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立：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核心提示：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关系到21世纪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战略的一件大事。 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关系到21世纪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战略的一件大事。
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这么一个专业委员会，表明了中国哲学界，至少是中国哲学史界同仁的鲜明态度，不但明确地支持中医事业的存在，而且要为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持和哲学理论支持。
从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发展来说，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黄帝内经》是中医哲学的原典，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过去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就是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而疏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没有很高明的自然哲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等都很发达，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就拿中国医学对人体的研究，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对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的研究来说，几千年来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祛病延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过去对中医哲学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没有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都继承下来。“尽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很可悲的，现在某些人对中医的取消主义态度确实很值得反省。
实际上，不仅中医哲学探讨的天人关系、阴阳理论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特别是它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特点和独特价值的具体角度，比如要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去学习中医哲学。另外，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也可以从中医哲学研究中开辟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界都应该加强对中医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研究和发展中医哲学方面更加积极有为一些，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传承，二是要改革，三是要创新。这几个方面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通力合作，做大量具体的扎实的工作，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变中医被边缘化的状况。中医哲学研究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自然是分不开的，但它可以用正确的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恰当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促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样定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任务和目标整体的艰巨性，同时也不丧失信心。
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传承，把先哲给我们留下来的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传于后世，丰富人类科学文明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宝库。有人说国学文献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医典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比例，但数量相当大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文献典籍不仅要精心保存，而且要有人读得懂，有人整理研究，有人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代阐释，有人做今译和普及工作，有人译成外文对外传播，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中医哲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目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少了，而培养这类人才主要靠中医院校。
其次是改革，主要是改革重西医、轻中医的不合理的中国医学体系和医药管理体制，包括经费投入和事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包括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以落实基本国策的精神去进行改革。改革中涉及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仅靠中医哲学研究还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首先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以及某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要落实中央“并重”的方针，改变长期形成的中西医严重失衡的状况当然很不容易，有大量的改革工作需要去做。改革之难还在于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方文化、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片面的科学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很不容易，中医的目前处境只是这种观念横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因此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开展中医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服务，为促进人类的自然健康服务，所以在继承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发展，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事实上，中医“悟道”的思维方式虽然有重视系统整体的优点，但是也有素朴性、直观性、个体经验性等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吸纳西医重实证、重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克服笼统直观的毛病，在分析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综合和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对“道”的更深刻透彻的体认。可以说，这是一条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既不丧失主体性又能有效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一条综合创新、会通以求超胜的道路，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和必由之路。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是中央的方针和基本国策，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与中央方针、基本国策是完全一致的，不管道路多么艰难和漫长，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完成传承、改革和创新的任务，所有有志于振兴中医事业的同志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要携起手来，团结奋斗。更扩大些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要结成联盟，这两支力量要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今天，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和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为核心，多个单位学者参与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再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期待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成果，不仅在中医哲学研究方面，而且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这么一个专业委员会，表明了中国哲学界，至少是中国哲学史界同仁的鲜明态度，不但明确地支持中医事业的存在，而且要为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持和哲学理论支持。
从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发展来说，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黄帝内经》是中医哲学的原典，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过去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就是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而疏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没有很高明的自然哲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等都很发达，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就拿中国医学对人体的研究，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对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的研究来说，几千年来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祛病延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过去对中医哲学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没有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都继承下来。“尽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很可悲的，现在某些人对中医的取消主义态度确实很值得反省。
实际上，不仅中医哲学探讨的天人关系、阴阳理论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特别是它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特点和独特价值的具体角度，比如要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去学习中医哲学。另外，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也可以从中医哲学研究中开辟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界都应该加强对中医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研究和发展中医哲学方面更加积极有为一些，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传承，二是要改革，三是要创新。这几个方面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通力合作，做大量具体的扎实的工作，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变中医被边缘化的状况。中医哲学研究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自然是分不开的，但它可以用正确的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恰当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促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样定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任务和目标整体的艰巨性，同时也不丧失信心。
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传承，把先哲给我们留下来的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传于后世，丰富人类科学文明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宝库。有人说国学文献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医典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比例，但数量相当大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文献典籍不仅要精心保存，而且要有人读得懂，有人整理研究，有人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代阐释，有人做今译和普及工作，有人译成外文对外传播，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中医哲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目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少了，而培养这类人才主要靠中医院校。
其次是改革，主要是改革重西医、轻中医的不合理的中国医学体系和医药管理体制，包括经费投入和事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包括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以落实基本国策的精神去进行改革。改革中涉及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仅靠中医哲学研究还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首先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以及某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要落实中央“并重”的方针，改变长期形成的中西医严重失衡的状况当然很不容易，有大量的改革工作需要去做。改革之难还在于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方文化、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片面的科学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很不容易，中医的目前处境只是这种观念横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因此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开展中医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服务，为促进人类的自然健康服务，所以在继承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发展，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事实上，中医“悟道”的思维方式虽然有重视系统整体的优点，但是也有素朴性、直观性、个体经验性等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吸纳西医重实证、重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克服笼统直观的毛病，在分析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综合和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对“道”的更深刻透彻的体认。可以说，这是一条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既不丧失主体性又能有效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一条综合创新、会通以求超胜的道路，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和必由之路。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是中央的方针和基本国策，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与中央方针、基本国策是完全一致的，不管道路多么艰难和漫长，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完成传承、改革和创新的任务，所有有志于振兴中医事业的同志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要携起手来，团结奋斗。更扩大些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要结成联盟，这两支力量要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今天，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和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为核心，多个单位学者参与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再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期待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成果，不仅在中医哲学研究方面，而且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方克立教授，1938年出生，湖南省湘潭县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任教，二十余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主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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