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不知己，患所以立

　　记得是1997年，我读到黄奇逸教授的名著《历史的荒原》，而后，得识黄先生其人，并自然形成半师半友、亦师亦友的默契。黄先生最初感动我的，是其顽强的生存方式与执着探究上古文明形态而进行的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其次才是他对上古文化哲学结构的认知，以及由此展现“开张天岸马”的豪迈与洒脱。黄先生其人其述，及时弥补了我知识结构的缺陷，加上对黄仁宇著述的揣摩，使我能用《周易》的精神与更广长的视界观察世间万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历史。

　　此间，我受导师胡邦炜先生之命，与其合作编著了《周易之谜》；到1998年底，为传述李仲愚先生的医道学术思想，我开始编撰《医道家课》与《医道灵源》，亦开始思考宗教与医道融通互摄的诸多问题，这恰恰是黄奇逸先生未曾涉及的领域，也恰恰得到黄奇逸先生最初、最真诚的鼓励与帮助。

　　灵与肉不能断然区分，正因为灵与肉的交融，宗教与传统医学的交摄互动，上演了人间多少悠远故事与惊心传奇!人类历史由是增添了多少亮色的光环与神秘神圣的诱惑!仅以目前五大宗教的创派祖师为例，哪一位不是医道高手，他们或多或少总能以入世间医学的显效，描绘宗教出世间的神圣与光荣。进一步说，各教派祖师，既以医道作利生的方便，又深研医道，丰富医学的内容，为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我国著名的宗教医学大家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王冰等；另如李仲愚先师借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课题公开的《杵针治疗学》，过去就一直在道教与佛教内部流传。而佛教更是把“医方明”(医药学)作为培养高僧的必修课“五明学”之一。西藏黄教祖师宗喀巴在二十余岁，就首先精通内科与外科(包括开颅)手术。再从五教典籍而言，哪般不是医治人类心理疾病的精方良药？所以，医心与医身的理法之间必有交通之所。那么，这个交通之所又在哪里呢?

　　我于是追溯人类医学史的源头，从黄帝团队开始，逐一厘清了医学史上诸多口头传承问题，诸如经络的发现、百草的尝味、祝由科的通行、张仲景之前方剂与“禁方”的传承，特别是中医学的宗教特质等问题，我终于欣喜地发现，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宗教精神的指归与宗教组织中特有的传承方式。这种特有的传承方式，是既有文字的传承，又有口耳的传承，在具体实务中，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如佛门中禅宗思想，可谓遍行天下，从文字传承而言，既有大部头的《大般若经》，亦有小部头《金刚经》等，更有汉地特有的《六祖坛经》，但具体修学禅法，要见性开悟，仍必得上人的口传与印证不可。而目下时兴的密法，不论唐秘与藏秘，除却早晚课诵中念诵的仪轨，都另有《本续》类以阐释各种具体修法的法本，修学者要彻底明白学修细节并觉悟，还必须要上师的灌顶与传法(即具体的口耳传承的讲解、印证与开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口传心授”，也是科学昌明的今天，要培养“上工”标准的临床大家，仍需要师徒授受的文化背景。

　　乘势而下，因对国内五教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实务的辨析掌握与普遍调查，加上到欧洲诸国考察天主教，到日本、韩国考察佛教、基督教，到台湾、香港等地考察佛教、道教等助缘，终于透过神圣的光环，内视了宗教的终极目标——对此岸特别是彼岸幸福的追求。如哲人伊壁鸠鲁的名言：“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但灵与肉的超越脱离不了人类自身的生理基础，我于是发现宗教各类修身方法中深厚的生理、医学内涵，更证实医学对全体宗教产生发展的强大支撑(则不论各教祖师是否随时以医道度人)，这恰恰是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特征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于是有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的生理基础、人体经络与华严世界、戒律规范的生理基础、神通的训练乃至性命双修对宗教行为的特殊与不可替代作用等的相关论述。

　　在此过程中，因为数位法师与道长的劝请，遂将宗教修证中相关疾病的防治，一并撰成文字；加上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周易》有选择性的阐释，形成了全书的框架。

　　人生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桎梏，致力于对人类生、老、病、死的自觉关注与关爱，是宗教终极关怀的伟大意义所在。灵与肉的交融使得宗教不得不一开始就运用人类全部的心志努力研习医学，这导致了传统中医学的产生。这便是传统医学源于原始宗教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揭示，对未来医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而宗教教义乃至宗教的全体行为过程，都离不开医学的强力支撑，这就使得传统医学的触觉，达于宗教精神能辐射的每个处所，并为宗教修证本身提供必不可少的助缘，故传统医学能屹立于人类安身立命的每个细节与与全体的时空。所以今天的医道中人，当“不患不知己，患所以立！”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