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言必有据的朴学精神

　　所谓朴学，是指其学术风格而言。鼎盛于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人才辈出，新安学者江永传给天下奇才戴震，戴震传给段玉裁、王念孙，王念孙又传给儿子王引之，象接力赛一样，以惊人的速度，登上小学的最高峰，取得了划时代意义的业绩。并以当时“独占学界势力”的影响力，向医学文献渗透，对提高医学文献考证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朴学向医学文献渗透的最根本意义是小学方法的引进。更重要的是，同时引进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发挥其娴熟训诂、通达经史、考据精详、引证确切的优势和功底，坚持言必有据，不为妄说的严谨学风，沿着由字以通词，由词以达义的治学途径，为正确的探求医理奠定了扎实的文理考证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医学专业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阐述。这里仅举两例，足以管窥一斑：

　　例1《素问·痹论》言：“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王冰注：“虫，谓皮中如虫行。”林亿新校正：“按《甲乙经》虫作急。”吴昆注：“寒则助其阴气，故筋挛而急；热则助其阳气，故筋弛而纵。急，旧作虫，误也。今依《甲乙经》改‘逢寒则急’”张志聪注：“如逢吾身之阴寒，则如虫行皮肤之中，逢吾身之阳热，则筋骨并皆放纵。”马莳注：“虫，《甲乙经》作‘急’，王氏以为如虫行者非。凡痹病之类，逢天寒则其体急，诸证皆当急也；逢天热则其体纵，诸证皆当缓也。”高士宗注：“如湿痹逢寒，则寒湿相薄，故生虫，虫生则痒矣。燥痹逢热，则筋骨不濡，故纵。纵，弛纵也。”孙诒让案：“虫当为痋之借字。《说文·疒部》云：‘痋，动病也，从疒，虫省声’，故古书痋或作虫。段玉裁《说文注》谓：‘痋即疼字’。《释名》云：‘疼，旱气疼疼然烦也’。‘疼疼’即《诗·云汉》之‘虫虫’是也。盖痹逢寒则急切而疼疼然不安，则谓之痋。巢氏《诸病源侯论》云：‘凡痹之类，逢热则痒，逢寒则痛’。痛与疼义亦相近。王注训为虫行，皇甫谧作急，顾校从之，并非也。”

　　痹证的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关节疼痛。《甲乙经》改“虫”为“急”从医理上虽亦可说通，但朴学大家孙诒让的考证显然有理有据：其一，这是一句对文，虫与纵对，虫上古为冬韵，纵上古为东韵，冬东通押。急上古为辑韵，与纵不相押，改“急”则失其韵。且“虫”与“急”形讹的可能也不大。其二，虫与痋通假。痋即疼字，并有足够的旁证材料。其三，整段文意是讨论痹证的临床表现的。上文有“寒气胜者为痛痹”“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应该说孙氏训“痛”义为最贴切。王冰、张志聪、高士宗不明通假，所注显然是望文生义。

　　例2《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王冰注：“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吴昆注：“佩，与悖同，古通用。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与道违悖也。”马莳注：“惟圣人为能行之，彼愚人则当佩服之。”张介宾注：“圣人与道无违，故能行之；愚者信道不笃，故但佩服而已。”张志聪注：“愚者止于佩服，而不能修为。”高士宗注：“圣人行之先，愚者佩之于后，佩之而从阴阳，则生；不能佩而逆之，则死。”胡澍案：“佩读为倍。《说文》：‘倍，反也。’《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称师谓之倍。’杨倞注曰：‘倍者，反逆之名也。字或作偝’（见《坊记》《投壶》）、作背（经典通以背为倍）。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谓圣人行道，愚者倍道也。行与倍正相反，故下遂云：‘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从与逆亦相反。从即行（《广雅》从，行也），逆即倍也（上见《荀子》注）。佩与倍古同声而通用。《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是古同声之证。《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注曰：佩或为倍。是古通用之证。王注谓：‘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此不得其解，而曲为之说。古人之文，恒多假借，不求诸声音，而索之字画，宜其拮掬为病矣。

　　显然，这里“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也为对文，“行”与“佩”相反义，朴学家胡澍以通假训“佩”为“背”，并引证了足够的材料加以证明，纠正了王冰等不明通假的主观臆说之错。

　　治学的根本在于方法。皖派朴学的学术价值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总结的，尤其在我们今天重审传统经典研读重要性的同时，倡导朴学言之有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其意义更显深远，因为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一个字，一句话的文献考证往往决定着是否能正确引导临床实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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