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医药学科的负面影响探微

当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车辙驶入到20、21世纪时候，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人类科学技术地日新月异。这种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物质科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地球系统科学领域、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生物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领域等。这些方方面面科学技术地发展，使得人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发展平台。但高科技发展也带给我们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的物化和异化以及价值理论观念的改变等。因此，科学技术发展具有明显的“双刃剑”特性。 随着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认知科学、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双刃剑”同样使服务于人身心和身体健康的医学领域发展的本质受到严重地冲击和负面影响。在当今医学领域的格局中并存发展的有传统医学体系和现代医学体系，而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冲击最大地莫过于与现代医学有着千差万别的中华民族医药学(中医药学)。纵观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此背景下的中医药学，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药学科在当代科学技术所武装的现代医学压境下，其固有的理论体系、诊察体系和治疗体系都受到了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不同程度地扼杀。兹就这三个方面予以浅析，以求产生共识而谋求如何合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来发展中医药学科。 l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扭变和异化 哲学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既定在一定的社会以及当时科学技术大的背景下而逐渐发展和完善。产生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药学(《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体系)，正是在当时特有的辩证法思想、朴素的唯物论的科学以及本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学仁爱思想的背景下，沿着中华古代文明精髓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思想渐渐趋于成熟和完善：元气论、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这些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说理工具一一被合理、有机地引入当时的医学雏形，而逐渐成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这种理论体系的框架在随着中国历代社会的更替和当时的科学技术而更加丰满和完善。如东汉时期《伤寒杂病论》的问世；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明朝时期《本草纲目》的落成以及清代的温病学说的兴起等，这些划时代的医学科技成果在当时无一不是处于最文明和最先进的，同样这些科技成果无一不是遵循中医药学固有的理论体系而产生的。洋洋中华五千年历史和中医药学近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医药学认识个体和自然界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并且具有其独特性和先进性。 但随着历史车轮地前进、科学技术迅猛地发展尤其现代医学领域的飞速发展，使得既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受到多方的冲击，不能正立而出现扭变，并产生了很多异化的东西。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和21世纪，现代医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认知的微观化、定性化和定量化，以此来衡定和评价医学行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上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使得本具有宏观、模糊、思辨、逻辑的中医药学受到了前所未有地冲击。这种冲击要求中医药学方方面面以现代医学为蓝本进行革新，在这一错误的思想指导下，于是后继者将现代医学的认识观机械地掺入到中医药学的理论中。提倡诸如“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构”、用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来验证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与否等，从而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总是水乳不相融的中医药理论。更痛心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党和国家给予中医药支持和扶持的“双拐”政策，但其理论体系从未出现类似以前的闪光点，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这种革新的科学性、可行性。哲学史观同样告诉我们：大自然界是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事物的共存性就在于此；任何一门学科或理论均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违背事物原有的规律而一味地求其统一将导致其框架的扭变和内容的异化。“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或许中医人都应该来读读这句诗词。 2中医药诊察体系的蜕变和简单化 中医药学在其特有的理论指导下，相应产生了特有的诊察体系。这种诊察体系不管是望、闻、问、切，还是比类取象、思外揣内、以表知里、见微知著等都反映出中医药学诊察手段的宏观化、人性化，从而把人和自然界放在统一体的稳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而现代医学则是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各种高精检测仪器，将机体肢解为若干组织去加以一一考察，最终寻求疾病发生发展的物质及其结构基础：或器官、或组织、或细胞、甚或分子基因水平，因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个体视为一个生物体而加以对待和处理。但众所周知，人不管是作为自由人还是社会人，均是感情和思维的统一体，而有别于仅作为生物体的人。人之为病不光是组织、器官、细胞和基因的故障和异化，更有作为自然界一分子而表现为心神身心的本质改变。生物—心理——社会这样的医学模式才是人性化的医学。但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所造就的现代医学使人自身心理活动受到严格地约束，使人成为一个社会机器上的部件：一切都要规范化、条理化、行为制度化，从而抹杀了人性的心理、情感、伦理的需求。在这样的现代医学背景下同样要求中医药学的诊察体系和手段的客观化。如前所述，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客观化的结果使得其固有的诊察体系和手段如今已经发生了蜕变而被简单化。 随着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人们被紧张的工作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社会竞争等所困扰。个体既存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社会环境中，种种疾病的产生因素可能很多，但是这种身心的亚健康或不健康应是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医生在诊治患者是不能一味地借助各种现代化的检查手段，而应充分地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患者的真诚接触、广泛的交流，从心理、生理上来把握疾病，将诊察疾病作为一种“仁术、艺术”，才能体现和符合医学行为人性化的本质。“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病道”怎么会少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撇弃和简单化了固有的人性化诊察体系和手段。 3 中医药防治疾病谱的萎缩和滥用化 中医药学作为现存唯一幸存下来的传统医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其临床的疗效性。 基于中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医药防治疾病也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辨证论治，这也是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精髓之所在。而与之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手段日趋单一化、简单化。医生不是通过自身所亲自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而是依靠各种先进的检测仪器采集定性定量化的数据而相应的用药。由此中医药学已不再通过四诊所收集的信息进行辨证而后论治，而是借用仪器检查结果进行中药的堆加，结果其疗效越来越不理想，于是作为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中医人也怀疑其疗效性、科学性，久而久之中医药治疗疾病临床阵地日渐萎缩。更有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数不少的中医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这一相对低廉的治疗手段。 同时只顾及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成果，而忽视了中药本来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等固有的理论去运用中药，最终导致如今中药临床的滥用化：诸如患者本已脾胃虚寒之象明显，而大用苦寒攻伐之品(如寒湿黄疸)大有人在，无不是使用者失其最基本的功底而一味地借用中药的药理结果。可谓“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珍；今人医在手，手滥药不神“(唐·苏拯《医心》)。 诚然，当代科学技术给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1世纪是中医药的世纪”、“中医药将在21世纪获得长足的发展”等美好的论调使人振奋。但我们都应以历史发展长河为鉴，而知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性。 在应用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来谋求中医药学科发展的同时，切莫忽视其给中医药学科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滞缓其发展甚或改变其本来的应有面貌。而应遵循“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合德”的中医药学关于人的生命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医学观，也即“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缓其泉源“(唐·魏征)之理。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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