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傅山的“高韵”

傅山苦读医药经典，思求其理，并在临证中探索和总结防病愈疾规律。他认为古学不可废，为医不可不读前人的医药著作，特别是号称四大经典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在《医药论略》等专论中，傅山阐发这些医药经典的精义，表明他对这些经典著作是深入思考的。并且指出要追踪医药的发展，研究和继承经典产生以来历代的新成果。“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这里的“经录”，主要指《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学知识。这些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不能推翻的可靠性，不可不知。但不应以此为满足。“历代以来续入”的药物学知识，也很重要，亦须精究。医理亦然。同时傅山又利用他学识渊博、人称“学海”的主观条件，把医药学以外的知识、思想、学说引入医药学，使医学与非医学互相发明。这使他的见解比较深刻、独到，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正如嵇曾筠所撰《明生员傅山先生传》指出的：“精岐黄术，邃于脉理，而时通以儒义，不拘于叔和、丹溪之言。”实际上被傅山引以论医的，不限于“儒义”，他学贯百家，融通儒、道、佛，常引子学及佛、道阐发医药之理。例如，他由《管子·内业》所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道（通）乃生”，从而得出“气不道（通）则死矣”的结论，为养生治病提供一条理论原则。再如他引兵论医，认为：“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应用之妙，在乎一心。妙于兵者，即妙于医矣。总之，非学问人所可妄谈。”这里把治病比作布阵对敌。兵家当究前人兵法阵图，但须审势知变。医者应知前人理、法、方、药，但要对症下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语，出自《宋史·岳飞传》：“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傅山引此意在指出，为医者既要继承前人成果，把握一般防治规律，又要善于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随机变化。这一引证和比喻，甚为贴切，具有启迪作用。

　　傅山重视读书和思考，更重视实践探索。对前人的实践经验，必须结合临证实际，进行理解和取舍。其《卖药》一诗写道：“衡尹传汤液，畴箕不见书。想来明晦际，亦事鬼臾区。所以长沙老，相承金匮俱。既无尝药圣，谁是折肱儒？即不千缗也，其能一视欤？真人十六字，老夫一半除。”可将此诗分为前、后两部分，各六句。前六句陈述汤液的发明史。传说商汤之时，厨师出身的宰相伊尹，根据其烹饪经验，首创汤液疗法。但此事不载于《尚书》的《洪范》。此篇记述商纣诸父箕子对周武王陈说的九大治国方略，即所谓“九畴”。尽管汤液疗法不是“九畴”之一，但却不可因此否定这一传说的真实性。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社会文明和医药学尚处于初创时期，一切若明若暗，扑朔迷离。上古黄帝师事鬼臾区，他们谈论、探讨天文、气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所得结论被“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亦未免有些神秘。长沙张仲景继承、发展前人汤液疗法的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又称《金匮玉函经》。表明此书与黄帝、伊尹一脉相承，是汤液疗法的集大成者。读诗至此，可以强烈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黄帝、伊尹、张仲景等前贤的景仰之情，领悟到他对前人实践经验、发明创造的重视之意。接下6句，笔锋一转，表明他对后世医家颇为不满。如果说上述黄帝、伊尹、张仲景等人是“尝药圣”或“折肱儒”，那么后世谁能当此称号呢？相传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谚谓：三折肱始为良医。明清时所谓良医，多指儒医；儒医即良医。所谓“折肱儒”即指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良医。作者引此传说和时谚，意在总结前人，进一步强调临证经验的极端宝贵。以此衡量后世医家，不少人相去甚远。唐初大医、世称真人的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此即后世所传的十六字格言。但有几个能够“一方济之”的呢？即并非每个人的一方均值“千缗”（千金）。既然如此，岂能无分别地均看作良医？以真人十六字作标准，老夫至少把一半世医排除于良医之外。通观全诗，作者反复咏叹的是为救人济世而忘我钻研医术的精神。实际上，这是傅山习医的经验之谈，是借古人的事迹以表露自己的心声。他之所以被晋人称为“医圣”，其奥秘就在于此。在《题〈幼科证治准绳〉》一文中，曾言及其一姚姓外甥，持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一书，求他指示重点，“点定一、二方”，以便应付临证，谋取衣食。傅山则以先秦李醯杀害扁鹊秦越人一事为例，严肃指出：“扁鹊以秦人之爱小儿，即为小儿医。慈和恺悌，便入药王之室。慎无流于恶姿，如李醯也。”“既习此，实无省事之术。但细细读诸论，再从老医口授，自当明解。”这一段话可以作为上述诗意的注脚。傅山看重医术，更强调医德。他总是联系医德谈论医术的学习。既习医，就应当具有爱人、救人之心，老老实实地“细细读诸论”，虚心向“老医”请教，以求“明解”。而不要企图走“省事”的捷径，更不能流于恶姿，像李醯那样，忌恨、杀害医术高于己者。能如此，何愁医术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