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壮医的经验积累时期(秦一隋)

    秦至隋时期，是壮族地区郡县划一时代，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急剧的变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并从中原迁来一批汉族劳动人民“与越杂处”，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又有不少汉族人民避乱南来，与西瓯骆越民族，共同开发岭南地区。秦汉时期壮族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推行牛耕。此外，陶瓷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等，有的地方已相当发达。商业交通有所改善。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开凿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样，广西壮族地区的医药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广西地处亚热带，又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铜、银、果、布之类。西汉政府在同南越国交界处设有“关市”，进行政府控制下的有限贸易。岭南出产的食盐、丹砂、水果、犀角、象齿、玳瑁等不断北运中原。   
    当时的对外贸易是由海上泛舟至东南亚、阿拉伯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徐闻、合浦是重要的港口，因此广西壮药也与外国交流。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广西地区汉墓出土的与医药有关的实物证实，秦汉时期广西壮族地区出产的或已确实使用的药物种类有如下几十种。
    珍珠、玳瑁——《逸周书•王会篇》云：“伊尹正四方令日：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南指我国南方，所指的“瓯”当指活动于岭南地区的越人，当时亦包括广西在内。珠玑，即珍珠。汉时，广西合浦所产的珍珠已闻名全国。据《后汉书》载，孟尝为合浦太守时，郡人有以采珠为生计者。珍珠在当时不仅作为佩饰之物，而且是贵重的药物。欧阳洵《艺文类聚》引《南州异物志》日：“玳瑁如龟，生南海中，大者如蘧藻，背上有鳞，大如扇。”《神农本草经》虽未见玳瑁相近，估计当时玳瑁之甲片也应可入药。最早记载玳瑁入药的是《本草拾遗》。其曰：“璋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生岭南海畔山水间。”俚人，是壮族先民之一，说明壮族先民是最先把玳瑁作为药用的族体。同一时期的《岭表录异》还记载了粤西人畜养碡瑁，佩带璋瑁以避蛊，以活碡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的经验。
    犀角——《前汉书》载：赵佗使者献给文帝“百壁一双，翠鸟干，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赵佗为当时广东、广西地区割据政权南越国之王，犀角即为当地之名贵土特产。《神农本草经》收载有此药。
    蜂蜜——《西京杂记》载：南越王赵佗给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可见岭南当时已盛产蜂蜜、蜂蜡。《神农本草经》指出：“石蜜，味甘平，主心腹邪气，诸惊痫症，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很可能当时的壮族先民已认识了蜂蜜的药用价值。蜂蜜是现在壮医常用的一味壮药。
    橙、柑、柚、龙眼、槟榔、橄榄、荔枝等，秦汉时期在广西已有种植。《盐铁论•未通篇》说：汉武帝“平百越为园圃”，南方水果北运中原，竟出现“民间厌橘柚”之局面。又《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条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桔皆百余种。”橙、柑、柚之果、皮、叶、核均可入药。柳宗元在柳州时，曾亲手种植柑树，写有《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诗。1972年发掘合浦县西汉墓有荔枝出土。隋唐书籍中，有许多言及广西荔枝的。如《岭表录异》载：“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荔枝在药用上具有补益强身的功效。至于槟榔乃壮族婚姻喜庆时须臾不可离开的信物，并用来防治瘴气。橄榄，也是一味常用壮药，壮族地区曾用来解河豚鱼肝中毒。千岁子，即仙人掌，壮族地区山坡野岭到处都有生长，当地群众不仅作为药用，还作为食用。
    桂——欧阳殉《艺文类聚》引《山海经》目：“招摇之山，其上多桂，皋涂之山，上多桂木，桂木八树，在贲隅东。”贲隅，香禹也，南越国之都。又引《广志》日：“桂出合浦，而生必高山之巅……交趾置桂园。”从《山海经》开始，历代本草书均有桂的记载，均言以岭南广西处出产者为佳。故广西有“佳海”、“八桂”之称。《伤寒论》、《金匮要略》用桂枝一百三十多处，分布于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七十七个方剂中。《新修本草》还介绍了壮族先民采集、加工、使用桂的经验。
    薏苡仁——《后汉书•马援传》云：“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一车。”交趾与广西接壤，广西亦当盛产薏苡仁。薏苡仁迄今仍是壮医常用药。
    菖蒲——《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平南越，得“菖蒲百本”。菖蒲全草均可入药。壮族民间每年端午节都在门口悬挂菖蒲以避邪，将菖蒲叶与艾叶扎成束，或烧其花絮，以熏虫蚁。《神农本草经》收有该药。
葛——《史记•货殖列传》日：南越地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集解》注曰：“布，葛布。”张心泰《粤中小记》云：“粤中多产葛，惟郁林州府知名最久。齐武帝佐客乐曲，被管弦，乘龙舟泛江中，令榜人皆着郁麻布……即今之郁林葛也。”葛之茎皮纤维可作织布，其块根则既可食用，又可药用。
《伤寒杂病伦》用葛根的条文就有八处。
    此外，广西地区多石灰石溶洞，洞内多有钟乳石，故广西自古以来盛产钟乳石。《金匮要略》中紫石寒石散有用此药。
    1975年，广西合浦堂排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碗，碗内装满了铁冬青的树叶和果实，树叶尚呈草绿色，叶脉清晰，果实夹在树叶中，皮、核保存完好。1976年，在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中出土的陶碗内亦盛有铁冬青叶。1979年，在贵县罗泊湾另一座西汉墓中又出土了四个内装铁冬青叶的小陶碗。铁冬青又名熊胆木，也叫红熊胆。两广民间的“王老吉”茶，就是用铁冬青的皮、叶加茅根、甘草熬制的。用铁冬青煎制的茶，可治疗喉痛、风热头痛等症。
    广西贵县汉墓出土有柏叶，盛于一容器中。《神农本草经》记载有柏叶，《伤寒杂病论》有柏叶汤，可见柏叶在当时已经广泛作为药用。
    丹砂——在广西汉墓中常有出土，估计当时人们已初步了解其解毒、杀菌、防腐的性能。故埋葬死人时放以丹砂，企望对尸体防腐。广西盛产丹砂。《桂海虞衡志》日：“出砂处与湖北犬牙，山北为辰砂，南为宜砂。”
    滑石——在广西汉墓中，常有滑石器具出土。《名医别录》提到过广西始安郡出产滑石。广西出产滑石，至少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县发掘出了罗泊湾一号汉墓。椁室淤泥内出土了大批植物的种实，经广西农学院和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保存根块)、芋(保存芋茎和茎头外壳)、纤维状物(可能是木棉)。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物，说明当时用草药治病防病在壮族地区已比较普遍。
    同时出土的尚有杉木木简，宽1～1．5cm，厚0．3cm左右，均残断。可释读的有十件。其中标本M1：368，“芭蕉心[园”，第四字似“发”。芭蕉又名甘蕉。稽含《南方草木状》言：“甘蕉望之如树……一名芭蕉……味似葡萄，甜而脆，亦疗饥……交广俱有之。”芭蕉心，性寒凉，功能清热解毒。因此，此木简可能是记载壮族先民医疗经验的，惜不能窥看全文。
    1979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罗泊湾二号墓，在墓后室东西两边的陶器中，也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实，计有青杨梅、橄榄、李、花椒、菜籽和瓜子等七种。
    如前所述，秦汉时期广西壮族地区的药物种类已相当丰富，可分为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三大类，大约有四十种以上。这些药物或见于秦汉之文献，或为汉墓所出土，大部分为《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所载。有些品种在秦汉时期的医药典籍中未见有载，因而不能确定其在当时是否入药，但从唐宋以后的医药书籍记载看，这些物品大都具有药用价值。说明这些药物不仅自产自销，而且还运往中原地区，有些还成为封建统治者所喜欢的珍贵贡品。
    应当指出，这些药物不仅为壮族地区所出产，而且在当时临床实践中得到应用，这反映了壮族地区已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水平。
    《五十二病方》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医方帛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比较浓厚的南方色彩。在治疗牡痔第一方说：“青蒿者，荆名曰荻；蓆者，荆名曰卢茹。”还有厚朴等，也是南方土产。书中所述的一些疾病，如漆疮，蛇毒、蛭蚀、蛊等也是南方常见的病。《五十二病方》记载的南方药物，当包括有一部分的壮药。
    广西汉墓所出土的铁冬青、金银花、柏叶等，乃是确凿无疑的实用药物，反映了当时的人们认为死者在阴间仍然需要吃药治病的宗教观念，故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药物一起殉葬。
    1979年7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三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柄顶端有一圆形小孔，针身均为直径粗0．2cm的圆锥状，锋锐利，长分别为9．3cm，9．Ocm，8．6cm。从外形观察，三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有深远的影响，一直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两枚较长的银针，其针柄与针身的长度超过了4：1的比例关系，与武鸣县马头乡出土的二枚青铜浅刺针，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在壮族地区先后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而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却未见记载，其与《内经》提及的“九针”也不完全相同，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针具，很可能该种针具仅在壮族地区使用，壮族先民很早就积累了自己独特的针刺治疗经验。
    罗泊湾一号墓有七个殉葬人，经鉴定，均无伤痕及骨折，其死因可能是毒杀。说明当时壮族地区已具有使用毒药的经验。
    汉代，壮族地区曾出现技术高超的民间医生。据《苍梧县志》记载：“远在汉代，邑有内科名医，董奉，字君异，居苍梧广信，有异术，以丸药服，能起死回生，虽三日可复。三国吴志，土燮尝病死三日，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颐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能复词，遂正常。”
    两晋南北朝时期，壮族先民同广大汉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文化上交流更为密切。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居住在交通便利地区的壮族先民俚、僚，由于与汉人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多被编入郡县，由郡、县地方政权直接统治，与汉人一样编入户口。而居住在山区的壮族先民则较少与汉人来往。这一时期，壮族先民进一步积累了防病治病的经验，并被一些医药典籍收载。
    晋代稽含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族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候以罪涉合浦，如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此草，与候服，毒遂解。”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雍，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雍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瞰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秦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瘅。”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芭蕉等“岭南皆有”。
    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唐以前的医学成就，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病因病理学专著。书中对岭南常见的痧、瘴、蛊、毒做了专门的论述。特别是该书记载了岭南俚人的五种毒药及中毒诊断方法：“岭南俚人别有不强药、有蓝药、有焦铜药、金药、菌药。此五种药中人者，亦能杀人。但此毒初著，人不能知。欲知是毒非毒者，初得便以灰磨好熟银令净，复以水杨枝洗口齿，含此银一宿卧，明旦吐出看之，银黑者是不强药，银青黑者是蓝药，银紫斑者是焦铜药。”说明早在隋代，壮族先民就善于制造毒药及救治中毒，有关知识也传入了中原。稍其后的《太平圣惠方》还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药毒的方药。
    此外，《诸病源候论》还指出，瘴气是流行于岭南的地方性疾病，是由于感触了湿壬重蒸之气而产生的急性热病，分为青草瘴和黄茅瘴等。由于岭南多发瘴气，故壮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疗瘴气的经验。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候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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