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养生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糅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祛病延年的必要前提。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即指“养生”．又指“养性”。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前者偏重养生，后者偏重养性。倘若精神驰乱，意识不能专一，势必造成气散身亡。

    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直截了当把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庄子对此更进一层，明确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

    其次，道家养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清静”的养生之道，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老子就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好静而民自正”、“清．静为天下正”．主张只有“清静”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   

    尽管儒．道两家在养生问题上都有趋向与养性、治国相统一的特点，但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学说．它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在儒家那里．治国是居首位的，养生只是治国的派生物：养生在道家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治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

    如果说，在儒家学说中．“养生”与“治国”是通过“养性”这样一种中介物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以“人的生命价值”为首务的道家学说中，“养生”又是如何与“治国”发生联系的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在这中间起了纽带作用。

    因为“道”是自然、社会、人类的本原，所以无论是人或社会都要“依道而行”．都应该回归到“道”所显示出的那种虚无空廓、默默无言、清静恬和的最高境界，如此才能保持永恒。

(如果您认为转载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网站将在收到信息核实后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