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医探秘

宮廷女医 来自民间

中国专职宫廷医生自周代开始，而宫廷女医的设置，直到汉代的“少府”机构中才有。她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宫廷妇女的医疗保健。皇太后、皇后均有女医侍侯。《汉书》记载：义拘“以医幸太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者尝入侍皇后疾”。义拘、淳于衍，均为宫廷女医。宫廷里嫔妃、宫女众多，女医人数也必相应而夥。《太平御览》记载：“少府属官，有太医令、丞……，多至数十人”。太医令、太医丞既有如此之多，其中女医当然也不会太少。汉以后各朝均有宫廷女医，其记载散见于各地方志。《海宁县志》载：郭敬仲母亲冯氏，于宋朝建炎年间(1127-1130)入宫，“诊孟太后疾”。《兰溪县志》又有记载：宋代汪夫人“知书善医，精妇人病，显于时，掌内府药院事”。所谓入官诊太后疾、掌内府药院事，均为司理宫廷女医的职务。

据史书记载，御医多数是各地应诏受荐的名医，也有是由专门医学校(唐时称太医署)培养的。但宫廷女医却并非出自专门医学校的培养，而是来自各地精通方脉的民间女医，或应诏受荐，或经考试选入宫中。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徐孟荣妻陆氏受钦命，由“内侍至饧(无饧)召之入官”，直至晚年才被遣归乡里，这是应诏入宫为宫廷女医的例子。另从明代《长安客话》中可略窥当时选拔宫廷女医的一斑：先由地方官署从民间挑选精方脉的妇女，然后送往“司礼监”，经御医会试，录取后载入名册，待命入宫，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一位彭姓妇女，就是这样经御医会试后入宫为宫廷女医的。彭氏专为太后治病，颇得太后的喜爱。究竟这种女医考试制度从何时开始，尚待考察。

宫廷女医，在汉代是以“女医”一般称谓，在宋、明时也有称“医妇”、“医婆”的,可能“女医”为统称，“医妇'“医婆”以年龄区分，而并非官诰。有品级之分的官诰要直到她为皇室里的重要人物治病有功时才有敕封，如郭敬仲母亲为太后治病有功，才被宋高宗晋封为安国夫人，这种封国夫人之称才是真正的官浩。又从《长安客话》可知，医妇平时不住在宫中，而是经考试合格者注册在案，需要时应召入宫。

修道学医 以医济世

中国从汉代起，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盛行。道教重视摄生养性以求超升，炼丹导引以图难老，其门徒平素除炼丹合药外，常把研磨医理、采集方药、切磋诊治以为事，所以，妇女入道修行一方面得以挣脱俗家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学到养生治病的医药知识。道教标榜普济众生，传道以医药作为手段，所以历代都出现过一些云游布道、行医济世的女道士：晋有鲍姑，唐有蔡寻真、李腾空、胡谙，南唐有杨保宗等。

鲍姑名潜光，广东南海鲍靓女，医学家、炼丹家葛洪妻。从小生长在仕宦兼道士的家里，出嫁后从丈夫长期在广东萝浮山炼丹行医，过着清贫的生活。鲍姑医道精湛，揸长灸法，尤以治赘瘤和赘疣最为著名。常用“越冈天产之艾”，“以灸人身、灸赘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历年久而所惠多”。《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明记》石碑刻载：鲍姑“有赘艾(即红脚艾)，藉井泉及红艾为医方，活人无算。”她长期在南海、番禺、广州、惠阳、博罗等地行医采药，深受群众的爱戴，被称为“鲍仙姑”。《博罗人物仙释》里将她列为神仙一流人物。传说，唐代仍有人见她在南海一带行医。《太平广记》也载，唐代崔炜得鲍姑传艾灸术，用越井冈艾灼赘病，“毎赘疣，灸之一柱，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这些传说虽属无稽，但也反映了鲍姑医道之髙明和影响之深远。鲍姑的医疗实践活动很可能对她丈夫完成《肘后方》,特别是总结艾灸经验方面助有一臂之力。后世为了纪念这位女医，曾在她足迹所到之处建观立庵。据记载，鲍姑曾在广东越秀山下居住，留下一屋一井。后人称此井为“鲍姑井”，又在旧址建立一座道观，称为“越冈院”，明朝万历年间重修后改名为“三元宫”，内仍有鲍姑殿并有其塑像供奉。

蔡寻真系唐侍郎蔡某女，李腾空为唐宰相李林甫女，二女于贞元中(785-805)同入庐山，蔡居詠真洞天，李居九叠屏北、凌云峰下，并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继之，南唐杨保宗仰慕李、蔡的为人，也入深山修道，兼以丹符济人。据《真仙通鉴》记载，“南唐元宗闻之，诏赴阙，引入禁中”，后以荣耀赐归。据推测，可能与她的医术有关。但须注意的是，所谓“丹符济人”，这是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行医方式。以上四人可说是以丹药济世、以医疗实践活动见长的民间女医。

胡谙，道号见素子，对脏腑理论研究有素并有所得。她从道教摄生出发，把吐纳导引、却谷长生揉合—起。她认为五脏“各有所主”，“五脏者，神明魂魄志精之所居也”。五脏之气，对人体各组织均有重要作用：“五脏之气，散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关节，引为筋脉津液血髓，蕴成六腑三焦十二经，通为九窍，故五脏者，为人形之主”。她主张保护五脏以却病延年，“五脏坚强，则内受腥腐，诸毒不能侵；外遭疾病，诸气不能损，聪明纯粹，却老延年”。为了保护五脏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行，必须先对脏腑有明确的了解。她认为原有脏腑理论过于“奥密”，“后学之辈，罕得其门”。于是她经过一番“搜罗管见，罄竭谀闻”的过程，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按据诸经，别为图式”，编绘了«黄庭内景图》—卷。观其内容先明脏腑，次谕修行，并行病原，吐纳徐疾，旁罗药理，导引屆伸，察色寻证，月禁食忌”，确是一幅罗致多端、体例庞杂的道教图卷。据她自序，此画卷“披图而六情可见，开经而万品昭然”，很可能她的脏腑理论在图中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可惜该图卷早已散佚，仅从《唐书》、《宋史》的艺文志中见其图目，故关于她的脏腑理论的价值如何，无从评论。

家庭缘渊 本人勤勉

除了布道行医的民间女医外，大多数民间女医的成长与家庭有缘渊关系。她们的家庭往往是一代和数代行医的医户人家，或是具有丰富医学知识的书香门第。她们先得家传学仁术，后入杏林效前贤，以医术济世，闻名于时。明代杭州郭琬妻毛氏，她生活在全家皆能医的医者世家，郭琬之父绍矩，“以医名当世，琬继其业，益精，”其母吴氏“亦皆能医”。近朱者赤，毛氏的医术当然是出诸家传。毛氏家里，父辈行医，丈夫行医，婆媳皆能行医，真可谓医者辈出。

女医的成长，受家庭影响、耳濡目染固然重要，但本人的刻苦努力更为重要。她们往往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自学，一旦产生兴趣就锲而不舍，矢志成医，终生不渝。明代女医谈允贤，江苏无锡人。祖父曾任南京刑部郎中，兼以医闻名，祖母(太母太宜人茹)对医也颇有素养。父亲在刑部任上时，奉迎其祖父母至任所。谈氏时垂髫侍侧，并在祖父母的指点下开始晨耕暮耘、“昼夜不辍”地学习《难经》、《脉经》等各种医书。谈氏聪明好学，平时自己潜心揣摩医理，“暇时请太宜人讲解大义”，对所学的知识达到了“瞭瞭无窒碍”的地步。结婚不久，连得血气等疾，她不但没放弃学医，相反把这作为临床自我体验的学习机会，“凡医来必先自诊视以验其言，药至亦必手自拣择，斟酌可用与否。”子女有病，她也把这作为学医见习的机会，常请教于太宜人，自己亲自调理。在太宜人的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勤勉努力，谈氏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后来，太宜人卧病不起，临终前将平时积累的经验方和制药工具都传给了她。后来谈氏谨遵太宜人的遗训“行当大吾术以济人”正式行医。她尽其所能，“往往获奇效”，所以“相知女流眷属、不屑男（医)治者，络绎而来”，贏得了声誉。谈氏五十岁时将太宜人传授的医术和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女医杂言》—书，又命其子濂抄写付梓，于是这本书得到了问世。

避短扬长 贵在实践

中国古代妇女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生活天地比较狭窄，但是古代女医还是在有限范围内作出了贡献，或以儿科见长，或以妇科闻名，也有揸于针挑术的。她们之所以在这些方面有所成就，一方面与她们克服不利条件、发扬自身的长处有关，即她们所致力的科目恰与女性的生活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她们所处时代的医疗实践和医药成就有关。明清时期，中医各科均已臻于成熟。宋代儿科钱乙、妇科陈自明，元代伤外科危亦林，明代医药家李时珍，这些前代和当代医家及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足堪后辈师法。这对明清时期女医的成长无疑是有利的条件。当时在专科方面较著名的女医有明代的方氏、清代的顾德华和冯衢等。

方氏，明代程相妻，安徽休宁人，以儿科闻名于时。相传毎年救活小儿不下数千人。

顾德华，又鬉云，江苏吴县人，生于清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她是吴县一带的妇科名医，经她诊治，莫不钦仰。著有《花韻楼医案》—卷，共载病案二十九个，多数为危重病例。其论治透彻，立方平善，均为经验之案，为女医中所“罕见”。同县张玉田收藏其抄本，1921年绍兴裘吉生将其抄本辑入《珍本医书集成》，使《花韻楼医案》得以流传至今。

冯衝，又名樽宜，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是清代著名的外科女医。冯氏擅长针挑痈疽。患者痈疽发背，她在病灶左右上下用针，挑出一粒米状脓栓，其痈疽便自行消散。一些严重病症，经她针治，亦数日而愈。冯氏将医技传给女儿，奈其女寿命不永，以致冯氏的绝技得不到传播。

明清时期，著名女医渐多。除上述数人外，明代尚有“以医术游四方，治病多奇验”的山西介休人韩医妇;清代还有“晚年精于医”的吴江人朱玉，皆名噪于当时。

行医救国 以强种族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医人医国、匡世济时的思想在古代医家中广为流行。历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建立了感人的业绩，但在妇女中产生行医教国思想的实属少有，而曾懿为其中之佼佼者。

曾懿，又名伯渊，四川华阳人。生于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正处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革维新呼声口益高涨的时代。在那时代动荡、社会变革的政治环境中，她接受了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她认为国家要自立富强，首先必须强大种族，而医学卫生，对家庭可以“保康强”，对国家可以“强种族”。这便是曾氏研究医理、著书立说、推行行医救国的指导思想。

曾懿的思想和学识集中反映在所著《古欢室丛书》(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中。内有《女学篇》、《医学篇》、《诗词集》三个主要部分，并附《中馈录》。

《医学篇》共二册，上册专论温病，下册专论杂病。她认为金元四大家皆有偏胜，故推崇当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徐灵胎、吴鞠通、王士雄、费晋卿等，说诸人“皆能运化古方，以治今人之病”。她曾四次罹染温病，都赖吴鞠通的理论指导转危为安，因此十分倾服吴氏的《温病条辨》，评赞他“妙在顿人津液,不专攻伐”。在她自己的著作中也较多采用吴氏之说及其医方。曾氏推求古法而能弃其所偏，潜心体察而能掇其精华。她经过三十余年的精心研究，对伤寒、温病的病症及其治法进行了明晰评辨，写成了医论数章，又对自制诸方进行了筛选，亦选其灵验者荟萃成帙。这就是曾氏《医学篇》的大概。

综上所述，出家修道是隋唐妇女学医行医所常攀登的一条崎岖蹊径；家庭缘渊、前人经验和本人勤勉、扬长避短是古代妇女成医的主客观条件；时代潮流、行医救国思想是推动她们奋起学医的社会动力；而宫廷女医系来自民间女医，要说女医成长的道路也许主要是这几条吧。中国古代女医，功著人间，必将历万世而不朽其名。