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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药学称为“岐黄医学”的由来

  • 来源: 作者: 时间:2018-09-12 09:51:09
  • 核心提示:《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于《史记》(公元前91年底~90年初)之后,《七略》(公元前6年)之前,全书主要是以黄帝与岐伯等6位属臣问对方式,探讨了医药学知识,自此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传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于《史记》(公元前91年底~90年初)之后,《七略》(公元前6年)之前,全书主要是以黄帝与岐伯等6位属臣问对方式,探讨了医药学知识,自此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经过笔者认真研习之后发现,其中传载的医学知识与其成编之前文献所传载的相关内容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三者所涉的“养生”,以及《史记》以29例“诊籍”资料为素材而编撰的“扁鹊仓公列传”内容较为集中外,其他有关生命科学知识则完全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分散在各相关论题的字里行间,而《内经》则是在专事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整理、编撰的。虽然《内经》162篇医学文献各有相异的论题重点,但都是围绕着生命科学知识体系这一主旨而集中撰述的,正因为如此,才将其称之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是中医药学的奠基之作。

    《内经》的成书和具体内容形成的背景十分复杂,此处权且从托名的黄帝及其6位属臣之间的问对,从文献学的角度分析岐伯等人对《内经》理论建构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中窥视后世将《内经》缔造的中医药学称为“岐黄医学”的理由。

    属臣在《内经》中的出现频次

    《内经》基本资料的总计显示:黄帝与伯高讨论的篇章计10篇,仅见于《灵枢》,占81篇的12.35%,占《内经》162篇的6.17%;黄帝与少俞讨论的篇章仅见于《灵枢》的4篇,占4.94%,占《内经》162篇的2.47%;黄帝与少师讨论的篇章仅见于《灵枢》的4篇,其中有一篇为少师与岐伯并见,占其中的4.94%,占《内经》162篇的2.47%;黄帝与雷公讨论的篇章总计11篇,占《内经》162篇的6.79%,其中《灵枢》有4篇,占4.94%,有一篇雷公与岐伯互见,《素问》有7篇,占8.64%;黄帝与鬼臾区讨论的篇章有2篇,其中有一篇是与岐伯共同与黄帝讨论运气知识,占《素问》81篇的2.47%,占《内经》162篇的1.23%;《灵枢》《素问》中只有知识陈述而无君臣问对的篇论合计26篇(含2个遗篇),占《内经》162篇的16.05%。

    上述五位属臣共计57篇,分别有3人3篇是和岐伯共同与黄帝问对,所以无岐伯的篇章只有54篇。若就涉及岐伯的文献而言,只有108篇(不含《素问》2遗篇),占《内经》162篇的66.67%。

    属臣对《内经》理论建构的贡献

    《内经》生命科学理论的建构有其复杂的因素,此处仅从六位属臣参与相关知识的讨论,并结合相关篇论的具体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分别探寻岐伯,以及伯高、少俞、少师、雷公、鬼臾区对《内经》理论形成的贡献。对于直接陈述而无君臣问对的26篇(含2个遗篇)文献,则不作为学术观点的统计。

    伯高对《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

    对体质的研究 《灵枢·寿夭刚柔》讨论了如何通过观察人体形态的缓急、气血的盛衰、性格的刚暴、体质的强弱,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平衡协调,从而进一步推论其人生命的寿夭。并同时指出病人体质不同、病情不同、病程长短不同,在治疗上亦应有刺法三变、火针、药熨等不同方法。《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则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理论,按照人的禀赋不同,将人的形体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又根据五音太少,阴阳属性,以及手足三阳经的左右上下,气血多少之差异再推理,演绎成五类,于是分出五五二十五种人的各自不同的体质类型。

    对营卫之气的研究 《灵枢·卫气行》篇论述了卫气在人体运行的概况,以及卫气运行与针刺的关系,将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灵枢·营卫生会》)的观点予以落实,成为后世遵循的依据。《灵枢·邪客》以失眠为例,论述了卫气、营气、宗气的运行规律和功能。

    论述刺法 刺法知识是伯高与黄帝讨论的重要内容,在其参与医学知识建构的10篇文献中就有7篇与刺治内容有关。《灵枢·寿夭刚柔》中指出,由于病人体质不同、病情不同、病程长短不同,因而在治疗上应采用刺法三变、火针、药熨等不同方法。《灵枢·逆顺》论述了人体之气有逆顺,针刺有逆顺,时机上的逆顺,即宜用针时而不用针则为逆,宜用针时即用针为顺。以及刺法上的逆顺,如脉盛为邪实,用补法为逆,用泻法则为顺。

    总之刺法是以调和气血为主,运用针刺治疗疾病时,必须先明确二十五种类型人的血气脉理,形体特征所表现的左右上下,详细辨别其邪正虚实,正确地进行辨证施治,因人制宜,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灵枢·阴阳二十五人》)。

    解剖知识的应用 《灵枢·骨度》中,用骨骼的长短度数为基准,以测知脏腑的大小、经脉的长短,为针灸循经取穴提供了依据。《灵枢·肠胃》篇中,以古代解剖学为基础,较详细地记述了各消化器官的名称和解剖学特点。《灵枢·平人绝谷》中,提供了肠胃各部分的长度、大小、容量等解剖学数据,与《灵枢·肠胃》所载大体一致,是研究古代解剖学的重要资料。还讨论正常人断绝食物后的生理病理变化以及肠胃吸收功能的有关知识。

    少俞对《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

    少俞参与讨论的篇论中有3篇内容谈论体质知识及其具体应用。

    《灵枢·五变》则以风厥、消瘅、寒热、痹、积聚等五种病变为例,论证疾病的发生、变化与人体的骨节、肌肉、皮肤、腠理的坚固与否有关,肯定了病因、发病、病变与体质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因形而生病”的体质发病说。《灵枢·论勇》讨论了勇怯的形成原因、勇怯的体质特征和性格表现及其对四时邪气、疼痛的反应,并说明了其在诊断、治疗上的意义,又从体质和发病、体质与邪气易感性,疼痛耐受性、药物的耐受性与体质的关系(《灵枢·论痛》)作了论述。

    在《灵枢·五味论》中,专论五味和五脏的关系。五味能养五脏,同时五味能伤五脏,从而引起各种病证。论述了“五味入口,各有所走;五味偏嗜,各有所病;五味所伤病证的病机”的重要内容。

    少师对《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

    少师参与《内经》生命科学知识理论建构的内容主要是体质方面的贡献。

    《灵枢·寿夭刚柔》篇,是少师、伯高与黄帝共同讨论,如何通过观察人体形态的缓急、气血的盛衰、性格的刚暴、体质的强弱,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平衡协调,从而进一步推论其人生命的寿夭。并同时指出病人体质不同、病情不同、病程长短不同,在治疗上亦应有刺法三变、火针、药熨等不同方法等内容。而《灵枢·通天》则从天人相应的观点出发,根据体质禀赋之阴阳盛衰,把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等五种形态类型,认为人的性格、品质、形态、体质等都与这五种类型有关,并提出相应的针刺治法原则。

    在人发声机制方面的贡献,认为人的发声是由于喉咙、会厌、口唇、悬雍垂、颃颡、横骨、舌的协同作用下产生的,《灵枢·忧恚无言》是以失音病证为例,叙及人体发声机理以及发声与情绪、与感邪的关系。

    另外在天人合一理念之下,探求天时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灵枢·岁露论》则记载了少师、岐伯共同与黄帝就如何通过观察岁首的天气变化,预测一年四季不正常的风雨侵害人体的发病规律等内容。

    雷公对《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

    通过对这些篇论内容的分析,雷公对《内经》的贡献主要有:

    经络 如果从经络结构的主要架构言之,雷公是《内经》经络理论建构的主要贡献者。因为《灵枢·经脉》,就对十二经脉的名称、循行路线、病证、治则及诊断,作了详尽深刻的论述,同时对经脉气绝证,经脉与络脉的区别和十五别络的名称、循行、病证作了论述,这些内容是经络理论的基本架构和主要元素,是《内经》建构经络理论的核心文献,给予了该知识板块以顶层设计和基本架构。认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强调这些理论是从业者必备的知识储备。

    诊法 依据雷公提供的文献分析,其对《内经》诊法理论建构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五色诊法。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灵枢·五色》篇,该篇全面叙述了颜面部位的名称、脏腑肢节在颜面的望色部位及察色要点、五色主病,认为通过望色可以判断疾病的性质、部位、间甚、转归及生死预后。这些内容成为后世乃至今日中医望色诊病的臬圭和准绳。

    二是人迎寸口合参诊法。此种诊脉方法在《内经》应用的极为普遍,其诊病原理为“人迎以候阳,寸口以候阴”(《灵枢·四时气》)。阳指诸阳经及六腑之病;阴指诸阴经及五脏病证。其基本思想是阳经有病,人迎脉异常,寸口脉则属正常,此时寸口脉作为人迎病脉的参照对象;反之,阳经有病,寸口脉异常,人迎脉为寸口病脉的参照对象。此处就在这一诊脉原理指导下进行论脉诊病的。并且将人迎、寸口各部脉象变化分别予以三级量化(《灵枢·禁服》),还将此诊脉方法应用到十二经脉病证的具体诊断辨证并指导临证的针刺治疗(《灵枢·经脉》)。

    刺法 一是制定针灸从业者的相关知识结构:通晓阴阳五行,四时八风;须知脏腑部位和表里关系;明于四海和荥输;通晓四时六气之变;通晓天时的宜忌;用针之要,无忘其神(《灵枢·官能》);要谨察经脉的循行;要审察脏腑生理病理变化,辨清病位和病性之虚实寒热;要审察卫气的盛衰,掌握外感病发生的根源(《灵枢·禁服》)等。

    二是制定针刺治法。如“盛则写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经脉》);以及“盛则徒写之,虚则徒补之,紧则灸刺且饮药,陷下则徒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禁服》)。

    三是具体针刺手法。如疾徐针法、捻转针法、开合针法、迎随针法、逆从针法、缪刺针法、灸法(《灵枢·官能》),以及针刺、艾灸、内服药物综合治疗的方法(《灵枢·禁服》)等。

    四是医药知识的传授。雷公对《内经》医药知识的传授贡献显著。专门讲述了针灸医生应该具备的学识水平,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以及培养这种技能的教学方法,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灵枢·官能》)。在具体教学方法方面,以“三阳(太阳经)”为例,引出了“诵、解、别、明、彰”读经“五字真言”;介绍了“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的“三掌握”的学习方法(《素问·著至教论》)。以肾、肺、脾病具体脉象、症状、和治法为例,运用了临床案例教学方法,示范了如何将“从容”“比类”的方法运用于临床(《素问·示从容论》)。还列举因业务不精而发生的“五过”“四失”等负面作用,应用了“问题导入式”讲述的方法,开辟了知识传授的新模式(《素问》的《疏五过论》《徵四失论》)。

    鬼臾区对《内经》五运六气理论建构的贡献

    黄帝与鬼臾区讨论的篇章有《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五运行大论》2篇,后者是与岐伯一同与黄帝讨论运气知识。

    岐伯对《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贡献

    若论岐伯对《内经》学术理论的贡献,诚如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说的“昔黄帝……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依据涉及岐伯的108篇文献的内容分析,几乎囊括了《内经》所涉猎的全部内容。

    有关岐伯的文献是《内经》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全面地将秦汉时期的哲学理论作为理论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灵魂和中枢,并贯穿于该知识领域的各个层面。岐伯也是第一次应用生命科学知识,全面地诠释并丰富了秦汉时期的哲学理论及其内涵。自此也就确立了中医药学发展的运行轨迹和基本走向。

    精气理论 岐伯提供的相关文献在全面接受春秋战国时期有关精气哲学概念的基础上,用以阐发生命科学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具有《内经》特色的精气理论。如用精气概念表述相关的自然现象、人体的生理机能、人体病理反映。可见,古代哲学中的精气理论为《内经》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说理依据。因此,精气理论是《内经》哲学和医学理论的基石。

    阴阳理论 属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是研究阴阳的概念内涵及其变化规律,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古代哲学理论,是古人认识宇宙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岐伯等人在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为代表的篇论中,全面运用了阴阳这一哲学概念及相关理论,用于揭示与人体生命相关事物或生命活动本身的奥秘,形成了独特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模式,并渗透于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五行理论 五行的初始概念是指一年五季气候周而复始的以行变化。该理论是研究五行的概念内涵、特性、事物五行属性归类及其相互关系,并用以解释宇宙万物之间广泛联系的古代哲学理论,是古人认识宇宙万物相互联系,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岐伯等人在以《素问》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论构建其医学理论时,全面运用了五行哲学概念及相关理论,阐述与人体生命相关事物或生命活动本身的奥秘、构建医学理论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说明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乃至药物的性味、五腧穴及其应用等医学问题,为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哲学基础。

    神的概念 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范畴和命题,用阴阳概念所表达的客观事物固有规律是神范畴的基本内核。岐伯等人在《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虽然是以研究人类生命规律及其现象为主旨的医学典籍,但其传载的医学内容全方位地吸纳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神的科学内涵与合理内核而予以系统地展示,并且揭示了神与阴阳、与五行、与气、与道等重要范围的关系。岐伯等人所论之神大体分为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大支系。其中人文社科支系之神有民族信仰、宗教崇拜、人类对某些可感知的状态、某些超常非凡的才能、效果,或者技艺以及具有此类本领的人等方面的评价;自然科学支系之神又有自然界万事万物固有的变化规律和人类生命规律两大分支。其中,神所表达的人类生命规律又有生命总规律(即广义神)、人体自身调控制律和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规律(即狭义神),以及神所表达生命规律在临床诊治疾病中的应用等。然而这一切论神的内容,都是在神是以阴阳概念所表达的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理念的指导下展开论述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灵枢·本神》等篇。

    至于岐伯等人在上述哲学理念的助益下所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具体内容有藏象学说,如《素问》的《灵兰秘典轮》《六节藏象论》《五脏别论》,以及《灵枢·本脏》等;有精气血津液理论,如《灵枢》的《营卫生会》《五癃津液别》《决气》等;有经络理论,如《灵枢》的《经脉》《经别》《经水》《经筋》,《素问·皮部论》等;有病因与发病理论,如《灵枢·百病始生》等;有病机理论,如《素问》的《玉机真脏论》《通评虚实论》《至真要大论》等;有病证理论,有治则治法理论,有五运六气理论,养生理论等。这些内容自此就成为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源头和根基。

    可以看出,在黄帝的六位臣属中,唯岐伯所涉的篇论最多,所论的相关理论最为深刻,也相对要周全的多,所以说岐伯于《内经》理论形成的贡献也最大,这恐怕是后人将《内经》缔造的中医药学又称为“岐黄医学”最主要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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