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医千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时间：2008-08-19 09:36:14

核心提示：　　你知道吗，长寿诗人陆游是一个备受欢迎的“赤脚医生”，文坛奇才徐渭兼晓医术，并写下了医书《素问注》，而鲁迅不但一生为一家老小求问中医药，而且还亲自收辑验方。然而，由于他们文名太大而掩盖了医名，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妙

　　你知道吗，长寿诗人陆游是一个备受欢迎的“赤脚医生”，文坛奇才徐渭兼晓医术，并写下了医书《素问注》，而鲁迅不但一生为一家老小求问中医药，而且还亲自收辑验方。然而，由于他们文名太大而掩盖了医名，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妙笔生辉之外，还有妙手回春的一面。

　　这就是有着“士比鲫鱼多”美誉的绍兴，灿烂得令人眩目的历史文化遮蔽了其医药方面的辉煌。事实上，在水乡、桥乡、酒乡、名士乡等林林总总的桂冠之外，绍兴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上一个称号--名医之乡。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是古来许多读书人的普遍理想。在绍兴这片浸淫着耕读之家传统的土地上，不但盛产文人墨客、高官师爷，也盛产名医良方，并形成了鲜明的越医文化。资料表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记载的古今107位中西医名家中，绍兴籍医家就有10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民国名医精华项目中所选的13位医家的21种图书中，绍兴医家撰写的医籍就占了7种。可以说，越医文化是古越文化的重要一脉，并在我国灿烂的中医药文化中独树一帜，一脉流芳。

　　越医溯源

　　绍兴古称越，是吴越春秋时代越国的都城，历经两千多年而城址未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深厚、发达的越医文化一路呵护、滋润、福佑。

　　《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水乡，日照水蒸，潮湿温热，疫病丛生。古时的绍兴被称为南蛮之地，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人人向往的宜居之地。

　　哪里有病魔的压迫，哪里就有医药的反抗。越医正是在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屡败屡战，愈挫愈勇，蔚成一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越人求医问药的记载。《吴越春秋》卷十载，越王句践为鼓舞士气，对士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以医药，给与糜粥，与之同食。”可见当时就有越医活跃的身影。

　　迄今尚存的“禹余粮”、“采药径”等，依稀可见当时求医问药的履痕。

　　古越砭石、唐代瓷枕……绍兴博物馆存列的这些出土文物，则明确见证着那个时代的“医疗生产力”。

　　学而优则仕，学而“良”则医。古时，儒医释道本是一家，所以古越历史上的一些名流大腕，往往也是杏林名家：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首创气功养生学；王充撰《养生》十六篇，其“养气”、“爱精”、“避邪”等说，一直影响至今；陆游“少时好方药”，中年研究养生之术，晚年更亲自行医乡里，并作诗曰：“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可见其对自己的医术是颇为自得的。文坛奇才徐渭原是一个老病号，久病成医，对医药也颇有研究，曾留下了医书《素问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曾赴东瀛学医的鲁迅对中医药似乎颇多不恭，曾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对中医做过辛辣嘲讽。其实鲁迅鞭笞的是中医的谬误之处，他一生对中医甚为笃信，无论是呵护家人还是为自己治病，多问中医药，他认为“行之有效，即是科学”，曾与人收辑药方并一一验证，留下了有效方剂五十首。

　　越医真正自立门户、形成品牌源始于南宋。南宋建都临安（现杭州），当时河南汴梁（现开封）陷为金国，一批太医院御医陆续南渡来到临安、绍兴。从此代代相传，原来一些宫庭秘录、验方也就慢慢流传到民间，这从越医名家张景岳、何廉臣、胡宝书等人的许多习用方药中可以看出和南宋宫方的渊源。

　　自此，皇家医药的权威性和绍兴民间草根医药的创新性合二为一，终于汹涌澎湃成为中华医药文化的重要一脉，奔腾不止，生生不息。

　　越医传奇

　　一个流派的形成，一个品牌的崛起，不外乎两大标志：一是出人，二是出书。正是三朝御医戴思恭、一代宗师张景岳、绍派伤寒奠基人俞根初以及《景岳全书》、《通俗伤寒论》为代表的名家和巨著，支撑起了千年越医品牌。

　　三朝御医戴思恭

　　明朝的戴思恭是所有从医者的骄傲，作为三朝御医，他有一项特权：遇到天气不好的日子，可以不用上班。当时管这叫做“风雨免朝”；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叫做“朝见免跪拜”。这是那些老资格的文官武将也不敢想象的特权。医生做到这份上，也真是够牛的了。

　　戴思恭牛在有真本事，有例为证：一次，皇后得异疾，舌出不能收，戴氏应召敷以消风散，立愈。这样的传奇多了，真是不牛也难。

　　戴氏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著有《证治要决》、《推求师意》、《本草摘要》等，被誉为“国朝之圣医”，名震朝野。　　

　　三品正教傅懋光

　　也是明朝，也是一个绍籍御医，名傅懋光。傅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少时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学医之路。当时东北一带流行时疫，傅制方救人，“所活甚众”而“不取其利”，一时医誉大震。返回京师后，又遇时疫，傅再展身手，并一举打进宫庭。

　　正应了“机会属于有准备之人”的名言。明万历四十五年，朝鲜国派遣内医院御医就医药学有关问题就质于明太医院，明朝庭对此甚为关注。经过调查发现，傅氏曾任太医院教习官，又在东北一带治过疫疾，学验俱丰，遂被任命为正教。傅懋光主持讲学期间，和朝鲜医官一问一答，对答如流，并留下了答辩纪要《医学疑问》，为天朝挣足了面子，创造了中医药中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同时，他自己也官升一级。

　　傅氏的鸿运远没有结束。后来因多次为皇上治病有功，接连封官晋级，直至“正三品”。傅氏用自己坚实的足迹，丈量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医官能走多远”的里程。

　　一代宗师张景岳

　　张景岳无论于越医还是于整个中医史，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

　　二十多年前，浙江医界就成立了张景岳研究会。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教授说：“张景岳与其《景岳全书》，论其整体性，全面性，辨证性，至今无人能超越。四百年前的《景岳全书》，现在还是中医药大学的教科书。”

　　张景岳军人出身，足智多谋，用兵不拘一格，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医药观。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研究《内经》，针对传统的中医观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大胆地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等理论，提倡温补之说。这是中医药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张景岳在制方用药方面也颇有特色。他认为“用药如用兵”，创八阵之说，自制新方，屡见奇效。其中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著名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医生喜用。

　　张景岳主张对症下药，灵活用方。一日，有一小孩误将铁钉吞入喉中，剧痛难忍，命在旦夕。他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为末，令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调药末，嘱小儿服之。竖日，小儿解下一物，药护其外，钉在其中，苦痛立失。

　　此虽为牛刀小试，但由此可见张氏圆活施治的缩影。他总结道：硝非磁石不能使药附钉，磁石非硝不能逐钉速出，非油无以润，非蜜未必吞。四药相辅相成，共同为力也。张景岳选方用药之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张景岳是医界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精通《易经》，主张医易同源，先后用30年时间编成《类经》，对《内经》分门别类，详加注释。晚年将其毕生临证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著成《景岳全书》，终成一代宗师。

　　越医流派

　　江河不弃涓流。越医在漫长的求索过程中，形成了几大不同凡响的流派，其中绍派伤寒是越医不朽的代表作。

　　绍派伤寒径以绍兴命名，缘于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独树一帜的创新性，以及前赴后继的可持续性。它以俞根初首创《通俗伤寒论》而得名，以胡宝书等人的灵活推广运用而崛起，以何廉臣等人的发展完善而勃兴。如果说中医药文化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那么绍派伤寒则是其中一座卓然独立的奇峰。

　　俞根初是绍派伤寒的创始人

　　俞根初世居山阴陶里，行医近半个世纪，擅伤寒时症，日诊百数人，大名鼎鼎，妇孺皆知。他凭着勤奋、务实、谦逊的精神治学、实践，持之以恒，撰成《通俗伤寒论》，绍派伤寒因此发端。

　　俞根初勤于读书，博采众长但并不泥古，同时更看重临证实务经验。何秀山评俞根初：“其学术手法，皆从病人实地练习、熟验而得，不拘于方书也，一在于其经验耳。”俞根初自己也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非谓临证多者不必读书也，亦谓临证多者乃为读书耳。”

　　如果说俞根初是绍派伤寒的奠基者，那么稍后的胡宝书则是一个勤奋的实践者、卖力的推广者和机灵的发挥者。

　　胡氏是医学世家，胡宝书7岁起即随家人学医，年未及冠，就已能代祖应诊，可谓神童。他精研经典及诸家之说，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竖读伤寒，横看温病”的理论，辨证重湿，施治主化，用药轻清，制方透灵，治病以朴实、稳健见长，丰富了绍派伤寒的学术思想。

　　作为一个以临床见长的实践家，胡医声名远扬，广受患者追捧，日诊百数人，高时多达三百人。为此，他世居的昌安门外菖蒲溇辄见舟楫塞港，车马堵道，镇上随之而开设的药铺达７家之多，水果摊、杂货摊亦因之云集，小小菖蒲溇俨然成了热闹的集镇。由于就诊者多以船来，船多时无法靠岸，胡宝书发明了就船应诊法：即令众船有序排列，胡下船连续诊治，上岸后一一处方分发与人，分毫不差。俨然一所“水上医院”，蔚为水乡一景。

　　绍派伤寒有明显的地方性，与一般中医流派有所不同，其前后医家无明显的师承关系，这在中医史上是一个特例。当然绍派伤寒并不是异想天开，空穴来风。事实上，绍派伤寒更多的是俞根初、胡宝书们从每日百数个病人的临证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可以说，绍派伤寒是实践的产物，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后人如是评价绍派伤寒——

　　一、绍派伤寒的形成标志着中医学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和治法上的又一创新。它不是对伤寒派、温病派的简单折中，而是以对伤寒经典的深刻理解，对外感病的实质深入钻研，汲取吴中温病学派的学术精髓，结合绍地特殊地理人文特点后提出的，有其独特的理论和独特的辨证用药方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理论，为平息伤寒、温病学派之争作出了贡献。

　　二、在绍派伤寒学术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临床经验丰富，又有创新精神的医家，他们以俞根初、何廉臣、曹炳章、邵兰荪、胡宝书为代表，提高了绍兴医家的声誉，确立了越医的整体群像和地位，也为当时绍地人民的卫生健康立了大功。

　　三、越医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的基础上，结合温病学察舌、验齿等经验，望诊特重望目，六经辨苔，首创腹诊，丰富了诊断方法。又根据绍地卑湿、绍人喜饮酒水的习俗，喜选用质地轻清的芳香药、鲜品、生品及药汁，其用药特色为医林中人重视。

　　越医世家

　　中医讲究私承，越医也不例外。随着越医群体的崛起，越医专科世家也日益勃兴，精彩纷呈。石门槛钱氏女科和下方寺“三六九伤科”是其中的佼佼者。

　　钱氏女科，世居山阴石门槛，又称石门槛女科，迄今已二十二代。有《大生秘旨》、《胎生要诀》存世。宋高宗赵构在绍兴行宫暂留期间，后妃、嫔染疾，每延钱氏女科诊治。

　　钱氏女科所创之生化汤，妇人皆知，为妇科之常用方，药店备为通行官方，不必就医诊治，这是我国最早的“非处方药”，也是全世界最早的“非处方药”。

　　“清明时节雨潇潇，路上行人跌一跤，借问伤科何处有人，牧童遥指下方桥。”

　　绍兴“三六九”伤科，自南宋迄今，相传数十代，历八百多年，其名家喻户晓，名噪浙东北。“三六九”伤科源于河南少林。因“二四七”在下方寺坐诊，“三六九”到绍兴城内应诊，“三六九”伤科即由此而来。

　　“三六九”伤科的特色是诊断重按摩，手法尚轻灵，用药精辨证，喜用草药、生品、鲜品，别具一格。现有相传为祖师稽幼域所著《下方寺西房秘传伤科》和王俊林总结历代祖师之秘传，结合自己经验所编著的《跌打大成》两部手稿传世。迄今，绍兴县安昌人民医院等开设的“三六九”伤科依旧十分红火，每日都有不少远道病人慕名而来。该院还利用“三六九”伤科品牌，设置“三六九”伤科展馆，开辟伤科专门区域，使患者就诊的同时，享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熏陶。

　　此外，顾氏伤科、竹氏妇科、寿明斋眼科、白果树下董氏眼科、螺蛳桥疳科以及下方桥祝氏草科等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名噪一时，造福一方。

　　现在，石门槛钱氏女科、“三六九”伤科、顾氏伤科均已被列入绍兴市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保护。

　　越医三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风云激荡。科学、民主、革命犹如飓风，席卷神州大地，也猛烈地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古老的中医首当其冲，频频受到冲击、质疑。

　　真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为代表的越医“铁三角”引领越医与时俱进。他们结社办刊，著书立说，中西汇讲，义诊施药，倡办医校，开创了越医历史上最为繁荣、活跃的局面。此时的绍兴已成为全国中医药学术活动的中心。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也被业界称为“绍兴医林三杰”。

　　何廉臣与新式医案

　　何廉臣学业精深，于结社办报、光大绍派伤寒学说、整理古籍、推动中西医汇通诸方面，颇多建树。尤其倡导革新医案，影响甚广，为中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以被同仁推为“越州翘楚”，尊为“医林三杰”之首，并连任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社长、医会评议长等职。

　　何廉臣家学渊源，其祖父何秀山也是一代名医。他年轻时赴上海、苏州等地，遍历名医，又悉心研读西医译本。1891年秋因病回绍，开始悬壶卖药。

　　何勤奋好学，精于钻研。他反复校勘《通俗伤寒论》，内容较俞根初原作增加了三倍之多，对发展、完善绍派伤寒作出了贡献。此外，他编著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重订广温热论》等书均很有影响，其编撰的医学著作多达20余种，可谓著作等身。

　　何氏的医德医风也广为人乐道。在疫病流行之时，他联络同仁，开展义诊，施医施药，传为佳话。当时绍兴医界有求诊者例先购签之习惯，犹如今日之挂号。若购快签，则可以不用排队，随到随诊，但诊费也高达两倍以上。认为这是为富贵者开方便之门，故其诊所独无快签之设，遇病贫者还常常出资相助。

　　作为医坛名宿，并不故步自封，而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他积极推动创办了《绍兴医药学报》，并邀请基督教医院的外籍西医举行“朔望汇讲”。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期的中西医沙龙之一，对推进中西医汇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特别提一下《绍兴医药学报》，这本医学刊物聘请名流章太炎、时逸人、恽铁樵、张汝伟、周小农、傅懒园为名誉编辑员，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绍兴。曹炳章在“本报继续出版周年纪念辞”中说：“回忆自去年出版至今未及一年，而本外埠之销数已达千份以上，全中国二十二行省，已无处无本报踪迹，且檀香山、槟榔屿、台湾等地，汇银订购者亦纷纷不绝。”可见，《绍兴医药学报》已成为当时全国性的主流医药刊物。

　　何廉臣向重医案，“暇时辄笔记医案，藉以自镜其得失”。针对重虚轻实、不知所云的医案流弊，何氏内斟今古，外参东西，大胆创新，设计了“格式化”的新医案。新医案分病源、病状、病所、病变、诊断、疗法、药方、看护等八项，明白易晓，简便易行，一经问世，即广为流传，影响遍及全国。

　　裘吉生与国医节

　　不久前，国内引发了一场中医存废之争。事实上，自西医东渐之后，对中医的质疑和争论就没有断过。1929年，当时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悍然通过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卫生事业障碍案”。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为代表的越医闻之挺身而出，特别是裘吉生，联合群英奔走呼号，为捍卫千年中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裘吉生生性刚毅，为人热忱，曾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等均有交往，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经验的医家。

　　裘吉生少时曾患肺痨，群医束手，乃励志习医，自治而愈，从此走上了行医之路，成为杏林高手。1916年孙中山偕胡汉民来绍，胡患赤痢，请裘氏治之，一剂而愈，孙中山亲题“救民疾苦”四字相赠。

　　1929年，裘吉生听闻“废止旧医案”一事后，拍案而起，迅即联络同人发文表示坚决反对。作为浙江代表，他赴上海参加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上，裘吉生第一个站出来自荐赴南京请愿继承发展中医。他还提议会议当天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这就是后来“3·17国医节”的由来。

　　在南京，裘吉生据理力争，并上书立法院，尖锐地指出：消灭中医，“乃外人挟帝国主义借中国内奸走狗实行文化侵略也。”

　　有意思的是，在请愿期间，有达官患病，欲验中医药之实效，召代表治病。代表咸推裘吉生，裘吉生应手而愈，一时传为佳话。

　　由于全国中医药界的坚决抗争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废止旧医案”被迫撤消。但中医一直备受歧视。裘吉生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当局反复斗争，当局终于通过了由他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建议。

　　裘吉生是一个医学实践家，一个医事活动家，也是一个医普推广家。他一生搜罗孤本、精抄本、医稿等3000余种约2万册，但他并不自私，而旨在公开普及。针对旧时医家秘方秘而不宣的流习，裘吉生章烧了“三把火”：一是成立“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以市场化的手段力促医籍流通公开；二是身体力行，整理古籍，编辑《三三医报》，更妙的是医报底面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的字样，这是出版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三是毕其一生，编辑出版《珍本医书集成》，当时的中央国医馆馆长热情赞其是“最伟大的贡献”。

　　曹炳章与《中国医药大成》

　　绍兴的儒医释道历来均有著书藏书的传统，古越藏书楼开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先河。

　　绍兴医家除了悬壶济世、妙手回春之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痴迷藏书，善于著书立说，戴思恭、张景岳、俞根初、何廉臣、裘吉生等概莫能外，而曹炳章更是个中翘楚，被人尊为中医学术理论家。

　　曹炳章一生节衣缩食，行医所得，广购医书。凡有孤本、秘本，一时难以购得，则想方设法谋求借抄。有时还自己动手装订，以致医案边缘，全是密密麻麻的钻孔。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广搜博罗，至上世纪30年代，其藏书已近万种。他也以“书富家贫”为豪，以“终生医药，生死书丛”为其一生的写照。

　　1934年，曹炳章受上海大东书局之聘，从所珍藏的近万种医籍中，精选珍稀名贵版本和自己著述、增订、圈点、校订医籍365种，名曰《中国医学大成》，共13类1000册，于1936年编成。当时大东书局在《申报》刊登《中国医学大成》整版广告，附有全书1000册的书柜照片，辉煌巨著，震撼了海内外中医界，纷纷预订。惜受战乱影响，只刊印出版128种，殊为憾事。

　　因曹炳章学识渊博，著述宏丰，1931年在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上被推为名誉理事，曾任绍兴国医公会常务主席。期间，他提出“统一病名”和印制“中医处方新衡旧称对照表”，广受业界好评。

　　曹炳章生性耿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清末民初，大量鸦片涌入我国，曹炳章义愤填膺，遂著《鸦片戒除法》。抗战期间，为抵制日产仁丹，他与诸名医联合研制物美价廉的“雪耻灵丹”，其救国救民之心可见一斑。

　　曹炳章善于博采众长，他常说：“古人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没有板病”，临症用方主张加减变通，每遇疑难危病，往往独具慧眼，进退自如，为病家所信任，也为医家所乐道。

　　清末民初，越医可谓群贤辈出，除了上述“医林三杰”，还有创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的医学教育家傅懒园，有“小神仙”之誉的绍派伤寒中坚人物邵兰荪，有曾任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及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的祝味菊、苏州国医学校校长王慎轩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一起构成了沧海横流中的越医群像。

　　越医丰碑

　　千年越医，大家辈出，流派纷呈；

　　越医千年，源远流长，一脉流芳。

　　绍兴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何信恩说，越医的产生和兴盛是博大深厚的越文化的必然反映，是当地人民反抗恶劣自然条件、追求生存和健康的必然表现，也是绍兴励精图治、敢于创新的“胆剑精神”的必然结果。越文化哺育了越医，反过来，越医文化丰富了越文化，成为越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越医源于春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平认为，浙江中医药源远流长，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越医是其中杰出代表。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教授对越医颇有研究，他认为越医是中华中医药史上一座魅力独具的丰碑，概括起来，具有如下五大共性精神：

　　一是师古不泥。越医特别讲究对症下药，因证制宜，施治手法不拘一格，普遍具有“轻、灵、透、活”的特点。同时，越医具有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强烈的质疑精神，清代越医章楠作《医门棒喝》，对古医籍和时弊进行订正抨击，就是其中生动一例。

　　二是敢于创新。从张景岳改写真阴真阳的辨证关系，凝成《景岳全书》功泽后世，到俞根初澄清“温邪”、“寒邪”之说，首创绍派伤寒造福一方，都具有高度的原创性。正是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使越医在杏林中脱颖而出，自成一派。

　　三是勤于积累。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越医所著医籍多达600余种，以其鲜明的精品特色、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引领潮流，饮誉一时，并成为中医药文献宝库中的瑰宝。

　　四是医风淳厚。越医平时都设有定期义诊，疫病流行之际，则更组织大规模的施医施药，福祐一方。所以千年以来，医生一直是越地最具声望的职业。

　　五是与时俱进。越医与时俱进，包容大气，创办了早期的中西医汇讲沙龙，提倡中西医结合，开风气之先。在社会上怀疑乃至取消中医的风潮中，越医站在了捍卫中医的最前列，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流淌着中医文化的血脉；五千年中医文化的灿烂中，闪耀着越医文化的光芒。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如是评价越医：在千年历史中，越医形成了重实践、敢创新、善总结的独特个性，呈现出流派多、名医多、著述多的鲜明特点，越医在中华医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发展、繁荣中医药做出了重要贡献。

　　越医传承

　　杏林春暖不避风雨，岐黄薪火代有传人。解放以后，绍兴中医在丰富的越医文化浸润下得到了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全新发展期。

　　目前，绍兴市有7所中医院，其中三级中医院2所、二级中医院5所。绍兴市中医院被列为“国家重点中医院项目建设单位”，将投入一亿元进行扩建改造；诸暨市中医院成为“全国百家示范中医院”。共有4个中医专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单位。全市25所县以上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均建立了中医科、中药房，县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均开设了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病房；110个乡镇卫生院均设中医门诊、中药房；全市1500家村卫生室中，有50%配备了中药饮片，75%的乡村医生能运用中西医法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

　　绍兴市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服务功能比较完善、中医药特色比较明显、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的中医药服务网络，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增强。2005年，绍兴市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浙江省首个“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创建单位，2008年底前将接受考核验收。绍兴市也是“全国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示范地区（试点）项目建设单位”。

　　与此同时，以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郑淳理等国家、省、市级名中医为代表的新越医群体脱颖而出，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绍兴市卫生行政部门还通过引进、深造、师承等方式，多管齐下培养名中医，并对引进中医药人才实行政府补贴，此举开了浙江省先河。

　　近年来，绍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越医文化的传承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成立了“振兴中医中药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发展若干意见》，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行重点扶持，以期引导群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感受中医、共享中医。

　　绍兴市卫生局局长邵田田说：“越医文化是绍兴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和灵魂，绍兴中医药将努力传承越医文脉，吸取越医精神，打响越医品牌，再创越医辉煌，努力把绍兴建设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新高地。”

　　最近，绍兴市卫生行政部门正着手实施中医院中医药文化提升工程，启动绍兴中医古籍经典再造工程，计划成立市中医药文化研究所，打造绍兴中医药文化特色区块，创建中医药专科特色基地。

　　千年越医，越医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即将迎来建城2500周年，越医又一次站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