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出土《本草集注》残卷研究述评

   在六朝著名医学家中，陶弘景大概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多才多艺，除了医药学之外，举凡天文、地理、历算、占筮、经学、史学、兵学、炼丹、导引、诗文、书法、琴棋、器物，无不精研，一生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颇有政治抱负，渴望为世所用，却时运不济，仕途坎坷，后倦于俗务，隐居山林，寄情山水，养性息心；却又因名满天下，虽布衣之身，皇帝往往以国事相咨，故而博得“山中宰相”的雅号；他出入释道两教，对黄老和佛学均造诣极深，并企图调和二教之矛盾，他所创作的道教典籍，奠定了他作为道教上清派大宗师的地位，在中古道教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医药学领域而言，陶弘景对本草学有重大贡献，尤其是他撰写的《本草经集注》，全面总结了本草，使本草学系统化，发展了本草药性，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科技史资料，在编写体例上也堪称足为后世师法的典范。因此，该书被学界公认为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后来因为《新修本草》的颁行，《本草集注》就逐渐湮没无闻了，只是在《太平御览》和《证类本草》等书中保留了一些佚文。所幸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和吐鲁番相继发现《本草集注》写本(此书学界或称《本草经集注》，或称《本草集注》，前者较为通行。然敦煌写本自题《本草集注》，似应以此为正确书名。不过，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涉及前贤成果处，则一仍其旧，不强求统一)，虽然均是断简残篇，但其本来面貌由此得以重现天日，使中国本草学和文献学研究在一些千载难明的悬疑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谓弥足珍贵。本文拟先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介，然后就一些遗留的难点提出自己的管见，并对未来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富于研究旨趣的方向作一些前瞻。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是所望也。

    敦煌写本系莫高窟藏经洞所出，1914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从王圆鲡没录手中购得，并携往东瀛。原为探险队组织者大谷光瑞收藏，保存在其神户郊外别墅“二乐庄”，现存龙谷大学图书馆。在龙谷大学收集品中，《本草集注》无疑是最有价值的一件。罗振玉先生非常具有学术敏感性，早在1915年就将其影印。限于当时的条件，难免不够清晰。于是近年佛教史专家上山大峻又负责重新整理，按原大影印，并附录文，且邀集权威学者撰写研究性解说作为附录，更便于学者利用。

吐鲁番写本现收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编号Chl036v。ch表示汉文文书，v表示背面。原始编号为TⅡT，据此可知，这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2次考察时(1904—1l—1905—12)，在吐峪沟发掘所得。近年出版的目录对本卷有基本的描述。

敦煌写本因为公布较早，相对较为完整，所以研究也比吐鲁番写本更为先行。小川琢治是日本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最早接触敦煌本《本草集注》的学者，罗振玉《吉石盒丛书》影印本用的就是小川提供的照片。1919年，小川氏首先运用这件新史料，发表了一篇颇有新意的有关本草学源流的专题论文。吐鲁番写本其实只是一个残片，黑田源次最早有机会获睹原件，在《普鲁西学术院所藏中央亚细亚出土医方书四种》一文中刊布了黑白图版，并对其作了简略的考证。接着又就这四种医书中《本草集注》作了专文讨论。黑田氏的这两篇文章可谓是先驱性的作品。前者刊出不久，我国即有中译本问世[203，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已经与国际学术接轨，并可见中国学者对前沿课题的敏锐把握。其后，万斯年又编译了黑田氏文，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较早开展研究的还有中国医学史的资深学者范行准先生，范先生在《中西医药》上接连发表的有关敦煌本《本草集注》的校注和考证文字，是最早的一个校注本E223。对《本草集注》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是渡边幸三，他在长达数十年的本草学研究过程的早期，先是对罗振玉的跋作了较为客观的批评，接着在数年内先后撰写多篇文章，从文献学的角度人手，对陶弘景的传记、《本草集注》的成书年代、关于序录及本文的考证诸问题都有论说。与此同时，罗福颐先生《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刊行，收录了包括《本草集注》在内的部分，据黑田影印本摹写的吐鲁番出土古医籍，并分别撰写了跋语。可惜此书印数甚少，流传不广，很多大图书馆亦未必收藏。不过，该书目录曾另行发表，读者或可于其内容得知一梗概。所幸不久出版了据罗振玉《吉石鑫丛书》影印本再次影印的本子，虽然图版质量不佳，但聊胜于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术界的急需。稍后，龙伯坚据罗福颐跋文加以著录。然而，相应的研究似乎并没有立即跟上。1964年，三木荣发表《西域出土医药关系文献总合解说目录》，作者将当时所能了解的所有西域医药文献分为八大类：l医书(A．方书、B．五藏、c．脉书类、D．灸书)、Ⅱ本草书、Ⅲ佛教医方书、Iv道教医方书、V医药关系文书、Ⅵ木简中的医药资料、Ⅶ民族古语文献中的医药资料、Ⅷ其他、追补，分别列出卷号、写本物质形态描述、主要内容、大致年代以及相关研究论着，问附自己的笺解，为读者继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篇力作，可视为近四十年后马继兴先生刊布的《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药文献备考》的先声。马氏大作体例与三木荣文相仿，但搜罗更为宏富，研究者可藉此按图索骥，诚可谓金针度人之举。不过，俄藏敦煌文献以及有关卷子的参考文献方面仍有遗漏。首先对敦煌、吐鲁番本《本草集注》进行全面整理，加以校录考释的是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可惜此书依赖的底本不佳。八十年代以来，对《本草集注》用力甚勤，成绩卓著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尚志钧先生，尚先生接连发表多篇论文，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与《证类本草》所引陶弘景序以及《名医别录》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进行了考辨，认为《证类本草》“梁陶隐居序”实为《名医别录》之序，并指出明清以来国内外各家所辑之《神农本草经》皆出自《证类本草》的白字，该白字实来源于《本草经集注》的朱字，此朱字即陶弘景将当时流行的《本草经》文字糅合而成。并在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新的辑复本。同年，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出版，也收录了敦煌本《本草集注》，但基本上是因袭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自己的发明不是太多。日本方面，仍有文献解题性质的研究论着问世。从1980年开始编纂的《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更大的集体合作项目。全书计有9卷，每卷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题目构成，分别由这个领域的专家执笔，大多数是深入浅出的好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九十年代以前的研究水平，还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信息。其中第5卷《敦煌汉文文献》中有辟有专门章节介绍敦煌的本草残卷。小曾户洋是近二十年来日本非常活跃的中医文献研究者，在其代表作《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中有专门一章述论敦煌、西域出土的医药文献。

    敦煌、吐鲁番本《本草集注》研究中，最有争议的焦点有三个：

其一是所谓“朱墨分书”问题。虞舜和王家葵合作，将朱墨分书的《本草经集注》和《新修本草》残卷与有关传本作了综合研究，指出朱墨分书残卷对于甄别《本草经》佚文，确定本草经集注》的编写凡例，研究《本草经集注》与《证类本*草》、《新修本草》的异同均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为准确地辑复、研究和利用宋以前的本草学著作开辟了新方向。这是一篇考订精审，且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论文，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是“三卷本”还是“七卷本”问题。高桥真太郎主张《本草经集注》有三卷本和七卷本两种，大字的七卷本较为通行。冈西为人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三卷本是陶弘景辑录的《神农本草经》七卷本是加入自注的集注本。后来在其专着《本草概说》中又重申这一观点。冈西为人的看法现在看来是不足取的，学界也已经很少采纳。前揭渡边幸三文认为三卷本是加长本，因为不便阅览，所以后来改为七卷本。吐鲁番本《本草集注》是七卷本的卷六。廖育群也持类似观点。马继兴认为吐鲁番本是七卷本的卷四。真柳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对写本原件的细致观察，并运用日本藤原宫出土的木简等新资料，做了更为周密的考证，认为确实存在着三卷本，吐鲁番本实际上应该是三卷本的卷下。这个结论似乎更为令人信服。虞舜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本草经集注》原有三卷本与七卷本之分，《新修本草》所据底本是七卷本，只是传本之一。两者最初文字原无不同，只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了变异。真柳诚和虞舜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我们应该予以重视。

其三是这两件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尽管敦煌本有抄写题记，但仍有学者表示怀疑，他们主要依据没有避讳高宗的“治”字，主张是唐初以前的写本，如马继兴。梁茂新提出，其实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该字未必严格避讳。笔者页认为不同时期的避讳字很复杂，以此作为理由是不充分的，从写本学和医籍文献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题记应该是可靠的。吐鲁番写本，则有黑田源次的六朝说，渡边幸三的唐代说，马继兴的唐以前说，真柳诚的初唐说(见前揭诸氏文)。笔者赞同初唐说，因为无论从写本的字体、纸张以及其他物质形态分析，还是从唐初西域政治形式看，都是断代为七世纪初较为合理。

除了《本草集注》本身的研究之外，陶弘景在编纂过程中所参考的北齐徐之才的《药对》，也是一项前人留意不多却有极富研究旨趣的课题。青年学者岩本笃志发表的两篇大作，很值得我们借鉴。

    以上对近一个世纪的海内外研究业绩做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评述，旨在进行学术史的总结，至于有待进一步探索问题，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入。

摘自《中药研究》文/叶红璐’，余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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