是以道家学说占居了主导地位，老庄之学珍视自然、珍重生命思想得以倡扬；尤其自秦皇汉武以至于曹操、唐太宗，历代帝皇都不断求仙问药、追求长寿，方士投其所好敬献不死仙药，社会名流相聚喜好谈论和传播神仙方术，医药学家也乐于收集整理养生延年的神仙方药。从神仙学说的兴起到服食养生的风气，汉唐医药本质上是一个明儒暗道的局面。就华佗医术而言，其本身并无所谓儒道之分，然《三国志》作者西晋陈寿(233—297年)，云其“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后汉书》作者南朝范晔(398—445年)，又补添一言“时人以为仙”，其针石、药物、手术等多种神奇疗法，其五禽戏、青黏散等养生方术，其“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户枢不朽”的重要养生论述，也都是在汉代明儒暗道的医学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客观上偏属于道，主要还是道家学说指导下从事医学实践活动的具体结果，所谓“医道通仙道”。老庄故里涡水与华佗故里毫州同属淮河流域，相距咫只，生于斯、长于斯的华佗，不可能不受到老庄之学的影响，其摄生养生、追求长生的倾向，明显地呈现出道家学说的本色。宋人所著《中藏经》可能存有华佗著述内容，其《论人法于天地》篇日：“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人之动止，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验于天，知天者亦有验于人，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逆从，则知人衰盛。”其《生成论》篇又日：“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从之则吉，逆之则凶。行之要，无始无终，神仙不死矣。”这些观点与老庄学说、《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哲学理念完全相符，似可作为佐证。当然，华佗博学、求实、创新，其漆叶青黏散和五禽戏等养生方术，与炼丹服食成仙的玄虚有所不同，与方士所倡导的得道升天、成仙成神更不相同，这是华佗不同于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
宋代科技高度发达，神仙神秘时代开始终结，医药学也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北宋以儒为统、融合道释，开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朱熹“集诸儒之大成”，由此程朱理学兴起。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金元以降历代医家开始对中医学体系进行了实用理性的创新和重构。如哲学家张载发挥“元气”学说，强调气之“浮沉升降与动静相感”，中医“气”之学说也随之成长，张元素论药物气味有“升降浮沉之性”并提出“脏腑病机学说”，李东垣提出脾胃之气为一身之“元气”的论点，刘河间发挥《内经》“病机十九条”而提出“六气化火病机学说”，朱丹溪则提出“相火论”；再如哲学家邵雍等阐发先天、后天之说，元明医家受其启发，提出“肾为先天根本”和“脾为后天根本”的学说；又如理学家陈抟创“无极图”、周敦颐立“太极图说”，明代孙一奎等一批医家由此创立了“命门动气说”和“太极命门”理论，张景岳还建立了“医易学”。尤其到了明清时期，程朱阙里新安医学更是异军崛起，形成了独特的高素质、高修养的新安“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临床、重积累、重创新，编纂、整理和保留了大量医学文献，对中医学的发展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医学体系正是在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那么老庄之道就是土壤，孔孟儒学就是阳光，而程朱理学则是一缕清新的空气，催生出了金元四大医家学说、明清温病学派等等奇葩，包括今日地域性的新安医学。由此再来反观华佗医学，由于尚未经过宋代革故鼎新的儒学强化，并没有程朱理学的理性思考成分，其神奇技术的成分和色彩浓重些，比较而言更多地保留了道家文化的传统烙印。
新安医学和华佗医学，一南一北，一儒一道，儒道互补，和谐地统一在安徽这片心脏形的地域之中，构筑起了当今安徽中医学术的基本框架。那么，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和对话的桥梁，开展“南新安、北华佗”比较学研究，通过学术上的交流与碰撞，以进发出思维的火花并产生创新性的成果，从而为当代中医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就是历史赋予我们安徽中医人的使命和责任。
通过理性的整理、归纳、提炼和选择，宋代以来中医学逐渐建立了脏象经络的生理学模式，阴阳失调、邪正盛衰的病理学模式，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诊断学模式，调和阴阳的治疗学模式，君臣佐使的方药配伍模式，构建起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毋庸置疑，程朱理学对于批判神仙怪诞的迷信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理性的程式规范对中医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起到了推动作用，正面影响是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程朱理学在扬弃的过程中本身难免会丢失很多好的东西。中医理论模式的理性化、固定化、程式化，使得自华佗以来包括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在内的不少医家，他们对疾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术措施，往往都很难以纳入到辨证论治的体系之中，甚至包括宋代官订推行的效验成方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内。在实际的临床实践中，往往繁文缛节的、程式化地辨证治疗，反倒不如像华佗医术、《和剂局方》那样来的直截了当效验。而且程式化也难免僵化，程式化的规矩一旦走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就会遏制学术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阻碍医学的进步和发展。譬如像扁鹊、华佗那个时代针药并用，到针灸专科化规范化后，临床实际中针药并用、针灸治病的概率就大大减少了；又如像华佗那样丸散汤液并重的中药应用方式，到逐渐为饮片．汤剂代替，成为rfl医主要的用药形式，那些原始的多种多样的治疗手段和方法，其中科技文化的内涵、活力和生机的内容，就很有可能被淹没在了浓重的思辨色彩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绞取汁治疟”的记载，自宋代以后饮片．汤剂逐渐成为主要应用形式后，传统汤方煎煮因高温和酶破坏了青蒿中的抗疟成分而失效乏效，从而在很长历史时期“青蒿治疟”就现实地失传了。华佗一生游历各方，研求技艺，从民间搜集学习各种单方验方、治术手法，其治病手法恒多，针石、药物、手术、急救、自养、锻炼等，或单行或综合，病情到哪一步就随时采用哪一种方法，方简力宏，术精效捷，其疗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元明之际医家吕复《诸医论》说：“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刃而肯綮无凝，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其精湛的医技实乃熟中生巧、巧中益精、胸中有数是也。深入研究和挖掘华佗医学，复活淹没于历史之中的神奇的华佗医术，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华佗医学到底有哪些内容呢?《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记载当然是主要内容，其中《三国志》中16则病案最为可靠，从中提炼出来的华佗医学的本质特征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最具有指导意义。这里需要着重强调，华佗五禽戏流传千载而不衰，民众自发地习练健身，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我国人民的保健强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矣。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2011年已被人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诸如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对“时间观念”的重视，电脑普及所带来的视力疲劳、颈椎病等新变化，等等。我们应该顺利时代要求和变化，发扬华佗求实创新精神，重点开展五禽戏术式的创新研究，要针对脑力办公、体力劳作等等不同人群的需要，因势利导地推出标准式、简式、繁式等等多种术势的版本，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健身需求，充分发挥出华佗医术的医疗保健作用和社会文化功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统的养生保健项目完全可能纳入到全民的社会福利待遇中去，相信到那时华佗的养生之术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三国志》还记载华佗有“活人”之书未传，现今流传的华佗遗书医方不少，其中《中藏经》和《华佗先生玄门脉诀内照图》被认为可能性最大，因为最早提出两书是华佗遗书的，是南朝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注引的《华佗别传》，有一定的可靠性。
但现存的《中藏经》经考证乃宋人所作，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华佗内照图》经考证约撰成于晋及南北朝时期(约5—6世纪前后)，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但是否系华佗及其弟子与传人所撰并无确凿的资料作证。还有《华佗授广陵吴普太上老君养生诀》和署名孙思邈编集的《华佗神医秘传》，也有待考证。虽然这些著作学术界目前倾向于认可，但却没有确凿证据，仍处于是与疑似之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毋庸讳言，有确切文献史料记载的华佗医学内容少之又少，难倒华佗医术果真都湮没于历史的时空中了吗?
对于华佗医学来说，我们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神”，如果用二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神医”或“神术”，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还是“神医神术”。华佗是医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绝技秘方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很多的神奇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到明代《三国演义》还演义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后人每每以“华佗再世”来赞誉医家医术之高明，“华佗”已成了医术高超的代名词和中医药学成就卓越的象征。可见“神”(医术神奇高超)是华佗医学的本质特征，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一个共识，没有什么异议，从《三国志》16则病案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还有《华佗别传》补加的5则病案以及其他文献中的5则病案也可作为旁证。人们对神医华佗的景仰和崇拜，寄托着人们期望战胜病魔、健康长寿的希望和梦想，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对生命神圣性的敬
重。因此，神医华佗在我国人民心目中具有象征意义，在中医学术上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把历史上那些托名华佗的出奇制胜的秘方秘诀和绝技绝招，都纳入到华佗医学研究的范围内，又有何妨呢?
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产生过许许多多的神话传说，其中一些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全民族性的共同记忆。譬如“盘古开天辟地”，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与现代的宇宙大爆炸学说和膨胀理论相对照，二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又譬如“嫦娥奔月”、“龙宫探宝”，今天的科技早已把这一梦想变为了现实；再拿“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来说不也正是建立在华佗发明和实施麻醉手术的事实基础之上吗?如果我们把确凿可证的事实称之为“第一客观”的话，那么就不妨把人类创造的、具有某一民族的全体公认共识的，本质上同样具有客观存在性的神话传说称之“第二客观”，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第二客观”同样具有雷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比较赞同孙光荣教授的观点：“鉴古观今，医籍传世与否，自当首重学术价值。若学伪术伪，则虽非伪托亦终不传，若学真术真，则虽伪托亦不可不传。”显然，“华佗遗书遗方”最大的问题是鱼龙混杂，水分太重，名实不符。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甄别出其中疗效的优劣和学术的真伪，这也是摆在我们安徽中医人面前的又一重大研究课题。这种求真求效的甄别功夫，首先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并拟定出真学效术的具体客观指标，还需要文献、临床和实验研究的通力合作，更需要在临床上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和验证，既考验耐心耐力更考验智慧。
华佗有多位有作为的学生，都传承了他的医学遗产，如樊阿继承了针灸之术；李当之整理《本草经》、著《李当之药方》；吴普编集《华佗药方》、著《吴普本草》，他习练“五禽之戏”不辍，“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不仅如此，晋代王叔和、葛洪，南梁陶弘景，唐代孙思邈以至明代李时珍等等，都十分推崇华佗，都收集和记载有华佗医论医方的内容，学术上都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譬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屠苏酒，据其记载“此华佗法”，而其后唐代孙思邈为防疫病流行曾张榜公布屠苏酒秘方。其实在汉代，华佗的医术明显有别于医经派和张仲景的经方派，形成了明显的方术学派，从中医学术流派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把他的学生、传人以及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家中那些方简力宏、疗效神奇的医术内容，纳入到华佗医学的研究范围中，探讨他们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探讨华佗方术学派的学术特征和各种具体指征，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对各种华佗遗书遗方的研究起到帮助作用，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无论是对华佗遗书遗方的甄别研究还是对华佗学术流派的研究，面对海量的华佗医学相关文献，传统的校勘、注释、训诂等方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要充分借助和利用现代的科技成果，譬如现代已经比较成熟的数据挖掘技术。作为处理海量数据并获取知识的有力工具，其提高工作效率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当然，数据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我们要注意克服文献研究中常常存在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熟谙和领会涉及华佗医学的经典著作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化处理研究，建立包括“华佗遗书遗方”和“华佗学术流派”两条主线内容的华佗医学研究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当然数据挖掘目的还是要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或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以期破解其中的密码，有效发现隐藏在大量数据背后的或者现实中已失传的知识，发现人们事先未知、不能靠直觉发现的规律和模式，最终挖掘出华佗高超医术的精髓，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都比较大。
华佗生活的时代，三国鼎立，战争连绵，水旱成灾，疫病流行，曹操的诗《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华佗一生以医术行世，“举辟不就”，行医各地，深入民间，勤奋敬业，救治无数。因未服从曹操的征召而被杀害，临死还拿出一卷“活人”之书赠予狱吏。他以一个医生的良知救死扶伤，为民解除疾苦，显然不同于宋代“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医风范，但同样体现了“医乃仁术”的人文精神。他不畏强权，也不强求于人。以医术兼济天下，以不仕独善其身，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高孤傲的本性，这是他的道学术养所决定的，无可厚非。华佗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济世救厄所体现出来的仁慈朴实的品质，他致力于解除黎民百姓之疾苦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已永远地铭刻在了人民的心中。现代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之谓也。民间对华佗崇拜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神奇传说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经过千百年来历史的积淀，华佗逐渐被塑造成一个可亲可敬、医术神奇的神像，成为中华医药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之一。历史上这种民间神化过程，包括托名“华佗遗书”、“华佗遗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在积极复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而中医药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从民俗文化形成的角度，通过搜集整理华佗的史实文献、神话传说等资料，深入研究和分析“华佗遗书遗方”、华佗神医形象和文化象征意义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弘扬中医药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文化需求，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信随着华佗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一定会为我们的思维插上一双灵动的翅膀，为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华佗医术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敬仰，也为西方世界所公认，由于他发明麻醉手术而被中西医公认为“外科鼻祖”，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拉瓦尔就称誉他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与西方的医学之父并称。目前华佗五禽戏已经开始远涉重洋，到日、韩、德、法、荷兰、瑞士等世界各地传播，很受外国友人的欢迎，而全国五禽戏的锻炼群众已有数十万众之多。中医药如何走向国际，如何融人到世界医学体系之中，也是摆在中医人面前的一大课题。目前由于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技还不相兼容，其科技文化内涵还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中医药学国际化进程还存在很大困难和阻力。
而华佗医术由于疗效确切可靠，且没有太多的理论壁垒，也就更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通过华佗医术这座桥梁，主动与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卫生机构和有识之士联系，建立起有效的国际交流对话的途径、渠道和平台，并逐渐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相信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 。
华佗的故里亳州，从明清时期开始就已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药都之一，毫无疑问，华佗医学对毫州中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从1985年仅千人、签约仅一个亿的毫州中药交易会，到2006年国务院核准举办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药交会和药博会两齐集一，如今一年一度的毫州药博会客流量达到十多万人次，签约达几十亿上百亿，盛况空前。如果把华佗学术研究纳入药博会内容之中，产业、学术和科研三结合，必将推动中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华佗故里，药材之乡”，新安医学发源地，安徽的中医药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或许正是感受到了这片心脏形土地的灵气吧，历史才毫不吝惜给予了丰厚的馈赠。面对这份丰厚的中医药科技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努力继承华佗博学、求实、创新的精神，创新和发展“南新安，北华佗”两大中医学术流派，为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为安徽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开创一番无愧于祖先、无愧于时代的崭新局面。
收稿日期：2012一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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