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的七十五年

     李今庸，男，生于1925年．湖北枣阳市人。幼承家学，在家乡行医。1957年开始在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1959年2月转湖北中医学院，长期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训诂学、校勘学、古文字学知识整理中医药学古籍中某些疑难问题和某些中医基础理论。撰著有《读医心得》、《读古医书随笔》、《舌耕余话》等，主编有《金匮要略讲义》、《金匮要略讲解》、《中医学辨证法简论》、《新编黄帝内经纲目>、《内经选读》及《黄帝内经索引》等。治学态度严谨，立论必有据，又能指出新见解。通晓中医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见长，处方主张简易，治病不尚贵重药材。曾任《金匮》教研组组长，《内经》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座教授，《中华本草>编委，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等职。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殖民主义势力涌进了中国。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陷入了贫穷落后、受欺凌、受奴役、受屈辱的境地。在殖民主义者奴化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然而一部分青年新文化派，为了拯国家于垂危，解民族于倒悬，在1919年5月4日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惟惜当时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思想指导．缺乏分析方法与分析能力。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他们不曾将传统文化中道德实践、政治制度等具体载体与种种文化载体之内所蕴含的一般价值作一区分，不能将文化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具体性与一般性、实用性与学术性作一区分，而是一股脑地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加以全盘否定。既清除了我国封建垃圾，同时也否定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同时又混淆了“辨伪书“和“辨伪史”之间的界限，过多地运用了“默证”的方法，也就使古史辨运动在某些方面不免“疑古”过勇，以致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一度造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空白。同时，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则一概奉西方文化为圭臬，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颇深，故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一切以西方为准绳，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过多的否定。胡适曾经声明：“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腐臭，化玄妙为平常‘。“他还无不遗憾地表示：…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最大的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胡适后来还说过：“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优’、‘长’之处呢?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当然也时常想寻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优长之处。但我寻出来的长处实在不多“。他并且断言：“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可见，胡适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和“全盘西化“思想。其影响所及，从日本留学学习西医归来的余云岫，1929年2月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极尽诬蔑攻击我国民族传统医学之能事，竟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一消灭中医药文化的错误提案，在汪精卫、褚民谊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南京政府据此向全国发布了“废止中医令”，遭到了全国中医药界和有识之士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并聚会上海组织请愿团于3月17日向南京政府请愿，“南京政府”被迫同意“撤销禁锢中医药的一切相关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但不久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在“中医不科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沦积极进行着，并且一直深入到建国后，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又提出了一个旨在消灭中医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并获得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的欣赏而顺利通过‘引。从1952年起，将这个消灭中医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付诸了实施，对中医进行登记，用西医科目考试中医，并创办中医进修，用西医知识改造中医人员，而王斌则发表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文章，诬蔑中医为“封建医”，说中医治病“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的安慰作用“。一时民族虚无主义浓烈气氛笼罩了我国医药卫生界，中医命运危如累卵。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严厉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指出其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罢了贺诚的官，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的错误思想，挽救了中医。但是对在我国存在的“中医不科学论”并没有肃清，故在其后的中医科研、教学、医疗过程中，仍然贯彻了一条没有中医科学化口号的“中医科学化”路线，以西医主导中医，以西医课程挤占中医课程学时，以西医学理论冲击中医学理论，“文革”中赶神拆庙，更是对中医进行了严重摧残，丽1958年在我国报纸上正式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这一医学形式，毫无疑问，这就需要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融合，因而中、西两种医学都有责任积极参与，然而事实是，中西医结合在四十五六年的探索过程中，西医学领域中只是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作为自己的点缀。沾了一点边，实际上始终是自己在独立发展，而在中医药学领域里，医、教、研各部门全面开花，大搞所谓“中西医结合“，如此实践了将近半个世纪，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一个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由于不合乎中、西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也不可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于是出现了“中药加西药“或“中医理论加西医理论“或“西医病名、病理加中药处方“等，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以假乱真，名不副实。二者根本没有内在联系，只是被人硬凑在一起。其中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而是一种折衷主义。在当前条件下，根据医疗实际需要，中西医在工作上紧密配合，或用中西医两法治病，都是对的。但它并不是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折衷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促成学术发展的，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来。它只用与中医药学截然不同的西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冲击了中医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搅乱了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方向，并占去了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实际经验和实验观察的大约一半的宝贵时间。在研究生教育中，硬性规定研究生必须进行动物实验，学习“屠龙“技术，使其最终获得一块“石田“而无所用之。给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造成了巨大伤害!

    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还对“中医现代化“的口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偷换概念，使之变成“中医西医化“。于是，用西方医学为模式，来框套中医药学；用西方医学为唯一标准，以评判中医药学的是非，导致中医的医疗和科研，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管理，没有自己的学术，没有自己的思维，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优势，没有自己的安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跟着西医后面亦步亦趋。唯西医的马首是瞻，自我附属，自我变易，达到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民族文化的分化和西化，中医药文化的灵魂被西方文化所吞噬，剩下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医躯壳内盛装着实实在在的西医内核，做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贺诚改造中医没有做到的事，完成了余云岫消灭中医的遗志。江泽民同志虽然曾经三番两次地指出过我国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但我国民族虚无主义并没有因此收敛而销声匿迹。相反。它仍然在其把挣的领域里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危害着我国的文化思想和建设事业，以致我国“民族精神的困乏。理想价值的失落，道德信念的危机，行为方式的失范，至今成为影响现代化建设长足发展的巨大的负面因素，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文化困境。这种局面如不加以扭转，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有序发展、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精神隐患“。因此，必须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西方霸权主义，肃清“西方文化中心论“在我国的思想影响，确保我国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安全，并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吸取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中对我有益的部分加以融合，以发展我国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我国建设事业。从而顺利地进入小康社会!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李今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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