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壮医的萌芽时期(远古一周)

    广西是我国古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在人类发生和发展的过去一百万年里，广西这个地方始终是气候暖和，雨水充足，自然界中有丰富的食物资源，适宜于原始人类和与人类接近的猿类生息繁殖。”壮族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一样，曾经经过若干万年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这个阶段。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发现“柳江人”遗骨化石，其面部低矮、塌鼻梁、颧骨较高、下巴微突，这是在广西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代表着华南地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距今约五万年。距今一万年左右的“甑皮岩人”体质形态继承了“柳江人”的特征，与今天的壮族人体质特征相似。广西的考古，已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尚有“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白莲洞人”等，并伴随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工具。说明早在几万年前，壮族先民就广泛地分布在广西地区，繁衍生活。
    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居住在广西地区的壮族先民们，为了生存和繁衍，除了和大自然恶劣环境作斗争取得生活资料外，还要对付各种疾病的侵袭。当时的疾病，外伤当为常见。此外，各种传染病、皮肤病、胃肠病等发病率也很高。如1980年在广西柳江县土博出土的九枚人牙化石(属晚期智人)，发现有我国年代最早的龋齿洞。为此，人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防治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法和药物。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在壮族地区也是流传甚广的。
    近年在柳州市白莲洞遗址发现有烧骨、烧石、木炭的遗迹。火的应用，对壮族先民体质的增强和提高人们与大自然斗争的本领起到了重大作用。并能改进药物的加工、服用，提高疗效。在石器时代，工具比较匮乏，因此，一种工具多种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如骨针，既可缝制衣服，又可针刺皮肤，放血排脓；石斧和石錛，既是生产工具，又可作割剖、断肢、割脐、采药、切药的工具，石锤可用来捣烂药物。壮族祖先是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农业时代，民多粒食，在实践中进一步扩大了对药物的认识。总之，壮族医药的出现，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趋势，又来源于人们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可以说，就起源而论，壮医和中医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
    壮族先民，史籍称百越的一支。壮族在历史文献中有很多不同的族称出现，如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俍、僮等。商周时期，广西还未加入中国版图。《淮南子•人间训》记载，西瓯在秦始皇开五岭时，曾对秦军进行顽强抵抗，秦主将尉屠睢被打死，秦兵“伏尸流血数十万”，说明当时西瓯的社会生产力已相当高。原始社会已逐步解体。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所谓“瓯”、“桂国”就是指西瓯及骆越人。这些进贡的土特产，既作为佩饰之物，又具有药用价值。
    壮族自然科学发端甚早。两千多年前，就制造了精致的铜鼓，能将视为当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应用于铜鼓的太阳纹，并在左江沿岸绵延数百里的峭壁上，绘制反映古代壮族社会生活的崖壁画五十多处。对宇宙结构的观察，在二千年前就有令人惊叹的成果。壮族祖先认为宇宙是分为上、中、下三界的圆柱形立体结构，这比统治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托勒密地心说要先进得多。
    我国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便盛行着“干栏”式建筑。壮族的“干栏”建筑是“下畜上人”结构，在干栏上普遍采用了杠杆、平衡、对称、合力、分力、应力的一些原理，这种建筑形制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一大进步，是壮族先民卫生保健的设施之一，具有避风雨、防寒冷、避毒蛇猛兽袭击、避瘴气、预防痹症发生等卫生保健作用。
    此时，壮族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制陶、冶铜、麻纺织、竹木器、玉石制作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据考古发现，在石器时代，壮族先民就普遍使用砭石、陶针、骨针治疗疾病。对现存壮医陶针的考证说明，其针型与《内经》中九针之首——馋针，最为相似，二者又与砭石最为相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工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商至西周时代的壮族地区，陶器还是以夹砂陶为主。战国时代，制陶技术明显进步，器型种类日益增多，产生了早期硬质釉陶，其火候较高，有的扣之有金属声，达到了较高的制作水平。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可知在中原九针形成齐备以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体质和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要，壮族民间医生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有目的进行针刺治疗。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之前就已相当流行，因其对多种病症确有疗效，且简便易行，所以在壮族民间流传不衰，成为壮医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
    壮族先民的冶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除铸造铜鼓外，还生产不少铜制兵器及生产生活用具。1985年，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春秋时代墓葬群101号墓出土两枚青铜针，针长2．7cm，分头、身两部分。针身扁薄，呈长方形，长2．2cm，宽O．6cm，厚O．1cm。在针身的一端有长仅0．5cm的针尖，针尖根部略粗，呈锥状，尖端极为锋利。目前广西以外未发现此种形状的文化遗物，当为本地区铸造。从青铜针的外形观察，作为医疗工具的可能性极大。这是因为方形的针柄与短小锥形的针身差异太大，不能收到拉拽穿透缝缀布料或兽皮的效果，且无针眼，故不可能是缝衣服工具。又因为其形体过小，针柄造型不利旋转，不可能成为磨制珠玉等装饰品中心圆孔的成型工具。而方扁的针柄，极适于操作者稳持针具，短小锐利的针身，正是为了达到浅刺皮肤，又不重伤的目的。因此，这两枚青铜针，只能作为浅刺针具使用。该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细型金属制针灸针。武鸣县马头乡一带先秦时为骆越人聚居地之一，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大的迁徙活动，因而，这种浅刺针具使用的族体，毫无疑问是壮族人的祖先——骆越人。这说明，在两千多年前，广西骆越人的针制技术曾居全国之首，壮族先民是针刺疗法的创用者之一。这两枚青铜浅刺针的出土，为《内经》“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
    《山海经》一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医药的古籍。据《山海经笺疏》统计，其记载的药物计有动物药66种，植物药51种，矿物药2种。从广西各地发现成堆的野猪、野羊、野牛、陆龟、大熊猫、中国熊、蚌壳等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在同一个岩洞同一地层出土，说明当时广西土著人与动物接触较多。现在的壮族有生饮动物血液的习俗。壮医用药有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特点。《山海经》记载的药物以动物药居多，其中大部分在壮族地区有出产。
    壮族医史专家覃保霖，从壮语音义角度对《山海经•南山经》中的药物进行研究。《山海经》载：“祝馀，其状如韭而青华(或作桂茶)，食之不饥”，“白苍(或作睾苏)，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饥，可以释劳”，“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祝馀，壮语读为“卓医”，义为“放药”。《尔雅•释木》言荼为茶之初文，故桂荼犹今桂茶。白茗，苔字今人读旧，古人读高，壮语语法多用倒装，白蕃用壮语读是蒿苏。睾是后起文字，有高义，故睾苏即蒿苏，犹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读为草木之母根，壮族风俗，幼儿体弱多病者，常佩用草药木根一截，能防病治病。
    先秦时期，是壮医的萌芽时期。壮族先民的制针技术以及运用铜针、陶针进行浅刺治疗，反映了壮医的一定水平。这一时期壮医对药物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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