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方腹诊的起源与流派形成
核心提示： 腹诊是在中国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而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内容博大，影响深远，其理论依据早在医学典籍《内经》《伤寒杂病论》中就已有了较丰富的阐述。但由于社会及历史等原因，近百年来，中医临床上不太重视腹诊诊
腹诊是在中国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而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内容博大，影响深远，其理论依据早在医学典籍《内经》《伤寒杂病论》中就已有了较丰富的阐述。但由于社会及历史等原因，近百年来，中医临床上不太重视腹诊诊病。相反，从16世纪以来日本就开始提倡腹诊，逐渐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腹诊法，迄今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深受汉方医学重视。本文对有关汉方腹诊文献进行归纳整理，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法的出现
自公元5世纪到16世纪末的一千多年间，中国医药学不断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6世纪末开始，日本进入了深入研究中国医药学，致力本土医学思想创新，使中国医学逐渐呈现一些本土特点。从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开始到江户时代(1603-1868)末期的近三百多年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学为基础，结合日本医学家学术思想、实践经验及当代社会文化因素的独具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
日本汉方医学从十六世纪起开始兴旺发达，逐渐形成了日本汉方三大主要学术流派 。首先出现的是以田代三喜(1465-1544)和曲直濑道三(1507．1 594)为代表的“后世派”，其在学术思想上强调以《 内经》为基础，以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还首创了腹诊术；继而又出现了崇尚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在这两派的争鸣中，又逐渐产生了一个既用古方，又用后世方派的“折衷派”。这些流派的形成与演变揭示了中国医学“日本本土化”的过程，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法由此产生。
日本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的理论体系相同，都源于中国的传统医学。汉方腹诊法受到了当时汉方医学流派学术理论潮流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汉方腹诊流派，并出现了大量腹诊专著。汉方腹诊开始只是用于针灸、推拿中，随着腹诊的广泛应用，经验不断的积累。这些流派是以中国医学中的《内经》《难经》 及 《伤寒杂病论》为渊源，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及心得体会，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腹诊流派。
目前，从学术界公认的流派来看，可分为“难经派”“伤寒派”以及“折衷派”，并以前二者为主。
据大冢敬节报道，日本腹诊有77种专著，其中属“难经派”的36种，属“伤寒派”的36种，“折衷派”的5种。有书名和作者，但未见其书的尚有28种。
随着“古方派”的兴起，日本的腹诊于江户时代才逐渐推广运用于指导临床处方选药，并受到特别重视。
二、日本汉方腹诊的起源
日本汉方腹诊之起源，说法各异。最初，从古代日本平安时代(794—1 192)开始只为针师、按摩女使用，并作为一种“家秘”而避免公开外传。后来，从室町时代(1333—1573)开始，一些禅宗僧侣以此方法治疗病人或缓解病人痛苦，此后，这种腹部治疗方法逐渐发展为早期腹诊，对后代腹部诊断产生了影响。而针师、按摩和僧侣与腹诊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汉方医学对腹诊的应用，约开始于天正年间(1573—1592，相当于中国明代末叶)，另认为是开始于德川时代(1592—1624)。据文献考证，日本腹诊书籍出现最早的是((百腹图说》(内题为“众方规矩秘录百个条”)，此书的序文撰于“庆长七年”(1602)，作者为曲直濑道三(1507—1594)，名正庆、字一溪、通称道三。但另说，此书为其子曲直濑玄朔(1549—1631)所著，因为《 百腹图说》序言中，明确记有“一溪道三著”的记述，且落款时日为“庆长壬寅年春正人日”，庆长七年为1602年，相当于父亲曲直濑道三殁后七年的年号，因此推定此书不是曲直濑道三完稿。据大塬敬节先生考证，先由曲直濑道三开始写稿《 五十腹图说》，然后由下代曲直濑玄朔补充而成《 百腹图说》，由此推定，《百腹图说》作者为曲直濑玄朔。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初，在以曲直濑道三、田代三喜为代表的“后世派”中，出现了腹诊专著。据日本汉方医家考证，《 百腹图说》被认为是传授腹诊者所必宗之书，后世腹诊研究者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
亦有相关文献记载，最初提倡使用腹诊诊疗疾病者为竹田定加(1573—1614)，如日本汉方医家浅田宗伯(1815—1897)著《皇国名医传》记载：“候腹之法，其起久矣。天正庆长年，竹田定加(号阳山)著《 诊腹精要》首倡；其后，松岗意斋和北山道长著《腹诊法》、高井直茂著《 元仙腹诊》、浅井惟寅著《内证诊法》、高村良务著 《腹诊秘传》等，对腹诊均有发挥。”另外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与藤井吉久著《明治前日本医学史》亦记载竹田定加为最初提倡腹诊法者。但汉方医家大冢敬节通过考证，否定竹田定加为日本最早提倡腹诊者，同时认为《诊腹精要》原作者应为竹田定快。根据该书序文，可推定为宣永七年(1706)成书，是竹田定快从某隐士的腹诊书加以删正，又补其缺漏，以此为基础编纂而成的。由此可见，《诊腹精要》 是集该时代之大成的一部腹诊著作，而且在其序言未提到竹田定加是腹诊提倡者。由于此书被浅田宗伯、富士川游误定为竹田定加所著，故有竹田定加为日本倡导腹诊之第一人的说法流传。
亦有学者认为腹诊首倡者为五云子(1588—1660)，《五云子腹诊法》为日本最早之腹诊专著。五云子是一位赴日本加入日籍的中国明朝人。据日本《皇国医事年表》载：“五云子殁于1660年，姓王，字宁，中国福建人，庆安中加入我籍，在长崎行医，后转至奥州秋，更在江户名声大振。”另据《 诊病奇侯》附录《五云子腹诊法》跋：“诊腹之法，唐山反无其说，五云子之于术，岂宿有独得，抑入我籍之后，观我医之伎，就有发明乎。”《 五云子腹诊法》约在1655年完稿，由“腹诊论”“腹诊总论”及“腹诊口诀”三部分组成，其理论所据，主以《难经》之动气学说、肾间动气、命门，同时也涉及李东垣“脾胃学说”理论等。
上述可见日本最早倡导腹诊者，究为何人，其说纷纭，虽然首倡者难以断定，但汉方腹诊法的渊源是从中国医学传入日本后逐渐产生并推广应用的。16世纪末以后出现的各个汉方医学流派促进了汉方腹诊法的创新。
三、日本汉方腹诊的流派
1．难经派腹诊
难经派腹诊形成于江户时代早期，也可以追溯至安土桃山时代(1537—1603)中后期。难经派腹诊最初是由针师所开辟，主要用于针灸诊治。在杉山和一(殁于1694)所著《选针三要集•论谬针第四》中记载有“针师不懂经络，百病皆由腹推测”之说，由此可知初期针师如何运用腹诊诊断疾病。当时的针师将腹部与脐周分区与五脏相配，类似腹部的脉诊，以此诊断“邪气之位置，判断脏腑之虚实，疾病之预后，治疗之方针”(《选针三要集》)。
此派系的腹诊理论根据和方法均以《内经》《难经》为主，故称之为《 内经》 《难经》派腹诊，通称“难经派腹诊”。其派腹诊家的主要特点是以《难经》的《 八难》《十六难》《十八难》《六十六难》 和《 素问•，平人气象论》 《灵枢•外揣》为腹诊之纲要。如《难经•十六难》说：“其病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满闭，溲便难，四肢转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证面赤，口干，善笑，其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畹。有是者，心也，无是者，非也。”《灵枢•外揣》说：“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难经派腹诊家均重视诊察胸腹部动气和强调“肾间动气”，结合脐与脐动的诊法与虚里之动，积与聚的理论来判断疾病的预后转归。关于“肾间动气”的文献，在《 难经》有很多论述，腹诊家对“肾间动气”之定位与诊法，各持己见。如《难经•八难》说：“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问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 难经•六十六难》：“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日原。”难经派医家掘井元仙的著作《腹诊书•据难经以解腹诊之说》阐明了肾间动气，其意义即天所受原气，故经脉、脏腑、呼吸、三焦，均由其所发动，通行内外，且明确其位于脐之下。
德川时代名医森中虚(1669．1746)钻研《 难经》，其名著《意仲玄奥》(1696年成书)说：“肾间动气者，病家脐之上或左或右均诊得。”森中虚将肾间动气扩展之脐周围，根据腹部与五脏相配论述腹诊理论，认为病家脐上或右或左均可发生肾间动气，如脐左动气为肝病，脐右动气为肺病，脐下动气为肾病，中脘动气为脾胃病等。
难经派的代表医家与其代表著作有：竹田定快著《诊腹精要》(1626年完稿，1793年付梓出版)、堀井元仙著《 腹诊书》(1 742)、北上泰安著((北山友松子腹诊秘诀》(1736)、草刈三悦著《腹诊传法》(1706)以及多纪元坚著《诊病奇俊》(1843)等。特别以(《诊病奇俊》为难经派腹诊书之总代表著作，该书作者为多纪元坚(1 795)，他集前人腹诊之大成编辑成书，共有四种版本流传至今，为汉方医家必读之腹诊书。其中，第三种版本由松井子静编于明治21年(1888)译成中文，同年(光绪戊子年)在上海印刷发行，此书是日本第一次向中国输出汉方医书，将日本之腹诊介绍给中医家。此书名为《诊病奇俊》，所谓“奇侅”，据日本医家解释：“由于‘望闻问切’为中医诊断的常法，而腹诊乃四诊外别具一格之术，故名‘奇侅’。”但总的来说，难经派原无方药治疗，仅有诊断之法，目前已衰落，在历史上影响也不大。
2．伤寒派(古方派)腹诊
17世纪初，在日本儒学界产生了复古思潮，汉方医学界也积极主张复古。西方医学也从16世纪末后直接传播日本，到17世纪江户时代形成了“兰学叩’。另一方面，16世纪末的中国以方有执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为先导，有关《伤寒论》 的研究达到高峰，在此影响下，日本从17世纪后期也开始了 《伤寒论》的研究热潮，由此产生的以((伤寒论》为中心内容的医学，被称为“古医学”，其学派被称为“古方派”“伤寒派”以及“经方派”。古方派的特点是崇尚《 伤寒论》 ，注重“实证亲试”和“方证相对”，伤寒派腹诊逐渐受到重视，并推广运用于临床的。
伤寒派腹诊初始于江户时代中期，虽略晚于难经派腹诊，但该派人才辈出，腹诊专著甚多。古方派与日本的(《伤寒论》研究关系密切，随日本(《伤寒论))研究的日益兴盛而发展迅速，成为日本腹诊的主流。此派系腹诊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理论指导，在临证以腹诊为主要诊察方法，依据腹证指导遣方选药的“方证相对”模式，对各种疾病进行辨证施治。在临床上，通过腹诊所获得的腹证与《 伤寒论》《 金匮要略》原文中的腹证进行比较，选符合的原方进行治疗，同时此派还发展了新的腹证，如正中芯、振水音等。
仲景学说是“古方派”医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发扬了按腹以候证之腹诊学术，而后逐渐形成伤寒派腹诊理论体系。仲景学说以外，伤寒派腹诊的诊法与定位也有源于《内经》与《难经》。其论腹诊、腹证之主旨而印证了仲景方证论治为腹证之据和腹诊之定位等。稻叶文礼在其著作《腹证奇览》 序言中说，《内经》中的“诊尺”之论，是将腹诊定位于“自鸠尾至脐一尺”，且《 内经》还论诊腹法而定腹证之论治。如：“病之所根在腹，探以知其壅滞，古谓之‘诊尺’，自鸠尾至脐一尺。”其源于《灵枢•论疾诊尺篇》：“黄帝问于岐伯日：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日：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素问•方盛衰论》：“按脉之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内两旁，则季肋也。”鸠尾至脐中为一尺，其两旁则为季肋之下端也。季者末也，为肋之末。“尺内”，即“尺中”是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尺外以候肾”，脐以上为尺内，脐下为尺外。尺外者指气海、丹田，故候肾。“尺里以候腹”，尺里即尺内也，泛指心下至脐上之间而称腹，尺里皆指腹也，故日候腹。
伤寒派腹诊之代表作为《 腹证奇览》。该书集各家腹诊之精华而编著，作者稻叶克文礼，成书于1800年。书中既论述腹诊之方法，又强调腹证之辨证，并有治疗之方药，更为可贵者，每一方证均附有形象化之腹诊图，该书已成为历代日本腹诊的代表文献，汉方医家之腹诊法多以此为据，运用于临证。
此派的代表医家有名古屋玄医、后藤良山、香川修庵、吉益东洞等。其中，后藤艮山(1659．1733)为此派系之鼻祖，其名著《艮山腹诊图说》为最早的伤寒派著作，在基本四诊外加上了按腹和候背作为六诊。吉益东洞(1702—1773)是伤寒派腹诊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极力主张推广腹诊的应用，被称为日本古汉方派之泰斗。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之“古方派”的崛起，古方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吉益东洞刻苦研精，熟读《 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两书，并注以自己的应用体会，撰成《类聚方》《药徵》 等著作，对汉方医学的影响相当大，甚至成为现今日本汉方医学的主流。他还强调以腹候死生、亲验实证，开创了日本汉方“方证相对”的特色，对现代日本汉方影响巨大，被誉为日本汉方的“豪杰医”。吉益东洞医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万病一毒论”“ 实证亲试”“方证相对”三个方面，对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本草、脉象、五运六气等学说加以坚决彻底的排斥否定。他还否定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气的病因论，倡“万病唯有一毒说”，排斥临床遣方过程具体理论分析，认为只有具体的方证才是真实和需要认真把握的。所以吉益东洞虽貌似复古，实际上却是倡导了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非常接近的实证态度。此外，古方派在处方适应证的把握上，特别重视腹部体征，日本汤本求真所著《 皇汉医学》中曾提到日本汉方学家吉益东洞氏说：“腹者有生之本，百病根焉，故诊病必先诊，外证次之，脉又次之”，失数道明也力倡“外感证从脉诊为主，内伤病以腹诊为主”。
腹诊现已成为汉方医诊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临床各科普遍采用。汉方医家诊腹时非常重视辨胸胁苦满、瘀血、振水音、腹直肌的紧张程度和腹力。为了提高腹诊诊病的准确性与临床可用性、诊断的标准化与客观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结合借助现代科学仪器，观察某腹证的表现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借助热象图、超声波、x线、人工指等现代医学检测技术，逐步实现腹证指标的客观化及腹诊手段的仪器化。
但是，古方派医学一切以实证为本，强调个体临床经验，重视腹诊的实用性与方证相对，反而忽视了其他诊法，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也缺乏认识，导致医学研究上“轻理论，重方术”之风气。因此，以中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汉方医腹诊经验，取长补短，融合二家之长，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加强实验研究，从而实现腹诊理论之系统化、腹诊指标之客观化和腹诊技术之现代化，这才是腹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法的出现
自公元5世纪到16世纪末的一千多年间，中国医药学不断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6世纪末开始，日本进入了深入研究中国医药学，致力本土医学思想创新，使中国医学逐渐呈现一些本土特点。从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开始到江户时代(1603-1868)末期的近三百多年间，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医学为基础，结合日本医学家学术思想、实践经验及当代社会文化因素的独具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
日本汉方医学从十六世纪起开始兴旺发达，逐渐形成了日本汉方三大主要学术流派 。首先出现的是以田代三喜(1465-1544)和曲直濑道三(1507．1 594)为代表的“后世派”，其在学术思想上强调以《 内经》为基础，以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还首创了腹诊术；继而又出现了崇尚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在这两派的争鸣中，又逐渐产生了一个既用古方，又用后世方派的“折衷派”。这些流派的形成与演变揭示了中国医学“日本本土化”的过程，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法由此产生。
日本汉方医学与汉方腹诊的理论体系相同，都源于中国的传统医学。汉方腹诊法受到了当时汉方医学流派学术理论潮流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汉方腹诊流派，并出现了大量腹诊专著。汉方腹诊开始只是用于针灸、推拿中，随着腹诊的广泛应用，经验不断的积累。这些流派是以中国医学中的《内经》《难经》 及 《伤寒杂病论》为渊源，在此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及心得体会，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腹诊流派。
目前，从学术界公认的流派来看，可分为“难经派”“伤寒派”以及“折衷派”，并以前二者为主。
据大冢敬节报道，日本腹诊有77种专著，其中属“难经派”的36种，属“伤寒派”的36种，“折衷派”的5种。有书名和作者，但未见其书的尚有28种。
随着“古方派”的兴起，日本的腹诊于江户时代才逐渐推广运用于指导临床处方选药，并受到特别重视。
二、日本汉方腹诊的起源
日本汉方腹诊之起源，说法各异。最初，从古代日本平安时代(794—1 192)开始只为针师、按摩女使用，并作为一种“家秘”而避免公开外传。后来，从室町时代(1333—1573)开始，一些禅宗僧侣以此方法治疗病人或缓解病人痛苦，此后，这种腹部治疗方法逐渐发展为早期腹诊，对后代腹部诊断产生了影响。而针师、按摩和僧侣与腹诊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汉方医学对腹诊的应用，约开始于天正年间(1573—1592，相当于中国明代末叶)，另认为是开始于德川时代(1592—1624)。据文献考证，日本腹诊书籍出现最早的是((百腹图说》(内题为“众方规矩秘录百个条”)，此书的序文撰于“庆长七年”(1602)，作者为曲直濑道三(1507—1594)，名正庆、字一溪、通称道三。但另说，此书为其子曲直濑玄朔(1549—1631)所著，因为《 百腹图说》序言中，明确记有“一溪道三著”的记述，且落款时日为“庆长壬寅年春正人日”，庆长七年为1602年，相当于父亲曲直濑道三殁后七年的年号，因此推定此书不是曲直濑道三完稿。据大塬敬节先生考证，先由曲直濑道三开始写稿《 五十腹图说》，然后由下代曲直濑玄朔补充而成《 百腹图说》，由此推定，《百腹图说》作者为曲直濑玄朔。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初，在以曲直濑道三、田代三喜为代表的“后世派”中，出现了腹诊专著。据日本汉方医家考证，《 百腹图说》被认为是传授腹诊者所必宗之书，后世腹诊研究者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
亦有相关文献记载，最初提倡使用腹诊诊疗疾病者为竹田定加(1573—1614)，如日本汉方医家浅田宗伯(1815—1897)著《皇国名医传》记载：“候腹之法，其起久矣。天正庆长年，竹田定加(号阳山)著《 诊腹精要》首倡；其后，松岗意斋和北山道长著《腹诊法》、高井直茂著《 元仙腹诊》、浅井惟寅著《内证诊法》、高村良务著 《腹诊秘传》等，对腹诊均有发挥。”另外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与藤井吉久著《明治前日本医学史》亦记载竹田定加为最初提倡腹诊法者。但汉方医家大冢敬节通过考证，否定竹田定加为日本最早提倡腹诊者，同时认为《诊腹精要》原作者应为竹田定快。根据该书序文，可推定为宣永七年(1706)成书，是竹田定快从某隐士的腹诊书加以删正，又补其缺漏，以此为基础编纂而成的。由此可见，《诊腹精要》 是集该时代之大成的一部腹诊著作，而且在其序言未提到竹田定加是腹诊提倡者。由于此书被浅田宗伯、富士川游误定为竹田定加所著，故有竹田定加为日本倡导腹诊之第一人的说法流传。
亦有学者认为腹诊首倡者为五云子(1588—1660)，《五云子腹诊法》为日本最早之腹诊专著。五云子是一位赴日本加入日籍的中国明朝人。据日本《皇国医事年表》载：“五云子殁于1660年，姓王，字宁，中国福建人，庆安中加入我籍，在长崎行医，后转至奥州秋，更在江户名声大振。”另据《 诊病奇侯》附录《五云子腹诊法》跋：“诊腹之法，唐山反无其说，五云子之于术，岂宿有独得，抑入我籍之后，观我医之伎，就有发明乎。”《 五云子腹诊法》约在1655年完稿，由“腹诊论”“腹诊总论”及“腹诊口诀”三部分组成，其理论所据，主以《难经》之动气学说、肾间动气、命门，同时也涉及李东垣“脾胃学说”理论等。
上述可见日本最早倡导腹诊者，究为何人，其说纷纭，虽然首倡者难以断定，但汉方腹诊法的渊源是从中国医学传入日本后逐渐产生并推广应用的。16世纪末以后出现的各个汉方医学流派促进了汉方腹诊法的创新。
三、日本汉方腹诊的流派
1．难经派腹诊
难经派腹诊形成于江户时代早期，也可以追溯至安土桃山时代(1537—1603)中后期。难经派腹诊最初是由针师所开辟，主要用于针灸诊治。在杉山和一(殁于1694)所著《选针三要集•论谬针第四》中记载有“针师不懂经络，百病皆由腹推测”之说，由此可知初期针师如何运用腹诊诊断疾病。当时的针师将腹部与脐周分区与五脏相配，类似腹部的脉诊，以此诊断“邪气之位置，判断脏腑之虚实，疾病之预后，治疗之方针”(《选针三要集》)。
此派系的腹诊理论根据和方法均以《内经》《难经》为主，故称之为《 内经》 《难经》派腹诊，通称“难经派腹诊”。其派腹诊家的主要特点是以《难经》的《 八难》《十六难》《十八难》《六十六难》 和《 素问•，平人气象论》 《灵枢•外揣》为腹诊之纲要。如《难经•十六难》说：“其病为之奈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满闭，溲便难，四肢转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证面赤，口干，善笑，其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畹。有是者，心也，无是者，非也。”《灵枢•外揣》说：“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难经派腹诊家均重视诊察胸腹部动气和强调“肾间动气”，结合脐与脐动的诊法与虚里之动，积与聚的理论来判断疾病的预后转归。关于“肾间动气”的文献，在《 难经》有很多论述，腹诊家对“肾间动气”之定位与诊法，各持己见。如《难经•八难》说：“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问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 难经•六十六难》：“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日原。”难经派医家掘井元仙的著作《腹诊书•据难经以解腹诊之说》阐明了肾间动气，其意义即天所受原气，故经脉、脏腑、呼吸、三焦，均由其所发动，通行内外，且明确其位于脐之下。
德川时代名医森中虚(1669．1746)钻研《 难经》，其名著《意仲玄奥》(1696年成书)说：“肾间动气者，病家脐之上或左或右均诊得。”森中虚将肾间动气扩展之脐周围，根据腹部与五脏相配论述腹诊理论，认为病家脐上或右或左均可发生肾间动气，如脐左动气为肝病，脐右动气为肺病，脐下动气为肾病，中脘动气为脾胃病等。
难经派的代表医家与其代表著作有：竹田定快著《诊腹精要》(1626年完稿，1793年付梓出版)、堀井元仙著《 腹诊书》(1 742)、北上泰安著((北山友松子腹诊秘诀》(1736)、草刈三悦著《腹诊传法》(1706)以及多纪元坚著《诊病奇俊》(1843)等。特别以(《诊病奇俊》为难经派腹诊书之总代表著作，该书作者为多纪元坚(1 795)，他集前人腹诊之大成编辑成书，共有四种版本流传至今，为汉方医家必读之腹诊书。其中，第三种版本由松井子静编于明治21年(1888)译成中文，同年(光绪戊子年)在上海印刷发行，此书是日本第一次向中国输出汉方医书，将日本之腹诊介绍给中医家。此书名为《诊病奇俊》，所谓“奇侅”，据日本医家解释：“由于‘望闻问切’为中医诊断的常法，而腹诊乃四诊外别具一格之术，故名‘奇侅’。”但总的来说，难经派原无方药治疗，仅有诊断之法，目前已衰落，在历史上影响也不大。
2．伤寒派(古方派)腹诊
17世纪初，在日本儒学界产生了复古思潮，汉方医学界也积极主张复古。西方医学也从16世纪末后直接传播日本，到17世纪江户时代形成了“兰学叩’。另一方面，16世纪末的中国以方有执为代表的“错简重订派”为先导，有关《伤寒论》 的研究达到高峰，在此影响下，日本从17世纪后期也开始了 《伤寒论》的研究热潮，由此产生的以((伤寒论》为中心内容的医学，被称为“古医学”，其学派被称为“古方派”“伤寒派”以及“经方派”。古方派的特点是崇尚《 伤寒论》 ，注重“实证亲试”和“方证相对”，伤寒派腹诊逐渐受到重视，并推广运用于临床的。
伤寒派腹诊初始于江户时代中期，虽略晚于难经派腹诊，但该派人才辈出，腹诊专著甚多。古方派与日本的(《伤寒论》研究关系密切，随日本(《伤寒论))研究的日益兴盛而发展迅速，成为日本腹诊的主流。此派系腹诊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理论指导，在临证以腹诊为主要诊察方法，依据腹证指导遣方选药的“方证相对”模式，对各种疾病进行辨证施治。在临床上，通过腹诊所获得的腹证与《 伤寒论》《 金匮要略》原文中的腹证进行比较，选符合的原方进行治疗，同时此派还发展了新的腹证，如正中芯、振水音等。
仲景学说是“古方派”医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发扬了按腹以候证之腹诊学术，而后逐渐形成伤寒派腹诊理论体系。仲景学说以外，伤寒派腹诊的诊法与定位也有源于《内经》与《难经》。其论腹诊、腹证之主旨而印证了仲景方证论治为腹证之据和腹诊之定位等。稻叶文礼在其著作《腹证奇览》 序言中说，《内经》中的“诊尺”之论，是将腹诊定位于“自鸠尾至脐一尺”，且《 内经》还论诊腹法而定腹证之论治。如：“病之所根在腹，探以知其壅滞，古谓之‘诊尺’，自鸠尾至脐一尺。”其源于《灵枢•论疾诊尺篇》：“黄帝问于岐伯日：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日：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素问•方盛衰论》：“按脉之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内两旁，则季肋也。”鸠尾至脐中为一尺，其两旁则为季肋之下端也。季者末也，为肋之末。“尺内”，即“尺中”是也。 《素问•脉要精微论》：“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尺外以候肾”，脐以上为尺内，脐下为尺外。尺外者指气海、丹田，故候肾。“尺里以候腹”，尺里即尺内也，泛指心下至脐上之间而称腹，尺里皆指腹也，故日候腹。
伤寒派腹诊之代表作为《 腹证奇览》。该书集各家腹诊之精华而编著，作者稻叶克文礼，成书于1800年。书中既论述腹诊之方法，又强调腹证之辨证，并有治疗之方药，更为可贵者，每一方证均附有形象化之腹诊图，该书已成为历代日本腹诊的代表文献，汉方医家之腹诊法多以此为据，运用于临证。
此派的代表医家有名古屋玄医、后藤良山、香川修庵、吉益东洞等。其中，后藤艮山(1659．1733)为此派系之鼻祖，其名著《艮山腹诊图说》为最早的伤寒派著作，在基本四诊外加上了按腹和候背作为六诊。吉益东洞(1702—1773)是伤寒派腹诊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极力主张推广腹诊的应用，被称为日本古汉方派之泰斗。由于以吉益东洞为代表之“古方派”的崛起，古方派腹诊的影响日益扩大，方法也更加全面。吉益东洞刻苦研精，熟读《 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两书，并注以自己的应用体会，撰成《类聚方》《药徵》 等著作，对汉方医学的影响相当大，甚至成为现今日本汉方医学的主流。他还强调以腹候死生、亲验实证，开创了日本汉方“方证相对”的特色，对现代日本汉方影响巨大，被誉为日本汉方的“豪杰医”。吉益东洞医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万病一毒论”“ 实证亲试”“方证相对”三个方面，对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本草、脉象、五运六气等学说加以坚决彻底的排斥否定。他还否定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气的病因论，倡“万病唯有一毒说”，排斥临床遣方过程具体理论分析，认为只有具体的方证才是真实和需要认真把握的。所以吉益东洞虽貌似复古，实际上却是倡导了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非常接近的实证态度。此外，古方派在处方适应证的把握上，特别重视腹部体征，日本汤本求真所著《 皇汉医学》中曾提到日本汉方学家吉益东洞氏说：“腹者有生之本，百病根焉，故诊病必先诊，外证次之，脉又次之”，失数道明也力倡“外感证从脉诊为主，内伤病以腹诊为主”。
腹诊现已成为汉方医诊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临床各科普遍采用。汉方医家诊腹时非常重视辨胸胁苦满、瘀血、振水音、腹直肌的紧张程度和腹力。为了提高腹诊诊病的准确性与临床可用性、诊断的标准化与客观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结合借助现代科学仪器，观察某腹证的表现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借助热象图、超声波、x线、人工指等现代医学检测技术，逐步实现腹证指标的客观化及腹诊手段的仪器化。
但是，古方派医学一切以实证为本，强调个体临床经验，重视腹诊的实用性与方证相对，反而忽视了其他诊法，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也缺乏认识，导致医学研究上“轻理论，重方术”之风气。因此，以中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汉方医腹诊经验，取长补短，融合二家之长，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加强实验研究，从而实现腹诊理论之系统化、腹诊指标之客观化和腹诊技术之现代化，这才是腹诊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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