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代人体解剖对中医学术形成与发展影响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组织器官形态结构的一门知识，是医学的重要基础之一。限于历史条件，我国传统中医学中有关人体解剖知识虽未能形成独立的专门学科，但其却是中医学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鉴于人们对中医学与人体解剖关系的忽视，甚至出现根本否认中医学与人体解剖之间密切关系的倾向，故有必要加以讨论。

1中医学中丰富的人体解剖记载

从我国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到明清时代名医专著，多有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人体解剖内容。唐时孙思邈的《千金方》、元滑伯仁《十四经发挥》、明李中梓《医宗必读》、章潢《图书编》、赵献可《医贯》、李梃《医学入门》、王析《三才图会》等，不仅详载了人体解剖内容，还附有部分解剖图谱，供人参考。清代李滢《身经通考》、王清任《医林改错》等对人体解剖的研究成为此二书的特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归纳中医对于人体解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人体体表解剖与人体内脏解剖，现分述之。

1.1 人体体表解剖

人体体表由于易于观察，有的在活体上即可了解，故有关人体体表解剖内容较多，也较详细。如《灵枢·骨度篇》以常人为例，详述了人的头围、胸围、腰围的尺寸，以及头面、颈项、胸腹、四肢等各部位骨的长短、大小和宽窄。《素问·骨空论》则记载了人体头背四肢一部分骨名和骨空的部位。骨空是骨之空隙，包括左右两骨间，上下两骨间以及骨头上的空隙。《灵枢·经脉篇》《灵枢·经筋篇》叙述了经脉和经筋的起止分布，有许多地方也是从人体表面解剖叙述的，确立了很多人体体表解剖部位的名词术语。宋时我国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中记载的人体骨骼解剖内容丰富而详实，说明其时有关人体骨骼解剖已达一定水平。明朝《类经图翼》记载了人体全身骨骼名称，详细计量了全身骨度。清朝李滢《身经通考》对人体体表解剖记载成为该书主要内容，其内容详实而基本符合实际。中医学中关于人体体表解剖名称术语，多数沿用至今，说明古代医家对人体表面解剖认识基本是正确的。

1.2 人体内脏解剖

内脏由于深藏于人体体内而难以观察，但从《黄帝内经》中已载有除胰名以外的全部内脏名称来分析，古代医家已解剖观察了人体体内实质脏器。从古代医家对内脏命名所用词的最初象形字，也能说明这一点。如“心”字，最早字形为“”，其上部形似两个心房，下部为包含两个心室的部分，中间一竖是纵沟，整个字形又表现出心的外形。可见，古人所述的心就是解剖意义上的心。王冰在注释《素问·五运行大论》时对于人体五脏形态也作了描述，如“肝有二布叶；心形如未敷莲花，中有九空；脾形如马蹄；肺形似人肩，二布叶，数小叶，中有二千四空；肾脏有二，形如豇豆相并，而附于膂筋，外有脂裹，里白表黑”等。对此后世医家一直沿用，并有所发展，如“肺脏，明赵献可在《医贯》中记载：“肺两叶白莹，虚如蜂窠，下无透窍，故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吸一呼，无有穷也”。对肝胆解剖记载：“肝独有两叶”“膈膜之下有肝，……，肝短叶中有胆附焉，胆有汁藏而不泻”。对肾的记载是“肾生于脊膂十四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并而曲，附于脊，外有黄脂包裹，里白外黑，各有带两条”。对肾的位置、外形，外有脂肪囊包裹，肾皮质在外色深，肾髓质在里色浅，以及与血管、输尿管相接等描述，与现代肾的解剖认识基本相同。对脾的记载是：“形如刀镰，与胃同膜，而附其上之左俞，当十一椎下”（《医宗必读》），“如马肝赤紫”（《医贯》），“脾，掩乎太仓，附脊十一椎”（《针灸大成》）等。与现代医学脾的解剖认识是一致的。但由于古人误把现代医学胰脏也混入中医脾中，从而使中医内脏内容中少了胰脏，而脾脏则多了主运化功能，造成了中医脾脏及其功能认识的特殊性。如《难经》载：“脾，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很明显，从胰的质地、形态看，与散膏形似。上述对内脏的描述，来自于对人体内脏的解剖观察，而非动物内脏，此可由《难经》对人体各脏器的重量记载可知。如脾重二斤三两，肾重一斤四两，肝重二斤四两，肺重三斤三两，心重十二两等，与人体内脏重量相近。

值得提出的是，古代医家对人体消化道的解剖认识最为精确。从长度而言，古代记载与现代解剖认识相近。对整个消化道根据其形态分出了食道、胃、小肠、大肠。大肠又分出回肠、广肠、直肠等。如“回肠者，以其回叠也，广肠即回肠之更大者。直肠又广肠之末节也，下连肛门，是为谷道后阴，一名魄门，总皆大肠也”（《医宗必读》），其中回肠概括了升、横、降等结肠，广肠即为乙状结肠。对胃则不仅所绘图形与今基本一致，并分出胃之上口为贲门，下口为幽门。而“喉在前，咽在后，喉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咽……下接胃，本为饮食之道路，二道并行，各不相犯”“气口有一会厌，当饮食方咽，会厌即垂，厥口乃闭，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语呼吸则会厌开张，当食言语，则水谷随气逆入喉脘，遂呛而咳矣”（《医贯》）等记载，充分说明了古代医家对人体解剖结构观察之细致，描述之正确。其他如子宫“居直肠之前，膀胱之后”（《景岳全书》）等，与现代认识一致。中医关于内脏的解剖名词术语，多数沿用至今。当然，从膀胱上（入）口较为隐蔽，古人未能深入细致地观察而误认为无入口等解剖记载，也说明了古代医家进行人体解剖研究的粗糙。

以上举例，已清楚表明了古代医家在人体解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之所以要进行人体解剖，认识人体组织器官结构，当然是为了医学研究，临床诊疗活动。可以说，古代人体解剖知识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2人体解剖学对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中医学中很多理论与诊治方法是在人体解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某些学科专业的形成与人体解剖更是密不可分，现择其要，叙述如下。

2.1 对脏腑功能认识的影响

如消化道中胃主受纳食物，小肠对食物分清泌浊、消化吸收，大肠主传导小肠消化吸收后的食物残渣等，与人体解剖中古人对消化道中不同器官内内容物不同的直接观察有关。肺主气的功能认识与对解剖肺脏观察，发现其结构似蜂窠，下无透窍，肺内可能留有残气的观察有关。肾主水液，与解剖发现肾与肾盂、输尿管相连，输尿管中有水液（尿），从而联想到肾主水的功能。心主血脉，则与解剖观察发现到心脏与血管相连，心与流动着血液的血管有关。而肝藏血、脾统血则与解剖中观察到肝实质、脾实质中含有大量血液有关，并经过临床实践最终形成的。至于脾主运化功能则与古人将胰误入于脾，将二者合而为一的结果。其他如膀胱贮尿、胆藏精汁、女子胞孕育胎儿等，均只有通过对人体解剖直观观察，才能发现。以上脏腑功能的正确认识与解剖密切相关，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与临床诊治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2.2 对脉诊方法形成的影响

早期中医对经脉的认识基础之一是人体血管网，故有时又称血脉，亦见二者混称。通过解剖，人们发现这些经脉可“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其在人体内脏、体表、五官均有分布，并有动、静之分[1]，从而有动脉、静脉之说（此名称沿用至今，而未有称动血管、静血管）。从动脉搏动变化，古人认为可能与人体脏腑等生理、病理变化相关，并在实践中加以肯定，“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创造性地发明了脉诊，分出正常人脉（平脉）和病态人脉。又从解剖直观中“知所终始”，发现血脉在人体不同部位的集结性与系统性，而有三部九候的脉诊部位与诊断意义。可以说，中医别具一格的脉诊方法正是依靠解剖，并结合临床总结形成的。

2.3 对经络学说形成的影响

经络学说的早期认识与人体解剖是有关的，其形态结构以血管网为主。如《灵枢·经水篇》载“经脉者，受血而营之”“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等，足见经络与血管的密切关系。十二经脉记载中均有“盛者，寸口脉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内容。寸口、人迎均是脉诊部位，脉诊是依据血管变化诊断疾病，古人以此描述十二经脉气盛、气虚改变，说明早期经络形成与人体解剖观察密切相关，即至今日，经络具有行气血的功能仍是对经络功能的主要认识，且目前也无确实的科学根据能将血管排除在经络结构之外。

2.4 人体解剖是穴位与针灸方法形成的基础

穴位是人体体表可供施治的部位，其定位、取穴方法、针刺深度，以及针刺穴位的进针方向、手法等均离不开对人体体表解剖的认识。如取穴位用的骨度法、同身寸法，就是古人对人体体表度量后确定的。某些腧穴定位时需要特定的人体姿式，如上关需张口取之；肩髃需上臂外展时；养老穴需正坐屈肘，掌心向胸，当尺骨小头桡侧骨缝中取之。某些腧穴针刺时需特定角度，如风池，针刺时需向对侧眼睛角度针刺等，均需要有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可以说，没有人体解剖知识，尤其是人体体表解剖知识，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2.5 人体解剖是外科、骨伤科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上古名医俞跗，能“割皮解肌，决脉结筋，搦髓脑，揲茺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表明我国古代医家已掌握了应用解剖知识，开展外科治疗了。《五十二病方》“颓，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脽旁”记载了治疗腹股沟斜疝的外科治疗方法[2]。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葱管导尿法，《诸病源候论》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切除术，血管结扎术等外科手术的开展，若无人体解剖作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诸病源候论》记载的清创缝合术，强调了分层缝合，层次对齐，松紧适度。据李经纬[3]考证，此为“分层缝合或‘8’字缝合法，较之国外早11个世纪”。提示我国古代医家对人体组织解剖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并应用到外科手术实践中，对我国古代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骨伤科是中医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发明有诸多行之有效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法与治疗药物，对骨折复位与固定方法独特，对骨髓病变、软组织扭挫伤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疗法。如《诸病源候论》中有关开放性骨折的复位、内固定术等即已达到较高水平。中医骨伤科的形成与发展显然是离不开人体解剖知识的，特别是人体骨骼解剖，实为中医骨伤科形成的基础。

2.6 以脏治脏疗法的形成基础

我国古代医家早就应用动物脏器作为药用，治疗人体某些病变。一般用法是据人体某脏器病变采用动物同名脏器施治。如治人体肝病，则多在施用方药同时，嘱病人多食动物肝脏。肾脏有病，则多食动物肾脏。治遗尿，则以猪脬（膀胱）配以药物施治。治消渴，则用动物胰配合药物治疗。治肺结核、肺脓疡，以及咳嗽，可用猪肺与药物同蒸熟吃。而治男子生殖器性功能障碍，则治以狗、马、牛鞭（阴茎）等。中医这种以脏治脏疗法是因发现人体与动物同名脏器在形态、组织构造，生理功能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在实践中总结形成的。若无对人体脏器的解剖生理知识，以脏治脏法据何形成？

古代人体解剖知识对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远不止本文所列举的内容，但从以上举例已可说明中医学离不开人体解剖知识。从腧穴学、针灸治疗学、骨伤学等依赖人体解剖知识较大的学科，其既有特色，又发展较快，对现代科技知识与成果易于兼收并蓄的现实分析，中医学的发展要重视与人体形态学研究结合，实际上，古代医家在形成与发展中医学过程中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应该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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