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医之缘者——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二)
3．4中和乃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
董仲舒不但把中和视为养生健体，安身立命之大本，还把中和作为做人行事的一种道德标准来看待。他在《立无神》中指出：“(君)不居和之职而以和为德“。把“和”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看待。“孔子日：‘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度制》)从论中可见，董仲舒感叹于“今世弃其度制，“而“是世之所以难治”的根本原因。他以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中和思想出发，阐述了治世中“中和”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君子与小民，富人与贫者，都具有“其欲无所穷“的本性，若不制“度”加以约束，就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人民就不会安居乐业。而这个“度”，就是“调均”，就是中和。所以圣者正是体察和看到了“众人之情”，认识到了“乱之所从生“乃“不均”(失中和)所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用中和平衡来减少贫富的差别，作为制“度”的依据和恢复人伦、减少社会矛盾的道德标准。消除“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的现象，而达到“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社会状态。
在君主治理国家大事、用权等方面，也应该以中和思想为指导，否则：“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深察名号》)君主用权失“中和”，也会使人群离散，人心不思安定给国家和君主带来麻烦。
他在《王道通三》中还认为王道取天地人之中为贯通，贵在中正。“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庸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董仲舒从“王”字的造字形态人论，说明了王者之所以能王，是用“中和”思想来贯通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并用“中和”思想来适天制法而行教化，所以能“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他还认为贤明的君王不但应将中和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宝，而且自我的修养也应以中和思想作为操守的准则：“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循天之道》)
他还认为“中和”是道德产生的根据。是天、地、人三本均应遵守的和固有的内在法则：“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爱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达者以此见之矣。我虽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谓之天德，行天德者，谓之圣人。”(《威德所生》)天有和、德、平、威四大本性，其“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只所以有“和”才能产生“德”只所以有“平”才能产生“威”。所以“德生于和，威生于平”。而在自然界的四时之中，春是天之“和”的征象；夏是天之“德”的征象；秋是天之“平”的征象；冬是天之“威”征象。能按照这些征象行事处人的称为能“行天德”，这正是圣人所为，不和则无德，不平则无威，所以“和”与“平”正是“天之道也”。
董仲舒还认为儒家的“忠恕”之道，也是“中和”思想的反映。“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如天之为》)。在进行社会活动、人事管理之时，不但要“顺于天”，遵从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而且要“恕于人”，要以人为本，用“忠恕”之道来治人管人。这种“顺于天”，“恕于人”两者并举的方法，称为“执其中”。
4 董仲舒的阴阳观念
阴阳的观念，也是董仲舒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在其著《春秋繁露》中以“阴阳”名篇的就有《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阳尊阴卑》、《天地阴阳》等6篇之多，阐了他的阴阳观念，在其余篇章中，阴阳观念、用语比比皆是。阴阳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远古观念，到《易经》已上升到理论。在《易传》中阴阳又有了理论上的升华，抽象为泛指任何两种相对立的现象，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董仲舒不但将阴阳的这些观念内涵保留、承袭了下来，同时又充实、发展和增加新的、具体的内容。兹分述如下
4．1 阴阳的时空观念——方位和秩序
董仲舒在《阴阳位》中写道：“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转而北人，藏其休也；阴气始出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转而南人，屏其伏也。是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伏。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阴至其伏，而避德于下。是故夏出长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阳也；夏人守虚地于下，冬出守虚位於上者，阴也。阳出实入实，阴出空人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阴阳终岁各一出。”阳气在方位上产生于东北，在时间上产生于仲冬，即冬至一阳生，由于阴阳是对立统一的，含有物极必反的辩证关系，而一年中由于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是冬至这一天，因按阴阳属性分，昼为阳，夜为阴，也就是说，一年中，阴最盛的是冬至，阴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阳转化，故冬至一阳生。这种空间和时间统一的阴阳理论构建模式，反映了阴阳的内在本质一一位和量的关系。阴阳的量变、位移，既相互统一，又有所区别。正是这种模式，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法论之一，与五行合而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的病机总纲为：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其中的“热”与“寒”所反映的是阴阳“量”的增减所反映的征象；而“外热”和“内热”，“外寒”和“内寒”反映的却是阴阳因“量”的增而产生“位”的移动的征象。阳气从东北方或冬至开始发生，向南运行，行至南或夏至为隆盛的极点，随后阳气逐渐衰减，由西或立秋转行向北或立冬时节，阳气衰亡或休止。到了东北方或冬至，又开始发生，如此一年一循环的运行，由西或立秋转行向南或立夏时节，阴气衰亡或休止。到了西南或夏季时节，又开始发生，如此一年一循环的运行。阴阳二气，阳气由东北左行向南、西、北而运行；阴气由西南开始右行向东、北而运行，一左一右，循环往复，从而产生温、热、凉、寒四季或八方的二十四节气。由于“天无所言，而意以物”，夏之三伏或大暑热到来，说明阳气已人居正南之位；冬之三九或大寒冻到来，说明阴气已入居正北之位；阳气衰亡则潜化人地，阴气衰亡则到三伏天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到了夏气隆盛而到了冬天衰亡的就称为阳气，反之的称为阴气。阳道出入皆实(中医学认为六腑属阳，阳道泻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通为补，故实而不满)，阴道出入皆虚(中医学认为五脏属阴，阴者藏精气而不泻，以闭藏为用，故满而不能实)。天的本性尊阳而卑阴，好德(阳)而不好刑(阴)，这种“阳为主，阴为从”的观念，从《易经》开始到董仲舒已经理论化。中医基础理论中已随处可见这种尊阳卑阴的观念存在。董仲舒的阴阳时空观念——方位和秩序，被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阴阳学说完整地继承下来，并还有所发展和充实。而在董仲舒的另一篇论文《阴阳终始》篇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俯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多胜少者倍入，入者损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动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势，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输也。春秋之中，阴阳之气俱相并也。”论中所讲的中心内容是阳气的消长乃天道循环，而阴气亦随其阳气的消长而行盛衰之循环。其中论述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阴阳的相互消长，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这种消长是相损益的，对等的。第二种是“多胜少者倍入”，也就是说，在阴和阳的绝对不平衡状态下，损一分阳加给阴或损一分阴加给阳，损的一方只减去一，而受的一方则相当于增加了二。第三种情况是“阴阳之气俱相并”，即当仲春(春分)和仲秋(秋分)之时，由于阴阳二气处于中和平衡状态，具有互相促进滋生的作用。可导致阴长阳也长，阳长阴也长的“阴阳之气俱相并”的作用。这从根本上揭示了当阴阳二气处于平衡中和之时，则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均会互相促进共同生长的发展局面。也即“阴阳加长”。在现实中，纯粹的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阴阳二气运动只反应了阴阳本质的一个方面，若按这种循环，则人与物的形状是难以改变的，正是由于有了“阴阳加长”这种阴阳二气处于中和平衡状态的最善最佳状态，人或物才有从小到大的改变，当然，由于有“阴阳加长”，就必然会有“阴阳加消”，即当阴阳处于绝对不平衡，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状态时，就会出现“阴阳加消”，也才有人和物从大到小的改变。
4．2阴阳的运动形式——升降出入
上一段我们讨论了董仲舒阴阳观念的时空概念，即阴阳的位和秩序(量)的问题，本段所讨论的是阴阳的运动形式——升降出入，这也是董仲舒阴阳观念的组成部分。董仲舒承袭了《礼记·月会》的阴阳学说有关理论，论述了阴阳的运动形式——升降出入。他在《阴阳出人上下》篇中说：“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人阴，秋出阴而人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并行而不相乱，浇滑而各持分，此之谓天之意。而何以从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日至；别而相去，阴适右，阳适左，适左者，其道顺，适右者，其道逆，逆气左上，顺气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见天之冬右阴而左阳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各月尽，而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阴南还，人于戌，此阴阳所始出地人地之见处也。”从篇名可见该篇主要讨论阴阳二气的运动形式是出入升降。这种运动形式的根本是“天道大数”所规定的。根据阴阳的属性特点，春天阳气出而阴气入，阳气出则上行，阴气入则下行。而秋天阳气人而阴气出，阴气出则出表，阳气入则人里。到了夏天，阳气升已而又从右而降，阴气降已又从左而升。到了冬天，阳气又开始产生从左而上升，阴气盛极又开始从表入里。无论升降、左右、出表人里，皆是阴阳二气相互运动的结果，而且是阳升而阴降，阳降而阴升，阳左而阴右，阴右而阳左，阳出表则阴人里，阴出表则阳入里。总的原则是“不得俱出”。即使是当仲春和仲秋阴阳二气俱平而运动同向时，阴阳二气也不得同道而行。而且阴阳二气的交接也因之不同，比如夏天交接则在前冬天交接则在后。也应是“不同理，并行而不相乱”，这是阴阳的客观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阴阳的运动形式是这样的：阴气从东运行向西，阳气从西运行向东，到了仲冬之月，阴阳二气相遇于北方，合而为一，称为：至”，别而相去，到了仲夏，“阴阳又俱南还”合而为一，亦可称为“至”，由此可见，阴阳的开始和出入可见于“冬至”和“夏至”。“至于中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书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阳日益而极，故为暖热，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日至；别而相去，阳适右，阴适左，适左由下，适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见天之夏右阳而左阴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尽，而阴阳俱北还，阳北还而入于申，阴北还而出于辰，此阴阳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至于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极，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终矣。”(《阴阳出入上下》)董仲舒用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的观点，从天地四时阴阳人手，分析了阴阳二气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出入升降四种形式。
4．3阴阳的德刑
董仲舒在“阳尊阴卑”的观念基础上，提出了阴阳的德刑学说，其基本观点是：阳为德，阴为刑，阳为治，阴为罚，阳为生，阴为杀，阳为顺，阴为逆，阳为经，阴为权。他在《阳尊阴卑》篇中说：“是故推天地之精，铉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日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阴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日：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从论中可见，德和刑是阴阳基本性质的规定性。这种观念的思想根源与《易经》有关。在《易经》的乾卦中，乾为天的象征，代表阳、元、亨、利、贞，均是天之大德。而坤卦中坤为地的象征，代表阴，它的最大功德却是顺从天，只有顺从天才能形成万物。大地虽然反天的方向运转，但仍然依顺天的法则变化，正如同母马，喜欢逆风奔驰，却又性情柔顺，所以，“坤”卦以母马为象征。也正是本论中“刑反德而顺于德”的基本含义。阳居正，行于顺，一切正大光明，无往而不利，正是天之大德的体现。阴居反，行于逆，隐于权，但“逆行而顺”，因其顺从天之德，虽为“天之刑”，但作为德的补充和需要，以“刑”的方式出现，亦是德之不缺的一面，故云“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故在《阴阳义》中，董仲舒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谓之空，空者之实也。”虽然阴阳有德刑之分，但均是“天道之常”。它们都遵循一定规律，相反相成的一岁一循环，从中可体察到天之所亲，而任成天之功，犹如有空，才成就了实一样，有了阴之刑，也才成就了阳之德。由于“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行于空处也。必以此察之。”(《天道无二》)正是由于天之“好德而不好刑”，所以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崇阳德和不重视阴刑的天之本性就显现了出来，比如阳出而积于夏，就有任德以长养万物。而阴出而积于冬，则不任刑于实，而使其错行于空处，不发挥长养的作用，反而是萧杀之象。董仲舒还在《基义》篇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阴阳二物，终岁各壹出，壹其出，远近同度而不同意，阳之出也，常系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系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由于天具有“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的本性，是故地上的君王、圣人也应与此相应，“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
4．4阳尊阴卑
阳尊阴卑是董仲舒在阴阳观念上的又一认识特点，阴阳作为两种对立现象的表征，董仲舒却赋予了尊与卑、德与刑等具有政治伦理性质的具体内涵。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中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黄帝内经》中称为“阳为主，阴为从”。而历代中医学家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著作中，重阳轻阴的观念则始终存在。在此可见儒对医的影响之一斑。对于阳尊阴卑，董仲舒立专篇以论述，他在《阳尊阴卑》中说：“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反，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民世世传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则见天数之所始；见天数之所始，则知贵贱逆顺所在；知贵贱逆顺所在，则天地之情著，圣人之宝出矣。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故阳气出于东北，人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故数日者，据昼而不据夜，数岁者，据阳而不据阴，阴不得达之义。”该段原文主要讲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从“天之大数”来讲，由于“天”的至高无上，至善尽美，而在天与地的属性表象中，则天为阳，地为阴，故凡出于(天)阳者皆贵，而出于(地)阴者，则也是(天)阳的功能延伸，而阴并不任事，于是就形成阳尊阴卑的观念。董仲舒从天之大数为十谈到自然规律，认为自然之数以十为旬(周遍之意)，到了十就又要循环，所以连人的孕育怀胎也符合天之数，而十个月就成熟分娩，一年四季的作物也是一岁一枯荣，这一岁一枯荣，也是阳气由生到盛、到衰、到休的过程所致，所以人类与物类均赖阳气而生、而成；故应以阳为贵。二是既然自然界的本性就是这样规定和安排的贵阳贱阴，那么在人事社会中也理所当然地应按这种规律办事。所以“知贵贱”顺逆所在，则天地之情著，圣人之宝出矣。圣人治理人事、政治、社会也按“天”之尊阳卑阴办事的话，那是圣人找到了法宝。就拿平时我们用数来计算时日的话，也是根据白天来计算，而不按黑夜来计算，计算年岁也如此，这些都说明了尊阳卑阴的道理。他又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阴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于下，远去之，弗使得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该段原文以阴阳属性的“规定性”为依据，论述了自然界中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得出天之贵阳而贱阴的结论，并按此结论为准则，认为人主(君王)也应与天看齐，按天之贵阳贱阴来治理政治和处理人事，才能达到“王道”之治，若不按天的这种贵阳贱阴观念去做，逆天而“任刑”不任德，就是“非王道”之治也。
董仲舒的“阳尊阴卑”的另一种含义就是阳为主，阴为从，阳为主，阴为助的思想。他在《天辨人在》中云：“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当阳之需要时，则阴可以随时给阳以帮助，当阳不需要时，阴则常置于空闲之处而不任事。这就是天的志向和基本态度。即阴不得单独主事，而只能是在阳需要时给予辅助而已。另外，无论在何时，阴阳的秩序均是不能更改和颠倒的，这也是阳尊而阴卑的特点。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均应该是这样：“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礼之尚右，非尚阴也，敬老阳而尊成功也。”(《天辨人在》)自然界的万物的生长衰亡皆随阳而为之序，人世间万事的兴盛败亡也是随阳而变的。为什么人之君主要主南面，因那正是阳之正位啊!礼之尚右不是对“阴”的尊崇，而是敬重老阳和阴的成功的一种表现。“天辨人在”四个字的含义就是天的阴阳四季的分辨和序位，也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其主旨是人应该效法天。这也是汉儒“天道有为”的一种体现。
5董仲舒的五行观念
五行观念也同阴阳观念一样，是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远古概念。到了夏商周三朝已有明确描述，在《尚书》的甘誓篇(夏书)和洪范篇(周书)已有描述： “五行：一日水，二日火，
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日润下，火日炎上，木日曲直，金日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显然，《尚书》的“五行”主要指人的生存环境中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也就是说“五行”还是地上的五种基本物质。到了先秦儒家的“五行”，还指五种伦关系间的道德行为。这就是《苟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里的“五行“，唐代学者杨注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战国中晚期出现的阴阳家将阴阳与五行进行了联系和统一，其代表人物为邹衍：“邹衍后孟子……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史记·孟子苟卿列传》)“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继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从中可见，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是援引当时人们的天文历法等自然方面的经验知识，用类推的方法比附、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历史的进程。认为历代政权的更替变迁，是根源于土木金火水五行性质(均后后一行克前一行)的相次克制。他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与自然现象之间，或者说天与人之间皆有对应的，可相互沟通的、相互感应的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后的《吕氏春秋》中具体描述了这种“五德转移“学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大先见大姨大蝼，黄帝日‘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日‘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大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日‘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日‘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率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这段话完全吻合《史记》和《七略》所记述的邹衍五德终始论。到了汉初，邹衍的五行学说得到两点重要的扩展：一是在《淮南子》中，将五星、二十八宿等天象纳入了五行框架；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将地上的五种最基本的自然物质—木火土金水五行扩展为天地间产生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物质和社会人事)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下面就董仲舒的五行观念进行论述：
5．1五行相生论
董仲舒在《五行对》中指出：“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日：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这是董仲舒在回答汉景帝的儿子刘德(河间献王)所问：“《孝经》日：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的一段话，其中主要说明了以下五点：第一，五行是天(地)间五种生成万事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也就是“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由于董仲舒将天看成是生成宇宙万事万物(包括地和人)的本源和大元。他称天是人之“曾”。将天生成万事万物的具体化是“十端”，即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但在这“十端”中，其余九端均是天生成的，而九端又可划分为阴阳或五行，所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这样，五行就成了生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基本物质。第二，五行的生成是有顺序或秩序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与五行相胜一样，这是一种五行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更改的。其具体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第三，将五行的生成秩序与春、夏、季夏、秋、冬四季(时间)联系了起来，其具体就是：“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第四，将五行与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养、收、藏联系了起来，具体就是“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第五，用“五行”相续的关系说明儿子应该继承父亲的意志，并从而证明孝道乃“天之经”。这种“天之经”的五行是人的五种道德行为。故日“五行者，五行也”。在《五行之义》篇中，董仲舒还将五行的相生比喻为“父子”关系。在中医学的经典《扁鹊八十一难经》中则将五行比喻为“母子”关系。董仲舒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继其父子也。”他认为“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火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论中董仲舒将五行的相生喻为父子，并认为这种父子的授受关系是有序的，不能变更的，因为这是“天之道”也。他把五行与人的伦常父子关系和人的德行牵合在一起，“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下见总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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