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老上书”论坚持中医教育的主体性

 今天中国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中医生存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中，中医发展包括中医教育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时代价值。通过回顾“五老上书”这一中医教育历史事件，结合当前中医教育的情况，论述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的必要性，并对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有关措施作一粗浅的探讨。

1 “五老上书”与中医教育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会同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建立4所中医学院，并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同时在西医院校开设中医系或增设中医药课程，从此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医教育正式被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当时中医本科为六年制，在我国第一批中医大学生毕业之际，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等五位老中医就当时中医教育及毕业生所存在的问题，向卫生部党组写了一封名为《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的信，这就是现代中医教育史上著名的“五老上书”。

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汇集了北京地区乃至全国最为优秀的中医师，他们的临床疗效深得民众甚至西医医师的首肯，耳闻目睹也足以使初学中医者对中医产生牢固的信心。况且这批名医大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纵然当时中医院校统编教材有不足之处，亦在授课之时补充、完善，令学者明了中医理论之合理、圆通，从而生起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所以想必当时的教学效果不会太差。即便如此，中医学家们仍不满意，这可从“五老”给卫生部党组的信中看出:“我院这批毕业生的中医学术水平，对常见疾病一般说可以独立诊治，对某些疾病也收到一定的疗效，中医理论概念虽较明确，但能熟读熟记的较少;掌握的方剂药物也还不够，特别是阅读中医古书还有困难，运用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处理疾病，尚欠正确。看来基本功打得非常不够。⋯⋯总的看来，中医理论和临证还学得不深不透。”

鉴于以上情况，五位老中医认为中医学院原有教学计划有讨论修改的必要，为此五老在信中提出了包括“带徒的一点经验”“培养目标问题”“中医课程内容的安排问题”“大力提倡读书(包括背诵)风气，练好基本功”“怎样突破文字关”等5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纵观全信，其宗旨就是要维护中医教育中中医的主体性，增加学习中医的时间和力度，提倡传统中医理论的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而“学习中医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这就对钻研医学文献打下了基础”，“中国文学与中国医学向来有密切的联系。”

中医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在于其理论思维的特质，它所侧重表达的是生命与疾病现象的动态调节关系，而不是形态结构的实体;它所凭借的认知方法是通过传达信息的“象”，而不是概念系统;它用以认识生命现象的思维是复杂性思维，而非线性思维。这些核心思想决定了它指导医疗实践的功能以及整体、运动认识世界的功能。中医发展之所以绵延数千年，传扬久远，正是因为保持了在自身理论主体基础上的延伸。把握了自身主体，就把握了根本;离开了这个主体就会彷徨、迷茫，甚至丢失自我;离开了这个主体，去奢谈中医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全文体现了五老对中医院校中医教育主体性的重视，其对中医教育主体性有可能被淡化、被边缘化的忧虑之情跃然纸上，至今令人深思;其对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在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2 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

诞生于古代中国的中医药学，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化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同时又溶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医药学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萌生、成长的，中医药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能够自然地得以普及，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走卒贩隶，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由儒从医者、由官业医者更是不胜枚举。“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一方面形象地道出了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之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古代知识分子学医过程中角色转化之快，令今天学中医的人自叹弗如，皇甫谧42岁因患风痹而潜心于研究医学，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而著成《针灸甲乙经》;张元素、李东垣、朱丹溪等皆学医很晚，然而在其转入医学后短短几年里，医术盛名即传诵当时。而今天中医药院校中的学生，甚至到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个阶段，竟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学习中医七八年之后，仍不能独立应诊，即使应诊，若离开了所学的一点西医知识，便如瘸子丢了拐杖而无法前行，药不识几味，方不记几个，二三流的科研知识倒能侃一通。个中原因，不能不让我们考量当今中医高等教育的得失。

文是基础医是楼。王冰云:“且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传统文化就是学习中医升岱岳之径，诣扶桑之舟。今天，若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往往也由于先天乏力而后劲不足)，中药也难以保持和发展道地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

早在40多年前，五老就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文学与中国医学向来有密切的联系。历代的大医学家大都是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因而他们的著作才流传于后代，而文学家也浏览过医学书籍，如《内经》是当作‘子’书读的。远的例子不举，近代医家如曹家达、陈无咎、恽铁樵、陆士谔等，他们对中国古文学都有修养或著作，不突破文字关必不可能深造。‘医古文选’这门课，是为提高阅读中医古书的能力而设立的，其用意甚善。惟时数太少，所选内容有局限性，而又没有要求精读背诵，因之达不到要求。我们的意见，医古文选的内容须大大扩充，可选百篇左右的古文和六十篇左右的医古文，其中还要包括一部分音韵训诂常识，熟悉和掌握一些词汇、音义，同时要求学生课余写些毛笔字，以便养成书写端正的习惯”;“其他如体育课最好安排太极拳，如有条件，气功课可提前上，使学生在长期锻炼中，既有深刻的体会，又可达到强身保健的作用。”诚哉斯言!

3 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的必要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名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蓬勃发展的现当代文化，其实就是我们促进中医发展“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无穷宝藏，就是中医药健康发展的活水源头。单就中医古籍而言，几千年的中医学发展史，19000余卷宝籍，以其传世之作和珍贵的学术经验而蔚为壮观，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厚重遗产。故五老大力提倡读诵、钻研中医经典著作之风，这是坚持中医教育主体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医发展继承传统的基础工作。“中医学院须大力提倡读书风气⋯⋯我们在此提倡的读书，是学习中的一种方法，是指高声朗读，口不绝吟而言。朗诵读书，不仅可以帮助记忆，还可以帮助理解。许多不懂的东西，可以读之使懂，不通的可以读之使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中医学院究竟要读些什么呢?除十五门讲义以外，我们认为各课的原文补充教材一般是可以读的。例如《内经》原文百篇，《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均可以读。”经典著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关联性，熟读其中的一二十部，其收获一定比到处浮光掠影要大得多。但当前我们对此的情感却日渐淡远，与中医学渊源的断裂感也越来越深，以致出现了端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境界。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受的教育除了经过加工的教材外，又有多少人去认真读那些经典呢?时下在大学学历史的不读《史记》《汉书》，学文学的不读《庄子》《文选》，学中医的不读《内经》《伤寒论》的现象并不鲜见。

今天我们发展中医只是单方面地重视吸取现当代文化的营养，而忽视中医自身的传统及其所依赖的传统文化，“创新”有余，继承不足。其实中医发展的创新，不是庸俗化理解的“创新”(如今创新似乎也成为中医界的一种时髦，人人讲“创新”，事事讲“创新”，每天都有“创新”出现)，不是西医化的创新，它是中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前进的创新，在做好继承前提下的创新，是中医自身发展确实需要的一种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中医发展的推动力，是中医持续健康发展的引擎。离开继承的所谓创新，无异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对中医的实际发展毫无益处，只不过是一些时髦名词的堆砌，从而造出中医学术虚假繁荣的泡沫，为自己评职称、拉项目寻经费做垫脚石罢了。

此外，在今天的环境中，今人学习中医要比前人难上许多。首先小学、初中、高中一直接受着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的训练，大脑经过现代科技的洗涤，唯物主义、分子、原子早已在我们头脑中生根发芽。进入中医药院校，突兀地接受阴阳、五行、气，让人一头雾水，晕头转向，不经过一次再换脑的洗礼，想进入中医的思维状态，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事实不止于此，我们还要继续接受现代科技的训练，要学生理学、病理学、组织胚胎学、西医内科学等西医理论课，甚至这方面的课程比重要大于中医。一方面是中医的高度抽象模糊;另一方面是西医的高度直观细化，两种思维在中医初学者的头脑里不断斗争，颇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势。“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医教育的实效可想而知，虽然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然而在临床实践真正能够按照中医思路治病的大夫，在中国只有可怜的二三万人。

这样看来，在中医教育中坚持中医主体性更显得十分必要与刻不容缓了。40余年前，五老在信中就对中医学院培养目标问题以及中、西医课时安排做了深刻阐述，“中医学院培养目标是高级中医师”;“中医学院加西医课，其目的在于:使现代的中医师具备一些自然科学和西医学的基本知识，为将来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在保证学好中医的前提下加西医课。过去的教学计划两年半学完普通课和西医课，中、西课时数(不包括临床)的对比是一比一，这似乎是培养中西兼通的计划，因而西医没有学好，中医也没有学深学透”;“我们意见，用一年半的时间学习中医基础课，用三年的时间学习中医临床各科，结合实习，共四年半学习中医。另一年半学习普通课和西医课。这样，大体上可以保证学好中医。”

当代中医药学家邓铁涛忧心忡忡地说:“外加的‘从属地位’消灭不了中医，来自内部的‘自我从属’将消灭中医于不知不觉之中!这个隐患如不及时扭转，多少表面文章也振兴不了中医。”面对日渐远离传统文化与自身传统的中医，如何最大限度地恢复昔日中医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医自身传统成为当代中医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如何使中医能够按照其自身发展规律良性发展，这或许是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人们所应当迫切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今天中医学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艰难调适中，只有从源头的梳理中看清主体，才能对中医理论体系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今天中医学处在东西方科学文化的碰撞中、多元文化的交织中，中医发展只有保持自身的特质与主体性，挺立自我思考的主体性，向当代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出具有独特价值的理论与技术，才能卓然自立、焕发异彩，否则将走向异化，甚至沦为边缘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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