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求“本"不离“两审"

　　我们常会听到“某某药治标不治本”的说法。也就是俗语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有时治标是诊疗之必须，但治病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治“本”。所谓本者，病之根本——病机也。“本病除祛，痼疾立愈”，道理虽然好懂，但一般医家却难做到。何也?盖术业不精，医理谙浅之故也。

    　《医宗必读》云：“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止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精遗勿止涩。明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明代医家周之干亦说：“见病医病。医家大忌。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纵览名家疑难病案，细思他们治病求本之道，大致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审证求因和审准病机。请看示例：

   　 审证求因

   　 明太祖时，戴思恭被征为御医。他是朱丹溪弟子，深得真传，善治疑难杂症。时。太子朱棣患腹部瘢瘕，其他太医遍医无效。诏民间郎中医之，投以药石也犹泥牛入海。太祖遣戴治之。戴思恭诊后，思他医方剂甚感不解：他医用药颇为对症，为何屡治不效呢?于是详问太子：“嗜食何物?”答日“水芹”。戴如醍醐灌顶，日：“得之矣!”当即投药一剂，是夜大泄，皆是细小水蛭(蚂蟥)，病立瘥。原来水芹生于水边，内多蛭，食之不洁净，幼虫吞之于腹，由此而生瘢瘕。戴以驱虫泄下之药驱下蚂蟥．故而取效。他医虽投以峻下之剂。但立方谨小慎微且因循守旧，有固步自封之嫌，故久治难愈。戴大夫细寻病因，然后重治其因，取得意外效果。这正是名医的高明之处。故清代名医王燕昌在《王氏医存》中云：“凡病久治不效者，宜问明受病之因，设法重治其因，自愈。勿治见有之症也。”

    　张介宾(号景岳)曾治绍兴武官吴某，因过食蘑菇发病，大吐大泻。他医以黄连、黑豆、桔梗、甘草等药清热解毒，结果其症更甚，胸腹大胀，气喘，水饮不入。延请张介宾诊治。张投以附子、干姜、人参、茯苓等辛热温补之品。有医云：“腹胀口干如此。此方岂非火上浇油?”吴某亦心存疑虑，遂未用此方。不料翌日病情加重，只得再求景岳，他仍坚持用前方。病家无奈，只好服下，谁知只服一剂，吐泄便止。再剂胀消。经细心调养，不日便完全康复。他医十分佩服，问何以有此神功。介宾答日：“蘑菇生于阴湿之地，性属阴寒，用姜附乃意在温阳祛寒。治病求本，其见症不足为凭也。仅此而已。”若服他医清热解毒之方不更，吴某之疾恐怕永无宁日矣。此与上述戴公医案颇为近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审准病机

    　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1843～1908)，光绪年间悬壶台江。有一举子名温冠春，因求功名心切，日夜苦读而成鼻衄，有时出血盈碗，长时方止，多方延医不效。郭诊视后，开一处方：柴胡八两，水煎当茶频饮。有医者惊日：“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岂能用此剧量!”病家自忖别法都已试过，权服一剂再说。岂料，鼻衄竞霍然而止。如期赶考，金榜题名。琼林宴归来，特登郭门致谢。郭日：“举人功名心切。肝郁化火，上扰鼻窍，以致衄血。前医多以泻心汤剂直折火势，与其扬汤止沸，何若釜底抽薪?经云‘木郁达之’，木达则火自平，故重用柴胡而取效。”

    　还有一则医案。近代名医范文甫曾治一少妇，平素喜食瓜果，因患心腹疼痛之症，每次发病，几天不能进食。数年之后。病发则吐出蛔虫，初时尚少，后来则多至一二十条。更医多人，只知驱虫，但虫驱之又生。百药不能根治。范文甫诊后．认为病妇乃伤于生冷，致使脾胃虚寒，阴湿内生。虫无湿不生，唯有温养脾胃，祛其寒湿，杜其虫生之源，方可断根。遂用温脏丸温中健脾，药进而病除。故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指出：“凡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若见有未的，宁为少待，再加详察。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方为高手。”

　　由此可见。名医的过人之处，常常在于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在错纵复杂的症状中，找出疾病的关键，即所谓病本，投药自然奏效。这就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敏慧的“悟性”，方能掌握中医治病的真谛，修炼出治病救人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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