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章次公先生为医精神

章次公先生(1903-1959)，名成之，字次公，号之庵，江苏省镇江丹徒人。16岁时就学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勤奋好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主要担任药物学讲师，并先后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救治了不少重危病人。1929年夏，章次公先生与陆渊雷、徐衡之合力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推章太炎先生为院长，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办院方针，是国内第一所正式采取现代医学作为基础的中医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后继人才。1937年，章次公先生开始自设诊所。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成立“上海市中医门诊所”，章次公先生在经营私人诊所同时，参加公家工作，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特约医师兼中医师进修班教师。上世纪50年代，中央纠正原卫生部领导歧视中医的错误，全面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著名中医学家进京任职。1955年冬章次公先生正式赴北京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担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曾两次与毛主席终宵畅谈中医学，被主席称为“难得之高士也”。
    1959年，章次公先生56岁因病早逝，使现在很多中青年医师对他的了解甚少，在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得以对他的人品、文品、医品有了全面的了解，在上个世纪灿若群星的中医前辈中，他的历史地位和学术造诣是无可替代的。他一生为人，坦荡无私，淡泊名利，对病人不计诊金，救死扶伤；对学生关怀备至，情深谊厚；对同道谦逊尊重，光明磊落。本文旨在论述章次公先生胸怀坦荡的为人为事，以鉴今世。
    章次公先生在1937年开始自设诊所，诊所设在顺昌路悦来坊，周边居住的都是穷苦人。章先生诊金收得很低，对很多贫穷者都诊金减半，甚则不收诊金。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因章先生医术精良，又体贴病员，深夜出诊常不取酬，所以就诊病人甚多，有“贫民医生”之誉。
    章次公先生不但对病人常不收诊金，他的住所因是在当时的“下城区”，他每次出诊回到家并不是赚得“盆满钵满”，而往往是身无分文。因为他的黄包车经过弄堂时，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两边的乞讨者。他自己曾经说过：  “人生最苦者莫过于贫病交迫，我想救人才去学医；如想发财，不是可以做商人吗?”
    在学术上，章先生主张效法走方郎中的大众方向——“验、便、廉”。“验”是讲求实际疗效，只要有疗效，哪怕是单方验方也随时可以取用；“便”是取材便利，服用方便。他主张在疗效相等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简便的方法和易办的药品，尤其是可以多用丸剂、散剂；  “廉”是减轻病家的负担。他反对那种迎合有钱人心理的做法，不是无原则的滥用贵重药品，便是处方动辄二三十味，使病家产生“药贱不好，药少不灵”的错觉，无端地加重病家的负担，又浪费了药材，对病人更无裨益，可见章次公先生不图一己私利，处处为病家着想。
    当时上海滩稍具名望的医生收徒，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带教费”，章次公先生则不然，凡志愿到他诊所学习者，不收一分学费。例如他的门人之一姚守诚医师，当时与另一位女同学立意正式拜章先生为师。旧时之风，拜师一定要摆酒席，不光请先生，还要请先生的同道好友，甚至社会要人，所以一桌酒席是不够的。只有这样操办，方显出为师的风光脸面。但姚医师当时经济拮据，只买了一对红蜡烛，从家中带了一条红毡毯，去先生家中，点上红烛，面对先生和师母，在红毡毯上磕了头，就算行了拜师礼。章先生不因循陈规旧习，就以这样简单的仪式，收下了两个女弟子。
    章先生带学生是开放式的，侍诊者既有入门弟子，又有慕名而来的学生甚至同行，抄方学习者，每天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诊室很小，诊疗用的八仙桌不够坐，很多学生只能站着抄方。章先生主张“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所以他的诊室备有体温计、压舌板、血压计、听诊器等检查设备，这在当时的中医诊所是很少见的。病人就诊前，学生除了详询病史，还要替病人量体温，数脉搏、呼吸，将检查结果写在挂号条上。
    他还鼓励学生们提问题，并耐心解答；他也常常提问学生，比如一日，有位痹症患者求诊于章先生，先生问学生张云鹏：《金匮要略》桂枝芍药知母汤，有哪些药物组成?学生虽有所知，但未能背全，遗漏了防风。章先生正言批评说：“《金匮要略》为治疗杂病之典范，桂枝芍药知母汤为《金匮要略》之名方，理应熟记背烂。”学生低头汗颜不已。章先生平日的教学严格，  “逼”得学生们回去赶陕看书，平时就要把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
    章先生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常常接济贫穷的学生。他的门人范行准，在沪开业之初门可罗雀，生活难以维系。他耻于求人，万不得已跑到章先生处，可又难以启齿。先生和师母察觉后，主动问其近况，给予帮助。去的次数多了，范行准实在不好意思再去了。一次寒冬腊月，章先生回家途中邂逅弟子，见其穷困潦倒，立刻翻遍衣袋周济，孰料身无分文，于是二话不说，将自己身穿的一件新裘皮长袍脱下，嘱其拿去典当以救急，自己则只穿单薄长衫。望着老师在寒风中瑟缩的背影，范行准潸然泪下。在章先生的支持下，后来范行准成为我国近现代最著名的中医医史文献学家之一，撰有《中国医学史略》《中国病史新义》等著作。
    章次公先后曾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专科学校、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等多所学校任教，一生学生众多，听课者不下千人，抄方实习者不下二三百人，他常用“弟子不必不如师”鼓励后学。他与门人相处，情深谊厚，亦师亦友，爱护备至；与生徒交往或书信往来，咸以兄弟称道，谦虚之至。
    章次公先生对待同道十分尊重，绝不轻易评论或贬低他人的医术。有些病人，会拿了别的医生所开的处方给他看，假使用药极为对路，并无差错的，他会说明“我的处理意见，和前医相同，因此你不必远道到我这里来，前医能够解决你的疾病。”
    有次一位患者就诊时，拿出宋自清医师开的药方给章先生看，宋医师的诊所就在数门之隔。章先生看后说：  “宋医师的方子很好，用药对呀，让我开方也一样，你把号退了。”当晚宋医师带儿子登门道谢，说：  “以后我要送儿子来跟你学医。”对前医药方稍有更改一二味时，章先生必在处方中写明更改原因，叮嘱病人下次仍到前医处诊治，将更改的处方带去作参考。如果有同道介绍病人来治疗，章先生总是以探讨的口气说明病情，用何种汤方，再让病人回原介绍医生处治疗。这种做法在当时私人开业的医生中殊为少见，在当今社会也闻所未闻，相较今下有些医生开的处方在病历记录册中要么不写明药味，要么不写剂量，让病人和其他同道不得学习，或存着别的心思也不得而知了。所以当时的医生都很敬佩章先生的人品，有些后来成为他的朋友，有的成为学生，如宋自清父子。
    大家都知道，为医者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人，但很少有人有勇气把自己失败的经验告诉别人。章次公先生写过两本病案汇集《道少集》和《立行集》，这二集都收录了他在诊疗中失败的病例，前者引用扁鹊：“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立行集》则除记录平时的医论外，还搜集临诊上不能见效以及失误的病例，以作前车之鉴。章次公先生认为若以对待他人之法，而原谅自己学术上之错误，此必沦为无行之庸医。
    章次公先生是解放前后名扬上海滩的一代名医，在对他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进行研究的时候，体会颇深，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倡导开放的学术风气。当时每个名医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也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医生之间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百家争鸣，互相切磋，私底下又是极好的朋友，绝不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就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攻击，老死不相往来。其二，真正为穷苦病人着想。现在病人看病都要通过电脑挂号，医生无权免去他的挂号费，也无权选择挂号费，一切都是统一的，再者，医生如果开了便宜的药，有的病人倒反而不满意，觉得医生没用心给他看，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已非常严重。其三，鼓励学生超越自己，主张“弟子不必不如师”。当今时代总觉得老中医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对其观点和经验不敢存半点怀疑，这样的学术风气，是不利于中医的传承与发展的。
    综上可知，对海派中医流派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对他们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整理，更应该反观现今中医发展中的弊病，这样的研究才有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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