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详论医道  传写名医

  司马迁，生卒年不详，汉代史学家，承家学任太史令，著《史记》。《史记》中有“扁鹊仓公列传”详尽生动地传写了古代两大名医的事迹，罗列了诸多医案，颇有参考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评赞中，提出了简明精到的医道观，对于后世极有启发。其一，肯定医术的重要，认为“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是疾可已，身可活也。”大意是说：假使明智的人能看透天人间的关系，就能叫优秀的医生充分发挥其能力，人类的疾病便可除去，人类的生命也可大大延长。此论将健康的保证寄于医术，不是系于鬼神运命，自然较为科学。其二，认为医术没有止境：“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意谓人的疾病层出不穷，医术总有所局限。此说也极精审。人类的医疗水平不断进步，许多绝症已成易治之病，却也不断有新的病症出现。近年的“艾滋病”，便是人类新发现的疾病之一。其三，提出著名的“六不治”原则：“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这“六不治”是：l．凭借个人地位主观臆断，不肯遵从医理的人，不能治；2．舍不得花钱请医购药，不能治(按：医药费负担，个人往往难以承受，是个社会问题，应社会统筹)；3．只注意疾病，平时不注意调节衣食的人，不能治(按：养重于治，是我国传统的医疗养生观，颇合现代科学原理)；4．症状不明显，病因难探查的病，不能治(按：现代医学大大发展了，但分科过细，疑难病反而更多了，如铊中毒等怪病，一般医院几乎诊查不出来)；5．病体过弱，无法服药的人，不能治(按：今人发明打针、滴流、鼻饲等方法，可以强行用药了，但一个人如无求生欲望，恐难治好，本条从调动主体意志来看确有道理)；6．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人，不能治(按：近年流行的许多精神疗法、气功疗法，并不科学，许多亦近于巫，却打出“信则灵”的旗号与医学争锋，对迷于此道的人，医术确实不灵)。以上三点论医之见，确乎值得借鉴。

    精析形神  遵从道家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养生问题，认为道家的观点最可取。

    在论各家要指时，司马迁认为：阴阳家关于“序四时之大顺”的看法，不能违背，墨家的“强本节用”，儒家的“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的"正君臣上下下之分”，名家的“正名实”，都是可取之论。而道家最高明,"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就养生来说，司马迁明确认为儒家的主张不能让人长生：“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也就是说，司马迁很重视个人生命，认为个人生命不存，一切功业都谈不上；而个人生命之根本，在于神(精神)与形(肉体)的结合。要想长生，必须安神固形，不可过劳。因此：“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于养生最相宜。

    善处生死  忍辱著书

    司马迁因保证李陵本人不会真心投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对个人来说，是比死还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撰述，忍辱偷生，正确地看待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深情地提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在《报任安书》中更明确提出生命有不同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而自己不肯马上就死，正是为了显示出生命的价值：“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顺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全文引录了《鹏鸟赋》，对贾谊“等生死”的观点深有体会，在评赞中写道：“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既透辟地认识到从宏观看，生与死只是事物的一个变化过程，从本质上没多大分别；同时，又坚持生命的价值，立志完成自身的使命。既达观，又执着，确为悟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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